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夏县司马光祠中，有一座建于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余庆禅院，这个禅院也是司马光祖茔的香火院，当然，司马光不是依仗炙手可热的权势搞特殊，在自家祖茔旁修建香火院的。
宋治平元年，英宗皇帝准备大兴土木，给死去的仁宗皇帝建佛院。司马光直言进谏，说此举劳民伤财，英宗皇帝当时居然没有龙颜大怒，反倒采纳了他的建议。
英宗下旨为朝廷重臣的祖茔修建佛院，让驻院僧人耕种这些祖坟的田地，同时帮忙照看祖坟，好让那些长年在外的朝臣能安心为国尽忠。
二十年后，神宗皇帝取意于中国老话"积善之家庆有余"，给这佛院赐名余庆禅院。
近千年的烟火风尘，未曾剥蚀字里行间的荣耀，人世沧桑，磨灭不了的是一代名臣的作为。
在我国历史上，司马光一直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物。
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鼎鼎大名，光耀千古的人物，从亲密无间的挚友到难以共事的政敌，只因政见不合。
近代有人冠以王安石为伟大改革家，司马光就成了顽固保守派，事实上，司马光绝不是顽固保守之人，从他破瓮救友一事中就能体现的出来。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不是变不变法的分歧，而是怎样变法，如何变法的分歧。
多年后，王安石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一向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继续施行了近十年的新法之后驾崩，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后垂帘。
时年66岁的司马光被召回开封，出任宰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起用旧臣，恢复原有制度。
然而，尽管司马光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可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仍然善待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足见其作为君子的坦荡之处。
在宋朝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司马光的政绩大加褒奖，宋哲宗还敕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然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没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
在司马光去世后，改革派重新当权，御史周铁首论温公"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
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309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
然而，这些行为都不能掩盖司马光人格的光辉，司马光的人品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
在当时的宋朝，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位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如今，在司马温公祠中还保留着一座司马光当年出资修建的涑水书院。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这位皇帝在临死之前感念司马光忠于职守，立下遗诏，赐给他一笔金银。
这年秋天，司马光重返故里，当时百姓的日子十分贫苦，大片土地荒芜，村落破败不堪。当他听乡亲们说因为地方财政紧张，办学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便立即决定拿出那笔赐金来，资助故乡办了一座涑水书院。
司马光死后，皇帝封他为司马温公，家乡人为了纪念他，便改涑水书院为温公书院。如今，虽然司马光已经故去了数百年，但是他的思想和善举却在这个书院中得到了传承。
古往今来，凡成就了大事业的人往往都对自身品德的修养特别重视，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特别在勤俭方面，在当时，在后世都是有口皆碑的。
奢者必惰，俭者必勤。司马光的"勤"也是有名的，而且养成于少年，贯穿其一生。
司马光幼年时期，就是一个勤奋读书的孩子。
据说司马光小时候读书"常患记诵不如人"，别的孩子把师傅留下的背书任务完成了就跑到外边玩去了，这时的司马光则留在屋里。
为了不分散精力，司马光放上帷幔，苦读苦诵，一直到背诵得比别人都滚瓜烂熟才肯罢休，这种背诵的习惯到他中老年的时候还仍然保持着。
每次外出骑马，夜深人静，都是他背诵的好时间。
说到司马光的勤，还有一个"警枕"的故事是值得一提的。
在他修编《资治通鉴》的后期，有人说他编修史书用了十几年还没完稿，是故意拖延时间以捞取朝廷给的俸禄。
为了加快写作进程，司马光用一截圆木做了一个枕头，起名"警枕"，用以警醒自己。每次睡觉的时候就枕着圆木，身体一动圆木就会滚动，醒了以后就继续写书工作，丝毫不敢懈怠。
他在向皇帝上奏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一生读尽了天下书，于学无所不通，正因为他学识渊博和勤奋自律，才使他用十九年的时间完成贯穿由战国到五代末年，共计1362年历史的宏伟史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一生做官，一生勤政。
司马光做宰相时，距他去世只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时他已疾病缠身，举步维艰。
他死后，官员整理他的遗物，除了有八张稿纸上写的奏文外，在枕间还有《役书》一卷，再没有什么其他的财物了。
司马光生前的品德和政绩，朝廷赐他为太师温国公，用一品礼服装敛，谥"文正"之号。
在当时的宋代，"文正"二字是不轻易谥人的，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
司马光评价自己："无过人之处，平生作为，皆问心无愧。"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人们不仅对他的人格品行推崇之外，他发乎真诚的友爱兄弟的情怀更是流传千古。
司马光的哥哥字伯康，名旦。兄弟二人感情一直很好，当司马光隐居在洛阳时，每次返乡探亲总会探望兄长。
司马光虽然高官显贵，但照料兄长从不由仆人代劳，对于兄长伯康，司马光恭敬到了极处，也爱护到了极处。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中没有钱为妻子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想问亲戚借些钱来，不料却被父亲训斥，并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
因为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司马迁只好典地葬妻，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
在我国正史中，对于司马光的评价一般来说至少有三个头衔：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
可论及才华，他不及苏轼的文笔洒脱，不及欧阳修的词章华丽，论及政治才能，他不及王安石的能言善辩，但最终他以自己的勤奋和执着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是在政界的失意，才成就了司马光在史学领域的辉煌成就。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享有崇高声望，一直被誉为圣贤，"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风节弥高，盖似孟子"，他的人格魅力无以伦比，品德光耀千古。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奉行"立德、立功、立言"的处世之道，司马光是个官员，但骨子里是个标准的中国古代文人。
从下级官吏做起，一直当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宰相，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本色。
从二十岁获进士甲科，到晚年成为高官，一直在孜孜不倦修读史籍，探古今之变，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司马光走完了辉煌的一生。
跨越历史深处，中国史学界如双峰对峙，在黄河两岸耸立着两位巨匠，这就是司马迁和司马光。
司马迁以其《史记》名世，司马光以《资治通鉴》传世。
可以说，两位司马的历史著作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不朽的史学丰碑。
参考资料：《宋史》、《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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