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栅栏里同仁堂--贝勒爷

原名廊房四条的大栅栏，是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胡同里大小店铺鳞次栉比，路南有一所装演富丽的老药铺同仁堂，原名乐家老铺。
   同仁堂的创始人是乐家老铺的店主。这位乐姓先人，明永乐年间随龙进京，手执串铃，走街串巷，为老百姓送医送药。

清入关定鼎中原后，这户比八旗人更有资格称为老北京人的乐家，已到第四代。这位前辈名叫乐显杨，一生致力于祖国医药的研究。他认为“可以养生者，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同仁堂”这仁字的老匾挂上北京的街头。这是乐显杨自己定的匾名，他说：“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其子乐风鸣本着父亲“养生济世”的医药宗旨，就在前门外头大栅栏这个地址，开设了同仁堂药铺。
   这位药铺的创始人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他创建这座店堂时，他为咱们北京创下了一个名扬四海的老字号，也在北京历史文化诗篇中创下了一个仁者为人的同仁堂精神。
   同仁堂自一创立，便在工艺上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要求，所制的中药，治病救命，疗效显著，受到从皇宫到民间百姓的重视与信赖。
   应该说，当时的清廷对同仁堂的支持是不小的。
   从雍正、乾隆到道光几代王朝，皇室向同仁堂购买保健用药，可先交钱，后取药，皇帝以平民百姓方式买药不仅是对同仁堂的信任，而且也是经济上的支持。成千上万两银子的药价收人，对同仁堂的资金周转无疑是很大的支持。
   同治朝代还以政府名义打击过假冒同仁堂的造假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曾有人在离大栅栏不远的杨梅竹斜街开设“同人堂”药铺，以假乱真。三月初三日，朝廷钦命巡视中城察院贴出告示：“似此影射冒充字号，应严行禁止。”取缔了“同人堂”。但清廷也给同仁堂带来过杀身之祸。
   众所周知，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有外遇，沾染上了让人说不出口的病，为了掩人耳目，就把它说成是天花病，让御医开方治疗。这种文不对题、医不对症的治疗方法断送了年轻皇帝的命，同治一命呜呼。曾有人作对联道：“只恨春坊进春药，可怜天子出天花。”
   责任本在朝廷自己身上，它却要嫁祸于人，寻找替罪羊，诬’陷同仁堂抓错了药。就把同仁堂的一位人称“傻大爷”的管事和另外两个无辜者绑送菜市口开刀问斩。这是一件草营人命，很悲惨的事。
   清末的那位西太后，为补养身体，把喂养婴儿、正在哺乳期的妇女，拘进宫来喂她吃奶。尽管这么爱惜身子骨，到53岁的时候，她的体质也不灵了。口眼歪斜，行走困难。但仍想长命百岁，就派大总管李连英到同仁堂索要如意长生酒。这时她已经给不起钱了，开始欠债。这样，从光绪年间到宣统下台，堂堂大清王朝，竟欠了人家同仁堂钱，实银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两五钱七分二厘，欠制钱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吊零二百文。

 

这份账单，到今格儿，同仁堂还留着呢。

北京有句老话，叫做“家和万事兴”。这家要是不和呢？自然要衰落。同仁堂也曾经历过衰败阶段，后代子孙常有分家单过，自挑一摊，另开分号的情况出现。所以同仁堂有个规矩，无论是谁另开药店，都不许使用“同仁堂”这块招牌。但要遵循仁者济世的传统，所以凡属同仁堂自家兄弟开的药店中间都带一个“仁”字，像永仁堂，乐仁堂等。
   尽管同仁堂在步履维艰中走过自家的繁荣，闯过自家的困境，但它的济世为人的宗旨始终未改。
   清代时，旧京有句俗语，叫做“举子来，臭沟开”。是说每当各地的举子进京应试希冀鲤鱼跳龙门时，也正是京城开挖臭沟疏通下水道时。这会儿，不仅满街臭气熏天，而且沟坎纵横。当时没有今天如此通明的路灯照明，人在夜间行路常有失足落沟的危险，同仁堂就把写有“同仁堂”三个字的灯笼挂在沟边。这固然有商家做广告的用意，但在客观上，却方便了京城百姓夜间出行。

不仅为人燃灯照亮，每当这个时候，同仁堂还向来自各地的举子免费施送药品，让店堂的名声随着举子们归省名播全国。

素有民族互助传统的这家百年老店，不仅以药济世，而且乐施好善。

民国时，有一年快过大年了，北平修鞋行的皮匠老会来了三个破衣烂衫的代表。进门就磕头：“老爷，年过不去了。”管事的赶快报告了上面。同仁堂立马儿解囊相助，拿给每人30块现大洋，让他们回去，分发给全北平的修鞋匠。虽说，杯水车薪，救急救不了穷。但有一点总比没有强，皮匠们到底在元旦能吃上一顿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