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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央视打假晚会
众所周知，3·15晚会是由中央电视台联合国家政府部门举办的大型打假公益晚会，自1991年开始至今已举办27届，开播以来揭穿了无数的骗局、陷阱和黑幕，极大地维护了广大消费者们的权益。
消费者平日遇到的消费纠纷、企业侵权等问题，都可能被央视拍成企业的“罪状书”， 它就像一个黑榜奥斯卡，谁会入榜，也成为315当天最大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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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人的捞金盛宴
一年一度的315，对于企业而言可谓最紧张的时期，因为全民的目光都注视在打假上，一旦遭到曝光有可能陷入“舆论漩涡”，后期必然要花费更大代价来形象公关。
所以，在职业打假人看来，315堪称一场豪华的捞金盛宴，借助全民的聚焦点、媒体力量以及执法机构形成的震慑力，以假货相挟索要赔款。有人说他们是民间的打假斗士，有人说他们是寄生在商家身上的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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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人的崛起之路
1994年是中国职业打假人的元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规定买到假货“退一赔一”。无门槛、收益快，这种诱惑让打假队伍开始崛起。
“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
直到2009年《食品安全法》实施，消费者购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要求生产商或卖家承担10倍惩罚性赔偿。在10倍的巨大利益面前，不少人投入到职业打假的庞大队伍中，游走在各大商城中寻找过期食品。
2014年修改后的新消法生效，经营者需承担“退一赔三”的赔偿责任。赔偿款从一倍变成三倍，比起找过期食品，寻找假货更容易得多，职业打假师徒制和公司制团队模式进入发展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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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人的招数
打假团队一般会在各地广布“线人”扫货，凭借常年混迹打假圈的经验，个个炼就“火眼金睛”，一看一摸便知商品真伪。即便买到真货也不怕，因为可以全款退货，不会耗费多少成本。
假货到手，打假人便索要巨额赔偿，如果卖家不配合，就向平台投诉或工商部门投诉。卖家收到投诉后一般会让步妥协，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商品有假冒伪劣嫌疑，私下协商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更小些。
如果卖家无视投诉，或坚持否认售假行为，打假人便会让质检部门出具鉴定，而后对簿公堂，最终的解决途径要么私下协商，要么根据判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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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人也分三六九等
对于高端打假人而言，他们只需隐藏幕后运筹帷幄，电话指挥下属办事，由律师出面解决，全年到处旅游，打假所得的钱自动流入账上。甚至向企业定期收取“保护费”，保证不被同行投诉举报，如果企业拒交，则再次发起打假索赔。
有些低端的打假人犹如流氓痞子，常使用下三滥的手段，把假货夹带进商场，偷换商品条码，或者把食品藏在犄角旮旯冰箱、洗衣机中，记下位置和保质日期，等到过期再拿出来，以此勒索赔偿。
还有一些软骨头，只敢口头恐吓或者投诉卖家，没有能力寻求司法途径索赔，一旦遭遇到比较“硬”的卖家，只能借助平台的干涉退款不退货，也就是不费成本“吃掉”卖家的货物，留着自用或转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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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违法边缘
职业打假人拿到赔偿的速度取决于食药监局和质检局等有关部门的办案进度，后者稍有拖滞，打假人便会再向上一级纪检部门进行投诉，强压着办案人员加快进度。
最快拿到钱的方式就是协商，为了逼迫商家妥协，打假团队故意在各地法院提请诉讼，企业去应诉，他们就撤诉，撤诉之后很快再次起诉。反复如此，搅得企业无心应战，不得不妥协让步。
投诉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毕竟企业不想被执法部门盯上，而执法人员也不想被纪检部门盯上，这种手段虽然“法无禁止皆可为”，但严重占有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而且，职业打假人在企业看来是非常招恨的，被恐吓、暗算是常有的事，甚至还发生过命案。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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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出路何在？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发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的答复意见中，首次表态：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职业打假的行情逐渐遇冷，各地法院目前只支持消费者打假，对于知假打假行为不予支持。此外，各大行业之间还抱团组建“负面信息交互联盟”以应对职业打假人，他们与公安机关共享职业打假人的负面信息，如果确认有故意造假勒索等行为，将处以罚款或刑拘。
毋庸置疑，要净化市场必然要限制牟利性打假，对牟利性打假说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货横行的乱象，必须全民参与打假、提升打假档次、提高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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