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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的关系在病人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 Dr.Chu  来源| 醉美玉兰

美国麻醉学杂志和外科学杂志同时发表了该文章

手术室内各成员之间团队合作是围术期患者安全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可能对患者预后和安全影响最大的团队因素是团队中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二者的关系。

本人的假设基于个人观察以及Diana McLain-Smith工作,Diana指出团队各方之间的关系是团队成功或失败之根本。

如果承认二元领导模式是医疗安全、质量和(或)手术室团队有效运行的一个(确定)关键因素,那么由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构成的二元领导模式正是我们应该寻求理解和最优化二元模式。

我在文献中发现鲜有关于二者关系(外科与麻醉)的研究。

  • 究竟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如何从自己视角看待对方?

  • 他们给予对方怎样的期待?

  • 他们是否具有不同价值观?

  • 如果价值观不同,那么这些价值观又是以何种方式、如何影响他们对患者做出最佳决策的?

在更大团队中,他们作为二元领导模式的效能如何影响团队运行?当遭遇困境时,这些关系如何促进成功或导致失败?

而且,既然这种关系对安全(患者及其照料者)如此重要,那么,这种关系有时或经常性不和谐(或运行不良)时,可以采取何种措施得以提高和谐性?

我认为,更好的理解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的动态关系有利于进行干预,改善二者关系,从而提高患者安全和围术期医疗质量。

为此,我提出一些过去曾经提及的问题,无论何时处理二者关系时,建议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有利于二者关系最佳。

外科-护士-麻醉之间的三元关系或其他关系对于患者安全、效率和质量同样重要。

但两个医生群体(外科和麻醉)动态关系:有时共同领导、有时相互服从或互为竞争,可以促进团队成功或成为成功的障碍,其已超越了其他二元或多元关系,并同时相互作用。

关于外科医生与麻醉之间的关系:你需要了解的真相!

在这种意义下,“关系”即两个人相处如何。

  • 他们如何尊敬、信任对方和相信对方观点;

  • 他们互相依赖寻求建议的程度;

  • 在一些行动可能影响对方时,双方对自己行动保持随时相互沟通可能性程度?

有些文献谈及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关系经验方面的内容,对于二者关系中的沟通和冲突进行了剖析,也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

手术室内成员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的矛盾,需要重点关注,在手术室工作过的每一个成员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或目击过这些矛盾。

如果处理得当,与专业决策相关的矛盾是很自然和合理的,但个人之间冲突既不合理,也从来不会使病人的利益获得最大化。

由于日常工作多变及人类本身变化无常,即使在总体关系良好的双方也会产生摩擦。经常这种矛盾可能显而易见,或是欠佳、甚至伤害关系潜在的毁灭性表现。

这种摩擦是否产生一些问题取决于其如何产生及成员如何解决,但经常,这些摩擦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相处的时间是多样的,有时是双方刚刚合作,有时是双方在一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共同熟悉有时有利于相互信任,从而化解摩擦;但有时会造成稳固的不正常关系和不信任。

交流某些方面、角色感知、差异性心理模型、发起对话的语调及相关问题等在大量研究中进行阐述,尤其是Lingard 等人,其他学者也进行了描述。但这些文献中均未强调理解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之间二元关系正常运行和不正常运行的根本原因及如何得以改善。

遗憾的是在卫生医疗领域,很少有关系运行的有效性的研究,尤其是关系运行良好实例,而这些在卫生领域较其他行业更多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关系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医疗质量、安全和效率。

个人观察

由于多年在患者安全和质量上的个人观察及与麻醉医生、外科医生的交谈,我被这个话题所吸引。

由于我本人不是医生,并未亲自经历来自任何一个群体的这些行为(作为其他群体中一员),或许我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存在瑕疵(“群体”可用于描述手术室内不同专业人群:如外科医生、护士、麻醉医生、外科技师,对于想了解群体本性和行为在群体之间和社会中的破坏性,参见Junger10)。

但作为对双方都不存在偏见的观察者,或许我具有任何一方都不具备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诚然,我的大部分经历都与麻醉医生共事,但在注意的类型、顾虑和假设方面,我与外科医生足够充分类似交流。

情形一

当双方关系处理良好时极大地满足了患者的利益,每一方都能够帮助或补救对方,一个良好地工作关系为双方创造了一个更加愉悦的工作环境。

情形二

当双方关系处理不好时,有时可能的确会造成伤害,且经常会造成一个不愉快,甚至有时有害的工作环境。

情形三

双方都觉得对方对自己有贬义看法,如我问其中一方总体上如何看待对方专业时,首要回答可能包括:对对方应表示尊敬(推论:当在一起工作时,双方都应共同尊重对方医生群体工作习惯/成见)。

情形四

有时各方都会将动机归于对方,而这些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病人的最大利益。

尽管我并不知道支持如下特征的试验数据,我拿出一些收集到的范例,都是各自一方有时对对方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患者利益最大化考虑时感受。

 麻醉医生对外科医生的负面印象(感受) 

麻醉医生对外科医生的负面感受包括:

  • 未能了解患者内科或麻醉相关问题(与外科相对的);

  • 不预知或了解术中失血情况;

  • 经常低估手术时间;

  • 未能向患者及家属告知手术成功可能性和术后恢复困难程度方面信息;手术时未充分考虑患者除外科以外健康情况及愿望;

  • 劝阻别人关于患者安全考虑的谈话。

 外科医生对麻醉医生的负面印象 

外科医生对麻醉医生的负面印象包括:

  • 更多考虑正点下班而不是满足患者需求;

  • 出于不必要的顾虑而期望取消手术;

  • 不重视手术日程安排需求;

  • 手术翻台时间不合理延长;

  • 手术期间分心和心不在焉;

  • 未能与手术整个团队及时沟通生命体征重大变化;

  • 在需要使用升压药时未能告知团队;

  • 对患者-外科医生的关系缺乏理解;

  • 不愿意根据外科医生对最佳手术技术考虑要求改变麻醉方式。

价值标准差异

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职责不同,从而导致在看待如何最有利于患者的问题上,二者具有不同价值标准和动机。

群体(外科或麻醉)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过一定训练,长期形成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这与数年来追求的最大成功相一致。

学者Haidt深刻阐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价值体系如何形成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来看待“异己”。像所有群体一样,一个团队总体成功可导致其他团队负面感受。

因而,来自不同群体(如外科VS麻醉)中两个个体之间关系运行不良是预料之中的。要想从患者利益角度来改善这种二元关系运行,就应认识并承认这种差异,努力化解和适应这种差异。

理想的关系是啥子样子呢?

假如我是患者,我希望我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能够完全和谐的工作,为了我的安全和健康而抛开个人需求。

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应加深相互理解对一般患者及特殊患者来说,对方专业目标的要求和限制(禁忌)。

这些担心问题双方应该足够早提出来以便有充分时间去解决。(理想来说,提前一天或更早,或将患者接到手术间之前认真开个“碰头会”(多学科会诊);对一些简单手术需求,术前核对暂停即刻时间可能足够)。

各方都应乐于接受并鼓励倾听对方感受和观点,即使可能跨越到对方的专业领域。这些可能仅仅在鼓励对方提问的情况下才出现。

一方常常是从对方的“基本假设”(来自以模拟为基础的任务汇报)扩展开始的:“我认为你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出于该患者和团队的最大利益,你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最好和寻求改善。”对于何种选择存在合理分歧,争论焦点是对病人何为正确,而不是孰对孰非。

可能促进最佳关系的范例是跨学科的并发症和死亡病例讨论(M&M)或病例审查和实施有效小型会议。

我参与过2家医院多年的单学科和多学科质量保障委员会,二者都有优缺点。

总的来看,以团队形式进行的疑难或不良预后病例讨论/任务汇报似乎非常可取。也存在一些障碍,如各学科之间日常工作安排差异,在本学科专业之外地方谈一些关键或敏感话题而感觉舒适(不尴尬)的需求。

幸运的是,这种跨专业任务汇报(讲评)日趋增加,因而我们希望这样会对整体工作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何种类型的研究会促进更好理解?

目前的围术期团队成员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都未能解决我最初提出的大多数问题。调查研究、小组讨论、观察性研究、危急事件报告或深度种族学均可用于阐明促使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二元关系运行良好或不良机制。

就象我们自己团队在19世纪70年代实施的危机事件研究,最初可以更加清晰确定存在的问题,可量化这种关系运行不良和运行良好对医疗质量影响程度。

二者关系运行不良和运行良好案例报道,尤其是导致次优医疗管理二者关系中更加细微方面,都可以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关于行为和态度如何导致最佳或最差治疗或以及二者关系中任何方面)。

Lingard的工作尤为突出,这类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地点。Bosk的开创性著作,“宽恕和记忆”就是一部在外科学界潜含种族学研究的优秀范例。

通过强调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双方的关系来重现这些,可能对我提出问题有所启发。

另一个需要探讨和知晓的领域就是情商因素(可能已经非常丰富了)。日趋加深对情商理解对于有效领导力和人际关系的处理非常重要。

讨论

在获得更多证据的同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如果您是麻醉医生或外科医生,您认为我提出建议值得解决,从而改善您的病人就医体验和提高您职业工作的快乐和意义,那么在尚缺乏试验证据之前您该如何做呢?

我没有去验证这些建议,除了在我的生活中有时我认识到关系运行不良,因而我不敢肯定这些建议对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之间关系有用。

我作为个体或团队的管理者、领导者多年来积累一定的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以下想法是有用的:

  1. 询问对方专业一个同事关于对自己专业成员的看法,就这些看法的根源进行对话沟通,最好是在便餐或饮品会而不是正式的病例讨论会上进行。

  2. 阅读本文一些参考文献来了解更多二元关系中的摩擦和跨学科态度。

  3. 举办来自各学科(麻醉、外科)多个成员间专题讨论或小组讨论,职业协调员可有助于这些努力的成功。

  4. 主题小组讨论的专题可以是明确指出在不同场景下领导者如何共享或委派。

  5. 下次出现对方专业同事的医疗行为让您感觉似乎他们是出于自身最佳利益而不是患者利益时,也许有些好奇和充满后设认知,应考虑可能的其他解释。如果您能以一种非威胁性、非指责性的方式来解决,不妨可以询问对方,但带着真正好奇和微妙来处理这些事并非易事。这是一种技巧,需要培训和实践。

  6. 如果您够幸运正好在一家拥有模拟培训项目的医院上班,而这个模拟项目又能够培训整个手术团队,您一定要利用或创造机会参与进去。

  7. 如果在此发现的问题能足够与广大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产生共鸣,美国外科医生协会和美国麻醉医生协会在探讨有关问题和努力实现更加优化状态时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

限于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列出帮助理解和优化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人际关系运行的所有相关问题。

  • 如在固定人员团队和随时更换人员团队环境下工作;

  • 与团队其他成员之间相互关系;

  • 工作量压力;

  • 就业机制(独立或雇员);

  • 学院派还是私人执业?

这些均可以成为扩大对话和探讨的一部分。

您可能是一位与这些毫不牵连的外科医生或麻醉医生,或者您够幸运具有牢固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人际关系。

尽管如此,我有足够的证据相信“这双鞋”(外科-麻醉人际关系理论)适合很多人,即使那些最优秀的人和最佳人际关系也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当然,我了解的情况:外科医生-麻醉医生之间的关系损害患者的例子已经够多了。

最后,无论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问题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一致意愿是维护患者安全是重中之重。

相关文章链接:

◉https://www.beckersasc.com/anesthesia/5-key-ways-to-strengthen-the-surgeon-anesthesiologist relationship.html

作者简介

Jeffrey B. Cooper, PhD, has been awarded several honors for his work in patient safety, including the 2003 John M. Eisenberg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Patient Safety from the National Quality Forum and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and the 2004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linical Engineering. In 2009, the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 Critical Care & Pain Medicine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MGH) established the Jeffrey B. Cooper Patient Safety award in his honor.

Dr. Cooper is the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edical Simulation (CMS),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e use of simulation in health care as a means to improve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o avoid risk to patients. He is also Professor of Anaesthesia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MGH.  Dr. Cooper is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Advisors at the National Patient Safety Foundation and founded the NPSF Research Program, which he chaired for seven years.

In the 1970s, Dr. Cooper performed landmark research studies on medical errors and later became the lead member of the group that created the first safety-related standards for anesthesia, equivalent versions of which have since been adopted in the US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is a co-founder of the Anesthesia Patient Safety Foundation (APSF), serving continuously on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for 13 years as chair of its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Evaluation. He is now an APSF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 pioneer in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 in health care simulation, Dr. Cooper has led CMS to become one of the premier simulation programs in the world. Among the more innovative programs he has created or co-developed are the Institute for Medical Simulation; live, interactive simulation video-teleconferencing; and the novel Healthcare Adventures (program for training health care administrators and leaders in teamwork via realistic simulation).

Dr. Cooper received his B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om Drexel University and his PhD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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