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偲
在中国各个朝代中，秦朝称得上是一个短命王朝。
秦统一六国后没多久，陈胜、吴广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随后群雄并起，秦的统治终结。以至于后世有人认为秦朝只是一个闰统（不具有或缺乏正统性的王朝）。
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实际上，秦朝的缔造者嬴政并非一个缺乏远见的统治者。
为了大秦的千秋万代，他处心积虑地为子孙后代消除疑虑。
惧怕六国残存势力，他便剪除六国王族，迁徙六国豪宗，收拢天下财富，销毁天下兵器，削弱其复国的人力和物质基础。
北方草原上匈奴人势力崛起，他便出击匈奴，夺得河套平原，并修长城，以其南下防骚扰。
此后，焚书坑儒，大兴工程，秦人为了其“万世基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嬴政并非一个缺乏远见的统治者（资料图 图源网络）
历史有其自身的辩证法。秦始皇的这些举措却没有带来长治久安。六国贵族丧失了反抗能力，天下百姓对于秦朝苛政叹息隐忍，匈奴被阻拦在长城之外，天下读书人噤若寒蝉。但在可怕的宁静背后，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酝酿，而危机的导火索正在于萧墙之内——那就是朝堂上养尊处优的赵高等小人与佞臣。
秦亡于赵高，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一个观点。不同于陆贾的“秦任刑法”说、贾谊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以及刘向的“任同姓”说等看法，他指出：“剸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
相对于六国残余贵族与受秦暴政荼毒的百姓，朝廷上的硕鼠才是更为关键的掘墓人。有一些才能却又身处要职的小人比任何敌对势力危害更大。
就赵高来说，他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长达二十余年，他在秦始皇身边长期担任枢要职务，熟悉朝廷内部体制的运作，善于利用制度的漏洞，而且其小心谨慎、心思周密非常人之所及；从沙丘政变中，他对李斯晓之以利弊、恩威并济的游说，可见其辩才无碍。
并非庸才的赵高去却在大局观判断上屡屡令人大跌眼镜。在关东群雄风起云涌之际，他试图通过杀掉秦二世，贬黜掉秦朝的帝号，企图与即将入关的群雄讲和，从而独占关中。
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个策略的荒谬，在章邯、司马欣、董翳等秦将已经投降，秦军主力已被消灭，关中旦夕可下的情况下，群雄怎么因此故步自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再者，天下群雄也不会放过诛戮佞臣和小人的机会，要知道“清君侧”可是后世地方诸侯觊觎中央最高统治权的最好借口之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秦为赵高的崛起创造了可能性，赵高的命运也注定与秦政相始终。
可以说，赵高一生就是一个小人的典型轨迹。在人生每一个转折关头都精于计算，堪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赵高又是一个缺乏远见，乃至于非常不理性的人。他个人选择的最优，却造成了秦朝大厦倾覆，最终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为天下笑的结局。
秦亡于赵高，是王夫之的一个观点（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与赵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朝的伊尹和周代的周公。
商朝刚建立后不久，开国君主商汤去世，继位的太甲醉心于驰骋畋猎、不离政务，殷商出现第一次政治危机，这时商朝贤臣伊尹挽狂澜于既倒，果断放逐了太甲，重整朝纲，政局重新稳定下来。
周朝跟商朝情况类似，不过扮演伊尹角色的是周公。周武王伐纣之战役后不久，英年早逝，这时候继任者周成王，周朝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社会安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史家评价“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
周公（资料图 图源网络）
《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小人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关键词之一。
按照前人的归纳，君子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君子走正道，正身以爱国家，小人走邪道；君子坦荡而行，小人工于心计；君子爱惜羽毛，小人贪恋爵位；君子宽仁以待民，小人则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
君子和小人的斗争是永恒的。
战国时，张仪、公孙衍等在诸侯身边声势烜赫的“大红人”为人称羡不已，在主张“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孟子眼里未免有些“妾妇之道”。
在东汉桓灵之际，陈蕃、李膺、张俭等公卿士子与专权妄为的宦官斗的不可开交，这就是党锢之祸起因。
在明末这两个群体分别对应的是守正不阿的东林党人和趋炎附势的阉党势同水火……
抚今思昔，将个人选择的最优与社会选择的最优结合，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或许是赵高一生对于后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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