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法国哲人蒙田对人类的遗传进行了探索与思考。“子女同父母为什么那么相像?”“为什么我们从中诞生的这一滴精液，包含着的不仅仅是我们父母体形的印痕，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爱好的印痕?”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已实属不易，正如蒙田的一句名言一样，“我知道什么?”
现在看来，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来说，这些“印痕”就是遗传基因。
俄罗斯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卡缅斯基认为，人的记忆不只一种，而是三种。第一种记忆为遗传记忆，第二种记忆为免疫记忆，第三种记忆才是神经记忆，当我们说“记性不好”时，指的就是这种记忆。
遗传记忆是天生的，免疫记忆是得病后留下的，神经记忆则因人而异。因为在生殖细胞——卵细胞和精子中已经记录下任何一种生物的构成和活动原理，而这一活动细则将作为一组基因随着生殖细胞世代相传。遗传基因有一种顽固的惰性，很难有所改变，不过这倒是件好事，否则人类的下一代都不再像自己的父母，自然界非大乱不可。
既然是遗传基因，就必须带有记忆。它将单纯的神经记忆的内涵扩展了，赋予了“记忆”以新的内容。
遗传的信息量非常大，约为1010个信息单位。而要记录一个人构成的全部信息，总共只需要他的基因的2%就足够了，那么其余的98%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部分基因是我们从当时尚未进化成人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亚历山大·卡缅斯基把那些暂时不活动的基因比喻为自然界的储备基金。
当遗传记忆出现差错时，不活动的那部分基因开始活动起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奇怪现象：尾椎骨节的数量有所增加，使人长出了尾巴；一个小姑娘长出6个或10个乳头；人的全身长满浓密的长毛……
19世纪俄罗斯就出了一个叫里安·叶夫季希耶夫的“毛人”，用他制成的标本至今还立在位于莫霍夫大街的莫斯科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里；墨西哥也出过一个叫尤利娅·帕斯特拉娜的女毛人，她身上的毛不比叶夫季希耶夫的少，在马戏场上供人参观。因基因突变而出现返祖现象的事在我们身边也时有发生。
100多年前，一位叫达尔文的英国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认为所有生物物种都是自然选择、逐步进化的结果。人和动物在最初是不可分的，只是在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之后，人脑中独有的意识的体现，才使人从动物世界中分化出来进而成为生物群落的主宰。说到这，我们可举一个例子，过去的皇帝自封为天子，其实他也是人，与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在激烈的竞争中优先获胜处于统治地位而已。我们不能因为人的地位提高了就否认与动物世界的连续性。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顺应自然进化到了今天，但有一天人类的生存条件一下子变得同几千年前的情况相同，先祖古老的基因该起作用了，很有可能慢慢帮助现代人长出一些能使他们存活下去的器官，本来人的胚胎就有腮和尾巴，当然人最好同时既保存腮，也有肺，这样既可以在陆地上，也可以在水里生活了。这就可能是遗传记忆的作用。
遗传记忆存在于我们的右脑，因为右脑是祖先脑。是遗传记忆才使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人。
免疫记忆能保证我们的健康
正常人都有免疫记忆。在我们的血液中，有一种小小的、在真正意义上具有献身精神的细胞，它们短暂一生的使命就是消灭更多人类的敌人。淋巴细胞对异己细菌和最简单的有毒物质进入血液会有所反应，这时它们就会产生一种抗体去“胶合”致病物质，不让它们进入别的器官。而要消灭这些已被“制服”的敌人，这一任务则由血液中的另外一种细胞——噬细胞来承担了。
这些细胞卫士能轻易将异己细胞同自身的细胞区分开，能在自己短暂的几天生命中牢记那些“敌人”，并且将此信息传给下一代，真的很不简单。这就是免疫记忆。这样一来，凡得过荨麻疹、水痘和猩红热的人，均可获得终身的免疫力。如果诱发这些病症的细菌试图再度进入血液，必将很快被免疫系统识别出来并消灭掉。
除此之外，它们还能识别和消灭癌细胞，产生一种抗癌的免疫力，这使绝大多数人免遭癌症的威胁。
由此可见，如果这种记忆出了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亚历山大·卡缅斯基把这种免疫记忆比喻为无形的英雄。那么这种记忆到底是受什么支配呢?换句话说，与脑有关吗？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新技术的发展，现已证明在免疫细胞上有对各种激素的受体，也包括β－内啡肽，亮－脑啡肽的受体，并且证明一些免疫细胞还能产生某些神经肽。当我们脑内大量分泌β－内啡肽类物质时，人的免疫力会明显地提高。
可见，免疫记忆受脑所支配，并间接地存在于我们的右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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