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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经典重读】「刘毓庆」《论语》应该怎么读

《论语》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白话文语录,应该说是很浅白、很好懂的。因为它记的是圣人的言行,故后人把它当作了经,觉得它里面一定有奥秘,等待着后人去理解、去发掘,于是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注释文字越来越繁。西方思潮涌入以后,不少学者又把一套泊来的概念与理论用在了《论语》研究上,特别是所谓哲学的解读,使得《论语》有了更新更深的意义。老实说,这些新概念、新理论、新意义,多半我看不懂。我想不只我看不懂,恐怕孔夫子本人及其弟子也看不懂。把本来浅白的东西,搞得深不可测,这确实能体现一个人的水平,这水平在学术上可能是创新,而对于理解《论语》的精神,就很难说有多少意义了。

因此,如果想研究《论语》,研究《论语》学史,可做别论。如果想读《论语》,理解其中的意思,则可以抛开那些繁琐的考据和那些由概念理论构建起的新说,认真阅读文本,涵泳文字,理解孔子,领会《论语》的人生实践意义便可以了。

《论语》的读法

《论语》是一部教人如何做人的书。宋代大理学家程颐说:“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这就是说,《论语》不是古典知识,读不到心上,落实不到行动上,那等于白读。

明末清初学者冯班在他的《钝吟杂录》中说:“最难读者《论语》。圣人说话简略,说得浑融,一时理会不来,是难读也。亦最易读。读一句是一句,理会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读也。不似他书,读错了要误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阅读《论语》难点主要不在训诂,而在“理会”,因为它的“简略”和“浑融”,使得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有了存在的空间。如何才能突破“简略”和“浑融”的障碍,让它变得澄明,这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前人曾设计过多种解题的方案,也多有创获。“条条道路通北京”,在此我们不必强调“唯一”。就《论语》一书的编辑而言,编撰者一定有意义方面的构想,即如元代胡炳文所说:“始之以‘人不知而不愠’,终之以‘不患人之不己知’(《学而》末章),此《学而》一篇终始也。始之以‘不亦君子乎’,终之以‘无以为君子也’(《论语》末章),始则结之以‘患不知人’,终则结之以‘不知言无以知人’,《论语》一书终始也。门人纪之,岂无意欤?”(《论语通》卷一)h就《论语》的每一章而言,记录者一定有意义方面的考虑。我们从三个方面设问:时人为什么要如此问?孔子为什么要如此说?弟子们为什么要如此记?只要如此追问下去,多半是可以探得骊珠的。同时如程颐所说:“读《论语》者,但将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此处提出阅读《论语》的三个基本方法,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一、把握《论语》的核心精神。

《论语》的核心是讲做人。进一步讲,就是如何做一个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君子”。

孔子认为,做人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道德自觉。人的具体行为可以根据环境条件灵活掌握,唯道德意识不可须臾离弃,仁、义、礼、智、信应该时刻铭记在心,即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焉,无莫焉,义之与比”。

做人的目标是君子人格。孔子反复所强调的“仁”,就是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孔子之所以讲“杀身成仁”,就是因为对君子而言,仁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为了仁可以抛弃生命。

做人要达到的社会效果是“和谐”,即减少与外界环境的摩擦,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创造一种良好的生活环境与欢快祥和的氛围,即所谓“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等。

“道德”是内心必须坚守的原则,“和谐”是道德坚持下的外在表现,“君子”是要追求的人格目标。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论语》“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成了阅读《论语》一书的纲领。纲举才能目张。

《论语》在对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记述中,既明确地回答了“如何做人”的问题,也充分地展现了这个圣贤集团是如何在道德坚持中妥善处理周围事物达成“和为贵”的社会效果,而实现君子人格的理想追求的,由此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虽然为了述说的方便,我们把道德意识、和谐方式、君子人格三者分作内在坚持、外在表现、目标追求而论述,但这三者实则是一体的。在《论语》所记述的圣贤典范中,这三者已内化为圣贤典范的内在精神,共同体现着圣贤们的人生境界。

其实不只《论语》,孔子之后产生了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其所谈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做人”,且大多是接着《论语》来谈的。他们所坚持的核心价值是“道德”,所把握的核心精神是“和谐”,所追求的人格目标是“君子”。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提升而进行的,这也正是人的发展方向。

二、还原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境。

《论语》是孔子及其贤徒言行的记录,是过了若干年,经历史的淘汰、筛选后,才由孔门后学编辑而成的,因此只有对孔门后学留下深刻记忆和印象的言行才能被记录下来。同时,这些只言片语的记录,是伴随着背景故事在孔门中流传的。因为当时的书写工具是竹帛,不仅造价高,而且书写也比较困难,所以很难将背景故事记下来,只有老师教学生时,才能通过口授将事情说清楚。《礼记》中的《檀弓》篇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问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欲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意思是:丢了官最好快点贫穷了,死了最好快点腐朽掉。曾子在传达孔子这话时,没有交代言说的背景,由此而引起了有子的怀疑。这话乍听起来,确实不合常理。待子游补充了背景故事后,有子才确信这是孔子说过的话,也才明白了这话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这是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故事,当时孔子去世不久,因为背景被曾子隐去,孔子的另一位学生有子便不能明白其意义,更何况在《论语》的背景故事全部失传的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呢?

因此要真正理解《论语》,就必须对它进行语境还原,恢复当时的情境。清代就有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如《论语·阳货》篇说: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这是孔子晚年发生的事情。佛肸是赵简子的叛臣,他想招揽孔子为他办事,孔子也有点蠢蠢欲动。子路劝止,孔子却突然冒出了一个:“难道我是老葫芦吗?怎能只挂起来看而不能吃?”孔子怎么一下子想到了高悬的葫芦呢?显然让人感到意外。清人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说:

“吾岂匏瓜”章,朱注谓“匏瓜系于一处”云云,模糊了事。今学者转昧真诠,好奇者谓匏瓜在天为星,在地为物,仍与孔子立言之旨相悖。即作现身说法,则“匏瓜”两字,无端引入,未免无理。此句当作“视斯”“指掌”神情讲去,便得其窍。孔子以子路之言,自明坚白,说至“不缁”句,适见庭中有匏藤瓜系其上,即指之曰:“吾非此系而不食之物也。”此即用我有为之意。若谓不能饮食,岂匏瓜之自能饮自能食耶?

这样做情境还原后,显然就好理解多了。

有些章节,不做情境还原,几乎不能理解。如《学而》篇说: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一段共五句话,一句话一个意思,不相连贯,让人不可捉摸。所以日本学者伊藤仁斋认为,《论语》中“有并录异日之语者,有缀辑数言以为一章者”!1。如此章,便是“孔门诸子,缀辑夫子平生格言,以为一章”。但这个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论语》中数字作一章者并不少见。如“有教无类”,四字一章;“辞达而已矣”,五字一章;“君子贞而不谅”,六字一章。最有可能的是:这是孔子与弟子们一次交谈时提到的几个观点。弟子们在记录时,只记录了孔子的话,而把对方的提问给略掉了。假如虚拟如下的一个情境,可能就好理解了:

子路问:“君子何以贵重(《法言》有四重之说)?”

子曰:“不重则不威。”

子路曰:“然威则生畏,民畏从之,则易萌自是之心,固一己之见。何耶?”

子曰:“学则不固。”

问:“学当以何为主?”

曰:“主忠信。”

问:“忠信所以进德也,须与师友切磋而后有进。如此,于友何择焉?”

曰:“无友不如己者。”

问:“友有非我者何?”

曰:“过则勿惮改。”

这样,每一句话便都有了着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当然需要一定的考据功夫,但更重要的是揣摩人情事理。千古人情不相违,只要把握住人情,从中绎其事理,把只言片语放于一定的情境之中来考虑,其中的意义大半也就呈现出来了。

三、确认孔子言说所针对的事物。

清人魏象枢《庸言》说:“圣人是天地一大医,有病在人心性间,或在事物间者,一病必有一方,治无不效者。”被后世奉为药王的孙思邈,撰有“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的《千金方》(叶梦得:《避暑录话》),《论语》可以说就是一部医治精神疾病的《千金方》。它的每一则语录,都是对症下的药,既可切中当事人的症候,也有教育世人的意义。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这些言论,如果不考虑它所针对的病候,只做一般的理解,虽然也能说通,但很难发现它的精妙之处。比如《为政》篇说:

子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杨伯峻先生翻译说:“孔子说:‘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蠢人。等他退回去自己研究,却也能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蠢。’”!3如果仅仅这样理解,那么,这段话要说明的核心问题就是:“颜回不是笨蛋。”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有人说颜回笨,孔子给颜回辩护呢,还是孔子开始觉得颜回笨,后来发现他不笨了呢?有人又说:“孔子喜欢内向性格的人,故赞扬颜回。”但这段话仅仅是为了表示孔子的情感倾向吗?显然这样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意义,没有让孔门后学世代相传的价值,更不能成为经典语录。如果我们考虑到,孔子这话是说给弟子们听的,是要给弟子们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意义就大不同了。

大约从事教师工作的人,都有遇到三种特殊学生的体验。第一种学生,老师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觉得自己已经领会了老师的意思,于是急匆匆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连说“对!对!对!”“是!是!是!”甚至举事引证,加以发挥,把老师要引发的藤,引到他自己的树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理解老师的意思。这样的学生,教起来很费劲。第二种是提疑问,对老师的意见表示怀疑,甚至提反对意见,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到足以和老师辩论的程度。这样的学生就更难教了。这两种表现,都是学习的大忌,因为他们太“自满”,自作聪明,不知虚心听取老师的话,消化老师的教诲。第三种就是颜回式的学生,终日之间不见有违逆之意,而是虚心听讲,先把老师的教诲以及传授的知识记在心里,然后慢慢领会、消化,从行动上表现出来。这样的学生才是最有出息的,也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孔子用这种方式肯定颜回,树立一个榜样,这其实是对子路之流的批评,也是为子路之流开的一剂良药。

再如《学而》篇有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嘴说得很好听,态度也和蔼可亲,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呢?于是就有人用了如下的读法:“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巧言令色这样的仁人太少了。裴斐先生的《裴斐〈论语〉讲评》则举了更有意思的例子,他说:

我想先提个问题:你们认为擅于辞令、和颜悦色的人好呢,还是沉默寡言、面带凶相的人好呢?比如走进一个商店,我想谁都愿意遇见前一种售货员,不愿遇见后一种售货员。但是,从古到今,中国人都瞧不起巧言令色的人,用朱熹的话说,他们是“务以悦人”。其实让人高兴又有什么不好?就拿商店售货员来说,取悦于人总比让人生气的好!大概孔子和朱熹都没有遇见过凶神恶煞似的售货员,他们没有这种体会。

像这样理解,这句话不但没有了经典意义,而且也违背了常理,为什么还有人世代学习呢?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平时交往中,初次见面就说得天花乱坠、和颜可掬的人,就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往往巧舌如簧,大包大揽,但有几人能履行诺言呢?又有几人不为之上当受骗呢?孔子此言就是针对此种人而发的。老子从一个智者的角度也谈过同样的问题:“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漂亮话信不得!还原当时的语境,应该是有一“巧言令色”的人偶然出现,过后大家都觉得这人很好,而孔子则从长期的阅人经验出发,告诉大家:这样的人不可靠。当然 “巧言令色”也有可能指乡愿式的、没有是非原则的好好先生。因为没有是非原则,一味地充好人,对善的事物不能坚持,对恶的事物不去反对,尽管普通人都说他是好人,也很难配得上一个“仁”字。

以上所谈,可说是进入《论语》殿堂的三条路径。明白此道,对《论语》的理解才有可能会深入。当然作为一部经典,它是永远解释不完的,有一千个读者,就可能有一千部《论语》。此间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也难免会有“误读”,但只要不背离《论语》的核心精神,能够从误读中滋生出有益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思想来,这也是允许的。《韩非子》里记有一个故事:一个楚国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因是夜里写信,光线昏暗,他就吩咐家人把烛举高点。当他吩咐家人“举烛”的时候,他不由得就把“举烛”两个字写在了信上。这本来是误记的两个字,可燕国相国却理解为“尚明”,认为是要他任用贤明之人,由此燕国获得了好的治理。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读例子,但这种误读却是十分有意义的。尽管说是“误”,但这“误”与楚人信的基本内容一定不会矛盾,否则燕相也不会由“举烛”联想到“举贤而任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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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阳春白雪418  > 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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