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岸猿声——可资谈谑

 

         

   李白《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千多年以来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据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十·太白诗》云，有某公考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为，自奉节县白帝城顺流而东，“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虽足见三峡多猿，然三峡之猿多生于南岸，不生北岸，且不止一处。是以李白诗中之所谓“两岸”明显有误。按照此公的观点，则为中华民族传诵逾千年的李白诗句或应更正为“南岸猿声啼不住”。可笑之至！

   唐雍陶《咏双白鹭》有联：“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描写白鹭，形神俱足，真千古佳句也！后人冯明道辈举此为陶诗之警句，实在恰如其分。然清郎瑛《七修类稿理·诗字不稳》却说：应改易“行”、“立”二字，方“尽有理趣”。因为“行于青草，必是鹭矣；立傍白莲，鱼安知是鹭耶？”可谓吹毛求疵、牵强附会之甚矣！

 

   文学作品，即便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本，都允许作适度的虚构和夸张。赋诗填词是否须事事有所本，必依考据以求不失实？有关这一话题向来有过一些争论。多数学者以为，诗文词赋不是考古，亦非史料，是以不必事事总要符合史实，要容得作者做一些大胆的发挥和想象。倘必句斟字酌、抉摘考证，虽大家、诗圣、诗仙之作亦多颇有可訾议处。古人诗词文章中似此类“不实”之误俯拾即是：司马相如《上林赋》“荡荡乎八川分流”，汉时长安并无八川；谢朓诗“澄江净如练”，时谢公所在宣城去江百余里，县治左右无江；李白诗“天台四万八千丈”，又谁为之量丈？白居易《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考证史料，天宝十四年，唐玄宗为避安禄山之乱而西行幸蜀，并未经过峨嵋山；杜甫诗：“春水船如天上坐”，然诗圣从未坐过飞机，所言不涉荒唐乎？杜牧《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清俞樾据宋彭乘《墨客挥犀》引《唐记》批评杜牧云：“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词虽美而失实。”更有可訾议者，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乃现代之宇航员俯瞰地球之景象也，李贺不曾乘航天器上天，何以能作如是言？凡此种种，不及备记者还不知有多少。

 

   鄙人早年读书亦偏执于吹毛求疵，五十年前读高云览《小城春秋》，因写的都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引起我和一些同学的极大兴趣，尝对书中的人物和地点作过一番考证和联想，多失于牵强附会，最终徒劳而已。鄙人在校时修过一点鸟类学课程，挟此一技，而矜矜然自以为得意，平时常习惯于从专业的角度，对诗词中有关鸟类的描写多作挑剔。尝读清鲁星村诗：“春田牛背鸠争落，野店墙头花乱开。”窃以为诗中所谓“鸠”者，当是斑鸠或野鸽。愚谓野生鸠鸽性至胆怯，甚畏人畜，绝不可能争落于正在春耕的牛背上。大小如鸠鸽，而又喜争相站立牛背者，非八哥莫属。于是大发感慨，“诗人其可以不学鸟类学乎”！殊可笑也！

 

   梁章钜曰：“此考据固精，然诗家则不应如此论也”；善乎袁枚《随园诗话》引《三余编》之言曰：“诗家使事，不可太泥”。诗赋文章不是考古，亦非史料，是以不必事事总要符合史实，要容得作者做一些大胆的发挥和想象。就如上述鲁星村诗所云之“鸠”，但当它是一种喜停歇于牛背上的野鸟可矣，这丝毫不影响读者对该诗的欣赏和理解。对于一首诗而非鸟类学论文，何必强聒而力持，定要作鸠鸽与八哥之细辨？

 

   文人写诗作文，不必拘泥于每时每事的客观真实性和合理性，尽可以任其适当遨游驰骋于天地宇宙间，做一番大胆的想象和发挥。伟大诗人如李贺者，一千年前就能想象出从太空俯瞰地球的美妙情景，读者又何妨随诗人而狂想，妄听而妄信哉！对于吹毛求疵，“轻薄为文哂未休”者，诚如杜甫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诚恐千百年以后，人但知有李、杜、苏、黄等大家，不复知有吹毛求疵之喋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