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格胜山水——元宝山

评述当代中国画何其难！今天的中国画再也没有了单一的模式，当代中国画坛可谓多元纷呈，谁也无法再拿出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标准来品评现实中的画家了。所以，作为当代批评家，理应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认识判断，设定出属于自己的标准，客观公允地观照当代画坛。

 

中国画的２０世纪，依我个人的认识，它既是个特色鲜明的时期，同时也是个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百年的中国画探索中，我们大体可以把画家们归为三类：第一类，为续接传统而不惜努力的画家，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这一类画家们的特点是始终坚持着传统绘画的笔墨造型，其作品是传统的，古典的，但又有新意，绝非重复古人；第二类，接受西方文化与艺术感染而致力于融合的画家，如高剑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他们的作品特点为中国画变异的形态，强调现代性，广泛地借鉴西方绘画，移步换形，突破传统笔墨方式的限制，手段更加自由，面貌趋于多样；第三类，勇于创新，致力于全面改革的画家，如赵无极、吴冠中、刘国松以及实验水墨的画家们。其特点表现为中国画变异的极端形式，作品介于中国画与非中国画之间，尤其是以观念上、媒材上与风格技巧上多取自于西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方式，如果依据传统的标准，他们的所谓革新似乎十分糟糕，既无笔又无墨，可以说是不入流的。

 

与前三者相比，黄格胜们似乎是不入类的，这说明他们的中国画图式没有那明显的倾向性。但是，就绘画本体而言，他们却有着各自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一独到之处恰恰标志着一种成功。

 

黄格胜的中国画，画得好！我这么说或许恰好是他的风格与艺术追求正合于我所设定的标准。我认为在当代山水画家中，他是位画得十分出色的画家。相对而言，黄格胜的作品比较倾向于第一类，所不同的是，他既受第一类大师们较大的影响，但又在不断地超越他们，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更真实，更浓厚，意趣也更强。如果要说当代中国画中突出成就的画家，那么毫无疑问，黄格胜便是最典型的一个。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其《诗格》中论及诗的境界时，认为诗有三境界，即物境、情境与意境，三境具佳者乃为好诗。中国诗画一律，黄格胜的画之所以好，我想可能就因为他的作品同时获得了这得之不易的三境吧。

 

物境——度物象而取其真

 

作为造型艺术，中国画同样重视塑造对象形态，虽然它不同于西方古典绘画刻意于表现对象的“视觉”真实，但对“物”之形态的表现仍属首要任务。所以，古人十分重视“物境”的表现。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首先强调的便是“师造化”，即对“物境”的追求。荆浩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其“真”境获得的前提，是基于“度物象”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王履说得更明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连文人画大师石涛，也要强调“搜尽奇峰打草稿”。“物境”乃为中国画家们追求的第一境界，亘古不移。

 

谙熟于画史的黄格胜，当然早就认为到这一“坎”的重要性，所以他入手学画，以造型为切入点，黄格胜有大量表现“物境”的精彩速写，这种厚积乃为其求得画之“物境”起到了极好的筑基作用。

 

古人重视“物境”的表现，通常是借助于“目识心记”而获得的，即所谓观念在先，景致在后，无论是观察还是记取，均服务于画家所设定的观念。当然，在感受自然的过程中，这一观念有时也会获得修正，比如石涛的山水画。但这种源于自然的画面“生动”，还是远离了真实的自然之境的，有些画家干脆把这一“自然”叠合在前人表现的“自然”之上，于是就有了程式化的便利。“物境”成了躯壳，画家们更热衷于笔墨趣味的表现。“物境”被“情境”所淹没，这就难免千人一个“情”，一个“意”。近代学人们所抨击的对象当为这一式微的“传统”。

 

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这一“物境”摄取的纠偏过程之中。这一时期凸现出的大师级画家，没有一个不是重“物境”和表现“物境”的高手，从黄宾虹到李可染，从傅抱石到潘天寿、陈子庄、钱松岩……无一例外。黄格胜可能更感于这些同时代师长们作品的盎然生机，这是时代情致的链接所致，亦或是他在体验生活、观察生活过程中，更为“物”之所役，于是便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狂热。黄格胜的小品与长卷宏制，无一不是自然或生活的场景真实写照。就因为有了这一“物境”的呈现，他的作品更多了一份清新与自得。

 

情境——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白居易有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件好的艺术品首先以“情”而感人，表现“物境”的最后目的还在于传情。黄格胜不仅是“物境”传写的狂热者，在表现“情境”上，他亦可称之谓“造情”高手，这更多地源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与感受之故。黄格胜的作品虽然选取的对象极为简单、平凡，但是一旦进入画面，这些不经意的形象，经艺术家的巧妙处理，顿时鲜活起来，可谓情趣毕现，妙不可言！尤其是其小品型制，更为突出，也更精彩。

 

黄格胜画面的“情境”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首先，是他乡情的流露。黄格胜山水画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那活生生的、带有童年印记的、平民化的日常生活气氛，这便是一种活脱脱的故乡之情。这可能与其儿时多活动于乡里民间，感于民情民风有关。其次，是他文人之情的表白。黄格胜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极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的勤学苦读，其文人修养当在同辈之上。另外，在对古代大师作品的学习与研究中，他以一种虔诚的心态在与大师们进行着对话、交流，这同样是其文人之情获得提升的最好途径。所以，他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的品格，那种游离于古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一种高尚之趣。在黄格胜画面“情境”塑造中，更重要的还是其诗人之情的张扬，黄格胜作品一种明白显现的情趣便是诗意的表达。相比较于古代文人的闲情逸致，黄格胜的诗人之情更多豪壮与刚猛，颇有些“大风起兮尘飞扬”之感，这可能与其内在品格与气质有关。黄格胜作品阳刚大气的风格，客观上对于当代画坛的柔弱与颓废，有着较好的反拨之功，这是应当更值得我们特别肯定的“情境”追求。

 

黄格胜的“情境”，正是有效地将乡情的质朴与文人的修养，复合在豪放的诗人情怀之上而得以表现，这是生活的偶然与画家的主动追求共结的佳境。

 

意境——能到古人不用心处

 

画面最终由“意”而得“境”。黄格胜在物境与情境表现都获得成功之后，加上他对画理画法的透彻理悟，其画之“意境”自然而然进入了极佳境地。

 

黄格胜对中国画理、法的悟得，与其先从花鸟画入手而窥中国画之奥堂，再入山水画创作的理路直接有关。这一顺序并非清规戒律，但花鸟画在学习中国画理法过程中，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花鸟画语言纯粹，表现中特别注重画法的正确运用，画面的置陈不势，笔墨的灵动多变，都直呈其上，无法回避，没有办法不交待清晰明了。因此，这一画科对于我们训练中国画之理法特别有效。黄格胜笔墨的纯熟与驾驭画面的机敏，可以清楚看出他得力于前期花鸟画训练的益处。进入山水画创作之后，黄格胜在师造化与表现自然悟出的情致基础上，有效地移植了花鸟中对中国画理法的理解与运用，他的作品自然臻上佳境。

 

黄格胜山水画作品三境的获得，来源他的勤学苦练，同时离不开他对中国画艺术的执着与痴迷。当然，他的重于思考、多生想法的性格也促成了作品的不断完善。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黄格胜的成功似乎正好应验了孔老夫子的至理明言。黄格胜正处中年，当为其创作的黄金时期，我真诚地企盼着他能有更多更好的中国画作品问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行为，在当代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黄格胜的探索在标示着一种方向，这不啻也可算作是一种集体的企盼，一份我认为对中国画坛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