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坡体”诗

  苏轼不仅是宋代古文家中最重视“文”的一位，而且他的诗是继唐诗之后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具有“东坡体”之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诗作于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他不仅行文文如流水般的滔滔气势，才气横溢的博辩文采，而且诗作充满新意和豪放，多样化的风格和妙理横生磅礴气势。

　　苏轼现存诗歌二千七百余首，内容及其丰富，大致以被贬黄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诗作充满宏大的政治抱负情怀，由于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远大的政治志向和过人的才识，而且心直口快，敢于坦诚。他本着学而优则仕和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弊和讽刺新法的政治叙事诗，满腔的政治豪情流露于诗句之间。

       元丰二年（1079）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诬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而遭贬黄州，此后进入了苏诗创作的后期，这也是苏诗的变化期、丰收期。后期诗作主要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以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为基调，其创作风格由豪健清爽，向清旷间远平淡自然转变。

　　从题材内容看，苏诗大体可分为社会政事诗、山水景物诗、和陶诗、题画诗四类。苏轼前期诗作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如《夜泊牛口》、《荔枝叹》、《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

　　比如《吴中田妇叹》曰：“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鎌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苏轼对新法不无偏见，本首诗是作者讥讪新法的代表作。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读来感到真实动人。整个诗篇，借江南农妇之口，写出农民遭受天灾和虐政的双重不满，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人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是值得肯定的。

　　再如《山村五绝》其三曰：“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无食盐。”这首诗是最值得称道的。老农由于青苗法等的毁农政策，在丰收年景却三月无食，只得掘笋蕨以裹腹。见到政府官员，本应愤然，但却为自己是个种田的反不得食而自惭。就是这一点自惭，将毁农政策的面目反衬得更加凶横。——此般羚羊挂角的反兴手笔，惟苏轼可为。

　　苏轼的山水景物诗以善于捕写动景见长，所以动景多于静景，奇景多于常景。他将人生感悟融入山水写景中进行抒怀遣兴，比如《江上看山》写江岸流动的景色；《登州海市》写东海奇幻烟云；《新城道中》写江南秀美村景。比如《有美堂暴雨》写道：“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其诗用生花妙笔，将稍纵即逝的变幻奇景摹写下来，意到笔随，汪洋恣肆，波澜壮阔。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景物一刹那的心领神会，所写景物充溢着生命的律动和活力。将写景抒怀升华到人生感悟的哲理高度，饱含一种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再如《题西林壁》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平凡哲理；《百步洪》诗隐喻的政治风浪；《和子由渑池怀古》中“雪泥鸿爪”蕴含的人生禅机等，都是通过写景来展示其人生睿智的佳作。

　　苏轼被贬黄州以后，他把政治上遭到压抑的苦闷消解于山光水之中，作品中充满萧疏冲淡的格调，诗风倾向于陶渊明诗那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平淡风格，其和陶诗有一百二十多首，这与苏轼崇尚陶渊明的性情和为人有关。苏轼在求仕不能，求隐也不能时，为了自我排遣心中的郁闷，往往是“借渊明之酒，浇自我之块垒”。作品中那种寄情山水，游心物外，笑傲忧患，自适为趣的意味渐浓。比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新欲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此诗写得平浅而有深味，准确把握住了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特色。将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赋予真切、平淡而自然的描写之中，这种追求超然淡泊、意与境会，达到了“神似”陶诗的境界，在“闲”与“静”的情趣中融入了禅理，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淡泊、对山水田园生活的神往。

　　苏诗中的山水题画诗善于描写画面的动态，并就画意进行艺术联想，揭示画外之韵味，如《惠崇春江小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诗作不仅忠于原画，描写出画面的春景，还赋予画中鸭子以感觉，想象河豚的动向，生动地烘托出了画面中春的气息和画的神韵，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蕴涵。正如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咏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画相通的看法，其题画诗在根据画面创造意境时善于化静为动，寄寓主观情思，并展开艺术联想，写出画外之象。

　　苏轼诗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独善七言，风格多样。其诗作不亚于唐代的李白、杜甫，尽管苏诗深受李、杜等唐代诗人的影响，但苏轼却能在开拓诗境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别具一格，塑造宋诗的新生命。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阙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以文为诗是苏诗的显著特色之一，苏轼早年创作的诗多以散文的句法以气格贯穿，如《石鼓歌》：“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诗的散文化，并非诗歌创作的主导方向，但苏轼却才力出众，无施不可，翻新出奇。再如《百步洪》正是靠其以才气为诗获得成功的佳作。此诗具有“笔所未到气已吞”的气势，为才气横溢之作，诗中一连串的想象奇特的比喻最为人称道。

　　苏诗的以才学为诗体现为好议论，善于使事用典。他善于有意识地以议论入诗，将对事物的形象感受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比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此诗寓哲理于想象，以意象象征哲理，以理趣见胜。苏诗多具哲理，尤其是七古长篇，议论与叙述紧密结合，夹叙夹议为宋诗增添了耐人咀嚼的理趣。由于苏轼酷爱《庄子》，精通佛理，再加上其对事物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使苏诗常“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诗作中理趣的产生大多数本于庄子的“任自然”的虚静之旨，兼取禅宗的空观之说。严羽《沧浪诗话》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说的就是苏轼等人。

　　苏诗在宋代被称为“东坡体”，是宋诗的一种风格范式。苏诗在以七言为主的同时兼具各体，风格多样。总之，苏诗风格有二：一是刚健婀娜的清丽雄健；二是豪放加平淡的清旷闲逸。高风绝尘是其诗风的主导倾向，体现了苏轼“坡仙”的美誉。比如《独觉》“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此诗作于晚年流放岭南之时，他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况，写的富有诗意，盎然生机，超凡脱俗，意趣高远。这种高风绝尘的潇洒韵致，正是其诗作艺术的独到之处。置身于如此艰难困境之中，依然追求生活之美感，这正是其在精神领域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俊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