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称“丝国”，有着韵味悠长的织绣艺术发展历史。北京作为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织绣艺术宝库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大约在距今40～50万年前，北京地区就出现了远古人类——“北京人”。1933～1934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约5万年至几十万年间的山顶洞人居住遗址。在他们生活过的山顶洞穴里，发掘出一枚尖端锐利、针身圆滑、尾部穿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最粗直径33毫米，针眼部分虽已残破，但仍能看出其制作之精巧。这枚骨针的发现在我国织绣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表明5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原始的缝纫工具，能够给自己缝缀简单的衣着。这枚骨针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它不仅凝聚着人类的艰巨劳动，而且反映出我国远古时代的灿烂文明。
夏商周时期，织绣作为手工业的一个方面进步很快，这一时期是我国织绣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丝织品种除罗、帛、纱、绫、绢、绮、纨等，已出现了锦。1977年在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中期墓葬遗址。从出土的残碎铜泡上发现有织物印迹，经鉴定为平纹麻布，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物遗迹。
从西周至秦，北京历经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伴随着燕国封建制的兴起，北京的历史步入了封建社会。蓟城作为燕国都城，是当时“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这一时期，纺织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诸侯已用帛交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诸侯争雄的局面，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燕国的故都蓟变成了一个地方性城市，从而使蓟城地区的封建经济迅速走向繁荣。此时已能生产出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绫、绢、绵等织物。
西汉时期，北京地区仍是诸侯国，复称燕，都蓟城。这一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
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绢织物较多，呈驼色、棕黄及深褐色。绢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平滑光洁细薄如纸，在低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织物表面几乎全为均匀的轻浮点所组成，织得极为紧密，是当时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绛紫绢地刺绣片有2件，推测可能是棺衣的某一部分。绛紫色，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由一条反S形为主干，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构成，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然后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故须分丝劈缕着意刻划，尤其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于表现力，实为一件优秀作品。漆沙冠残征，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据显微切片观察，漆膜中包埋着的织物组织为纂组结构。这种织物两汉时称之为“漆颴”，以后又称作“漆纱”，相沿约六七个世纪一直是制冠的高级材料。其组织是最基本的组带形式，它与平纹织物截然不同。
2000年9月25日，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布满云纹等精美图案，好似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大葆台西汉墓和老山汉墓出土的这些丝织品，制作精致，美观大方，为我们研究北京地区汉代织绣艺术提供了实证，填补了空白。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矛盾尖锐，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织绣生产管理上沿袭了旧制。
隋唐时期，幽州经济走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低谷，得到迅速发展。据房山云居寺石经记载，丝织业已拥有一定规模，绫绢是当时幽州的土产贡品，幽州城内开设近30余家绢行，出售丝织品。
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北京建立陪都，称南京。接着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金朝又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命名中都。这一时期丝织业迅速发展，技术日益
汉代绛紫绢地刺绣片复制图
改进。1978年，在北京门头沟区清水河畔的斋堂发现一座辽代壁画墓。在人骨周围残留有彩绣花卉蝴蝶的棕黄色锦和黄锦残片，其精美程度表明当时的染色和纺织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蒙元崛起沙漠，进据中原，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兴建了大都城，从而使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
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族，喜欢豪华装饰，酷爱丝织品，尤其是织金织物(也称“纳石失”)。自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惊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马可·波罗曾描写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以每车500斤计，则达50万斤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茵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在“共享富贵”的思想支配下，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在民间，由于丝织用金过多，以至于元政府多次明令禁止织造、出售织金织物。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与西域金绮工艺的交流，客观上造成了元代织金技术的空前发展，使蒙元时期的丝织物带有非常明显的异域风格。
明代是中国织绣工艺史发展的巅峰期。明代在北京和南京分设有两京织染局，北京地区官营和民间织绣业均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丝织物更是京畿名产。京畿农村的家庭丝织业繁盛。东安县盛产丝、绵、绢等丝织品，昌平县出产麻和麻布，香河县、固安县、宛平县、永清县也都出产麻、丝、绢、绵、布等。无论官营私营机构，各种丝织物的纹样、质地都有了新的发展，“天下财货聚于京师”，丝绸贸易超过以往各代。
北京地区的明代织绣考古堪称硕果累累。1976年4月，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了近20件明代衣衾。其中衣物有暗八仙黄缎方领坎肩、暗团凤纹斜襟短夹袄、云纹黄缎百褶裙、番莲黄缎百褶夹裙、斜方格黄缎斜襟夹袄、海水纹黄缎裙、黄缎引幡等，其中驼色云鹿纹补子斜襟短棉袄实为精品。
1961年6月，在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葬中出土83件明代衣衾，有妆花缎、状花绸、状花罗、妆花纱，还有暗花缎、暗花纱、天华锦、织金罗、素绸等，织绣纹样有云龙、云凤、水纹、缠枝莲、凤穿花、松竹梅、吉祥团花、云纹团凤、方棋纹等十几种纹样。其形制有朝袍、袍、半襞、上衣、棉衣、裙、裤、短裤、褥、被面、靴、鞋、头纱、霞帔等十几项。这批丝织品的种类较多，花纹复杂，衣服式样亦较全，尤其是质地保存完好。
1958年夏末，北京西城慈因寺出土了4件织绣品。其中蓝闪白机头缎，背面钤四印。根据其上印文和墨笔字考证，这4件锦缎是明万历(1573～1620)年间织造的，历史价值很高。它记载了织物颜色、纹样、质料、用途、尺寸及产地，工匠姓名、织造年月、监造人等内容的原始题记。它可以作为古代纺织技术的注释，成为研究古代纺织技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经历了337年，除一部分腐烂风化外，大部分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完整无损。现保存匹料177匹，衣物467件。部分匹料上还保留有腰封，即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有织物颜色、纹样、织造人等。
定陵出土的成衣有衮服、龙袍、道袍、中单、裳、蔽膝、裤、女单衣、女夹衣、女丝绵袄、裙以及大带、绶、鞋、袜、被、褥、枕、膝袜、包袱等。出土丝织品种有锦、缎、绫、罗、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11大类。织品上的图案极为复杂，线条细腻，有人物、动物、花卉、几何等纹样。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柘黄八宝松竹梅岁寒三友缎袍料、大红长安竹潞绸、黄织金细龙颵丝、织金妆花樗蒲纹纱等织绣品，均为明代皇家之精品。
定陵出土的成衣中，万历帝的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是目前所见到最早的缂丝衮服之一。此衣图案壮美，结构严谨，特别是十二章的部位、龙的形象、八吉祥的安排，都具有明代宫廷纹样的特点，是历代缂丝作品中少见的。
除出土织物外，北京地区传世织绣的收藏和保存亦很丰富。譬如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明金地缂丝灯笼仕女袍料，以捻金线缂地，柿蒂内以灯笼仕女作主景，点缀湖石、花卉，为典型元宵节穿的灯景女衣。
明代北京织绣出土、传世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样之精，等级之高，在中外织绣史上均为罕见。这批丝织品的突出特点是种类多，纹样精，几乎综合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变化之大成。织物组织也比较完整，从平纹、斜纹到缎纹变化组织，从二重组织到沙罗复杂组织都一一具备。这表明当时的缫丝织绸技术已炉火纯青。自宋以来北京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北方特色的织绣传统在明代得以发扬光大，并确立了其地位。因此，明代是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颇为自豪的时代。
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后，因“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于是便“定鼎燕京”，北京再次成为封建帝都。清代北京的丝织业仍分官营和私营两大体系，《清会典》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京畿一带推广种桑、养蚕。北京织染局曾从四川、江浙雇来工匠，教授纺织之法。学徒领悟，如贡缎、江缎、大缎、浣花锦、金银罗绢等均能仿造。康、雍、乾(1662～1795年)时期是北京织绣的鼎盛时期，在继承明代艺术程式基础上，追摹唐宋遗风，织绣纹样精美，色彩和谐丰富。到了晚清，织绣过于繁颿堆砌而流于匠气，但精美绝伦的珍品仍不颾。
仅从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公主坟清墓出土的?花缎罩、白塔寺出土的10余件织绣品、北郊四道口清墓出土的22件织绣品，即可以看出，清代出土织物品种齐全，形制丰富，有不少卓具工艺价值和审美情趣的织绣品。
北京地区清代传世织绣品更是不胜枚举，如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具有新疆风格的织金簇花栏杆回回绵，用圆金、片金及孔雀羽3种线织就的普蓝地 织金云蟒海水妆花缎坐褥面；现藏于雍和宫的深杏黄色妆花缎乾隆朝袍、乾隆御用锁子纹织金锦盔甲；以及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绛色缎缉米珠绣云龙海水江牙纹嘉庆早期龙袍等。
清代由于江南三织造的崛起，北京地区织绣生产规模虽略小于明代，但基于悠久传统的陶冶和工艺的精进，其织绣品日臻完美，尽显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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