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月色半人家
——夜读《胡同九章》有感
■刘宏伟
《阳光》杂志2006年增刊刊发（暨《中国煤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特辑》），今日收到样刊。该文系本人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王彬教授新著《胡同九章》所写的一篇读后感，截至日前，该文已先后刊发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阳光》杂志等。受报刊版面限制，《阳光》杂志社刊发的系最完整的版本。
难得今夜，有点空闲，更难得案头有本好书。自从上约贷款买房后，香茗是享受不起了，那就泡上一杯咖啡吧，朋友特意从新加坡带回来的，细细地品味起王彬先生新近所著的《胡同九章》来，怀着满腔忐忑走进了古都厚重本土文化的大门。
胡同，是一个可以给任何一位国人产生关联的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首都的代言，比天安门多一份厚重，比长城多一份独特。而对于2001年前的我而言，胡同，仅仅只是停留在教科书和新华字典上的一个名词，夹杂在首都皇城根儿下一排排四合院中间的巷道，带着几分想象和遥不可及的神秘。而在2001年，胡同成了与我朝夕相伴的事物，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从青藏高原来到了京城，住进了东四一胡同里的四合院里。
说起胡同的文化，不得不说起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他曾在《永崇里观居》一诗中，这样描述他少年时期来到长安所居住的环境：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真隐岂长远，至道在冥搜。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诗中尽是豁达之词，意境更多的似乎却是少年不得志的郁闷，但诗里描绘的盈巷环境和满地的槐花却是美丽极了。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后又迁居到昭国里，由于官俸微薄，只能购买支巷（曲）边上的住宅。对此，白居易宽慰自己是“务嫌坊曲远，近则多牵役”。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与唐朝建中年间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的少年白居易不同的是，我到京城没有拜访名士的打算，对我而言，名士都是远在高堂之上的人物，我一介布衣，哪有被名士谒见的资本？何况真要遇到一位像顾况那样对我出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恐怕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也是承受不了的。更何况我根本不具备写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千古名句的旷世才华，也就无法得到名士们“有此句，长安居亦容易，老夫前言戏之尔”的改口称赞聊以自慰了。
而我所租住的四合院门前的胡同，丝毫也找不到白居易笔下的诗情画意，不是诗人虚妄的夸张令人失望，而是四周林立的高楼和建筑工地彻夜轰鸣的机器声取代了“里巷静”，“轩车不到处”变成了只剩半边墙壁的胡同里穿梭不断的人流、车流，诗人所见的美妙意境到了这里，也就彻底地荡然无存了，同时破坏了我对胡同的一切美好想象，失去了了解的兴趣，认为京城古老的胡同，原来不过尔尔！夹杂在都市林立的高楼大厦间的几堵土墙破砖，与我故乡的乡镇小巷子也没什么两样。
直到两年后无意间读到王彬先生所著的《北京老宅门》、《北京街巷图志》两本关于北京古城文化研究的书后，才让我对古都厚重的文化底蕴产生了一种深沉的震撼，敬畏在于知深，而这一切，都掩映在京城毫不起眼的一座座四合院和一条条被现代文明挤占得破败不堪的胡同中，这些可都是京城古老文明的根啊。从此，我这位彻头彻尾的外地人，才对胡同多了一份关注，但大都局限于文物保护专家的提案报道，对胡同本身所知十分有限。直到读到王彬新近出版的《胡同九章》，才对京城的胡同以及蕴藏其间的古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营建大都，九年以后竣工。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城市，辟有十一座城门。开辟了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
干道或者次干道，其时称街。街有大街与小街之分。街以下的道路，一称火巷，一称胡同。胡同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借词，原指水井。胡同一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根据元人熊梦祥的记载，在大都，只有二十九条胡同，有名称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西四路南的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我于日前特意去缸瓦寺附近，打算好好体味一番这条北京的胡同之根，结果却大失所望，转塔倒是还在，只是四周被几块杂乱的铁板围住、里面更是凌乱不堪，胡同本身虽然还存在，但已经被杂乱的小餐馆、小旅店、小门市占据了，惟有胡同里的几棵参天古木，让人对其间蕴藏的古老岁月心生几丝感念。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出于防御的考虑，把大都进行了适当改造。但是，大都的干道基本保留下来，并且成为胡同布局的经纬。
与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现了大量胡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为了日照关系和抵御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胡同大多采取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相对于南北干道，胡同大多是垂直的；相对于东西干道，胡同则大多是平行的。今天被专家认可的大都胡同遗存，主要集中在东四、西四一带，都是东西走向的胡同。嘉靖三十九年（1560），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搜集起来，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书名出版。根据张爵的统计，在他的时代，北京共有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几乎是大都胡同的十六倍。从此，胡同成规模、成建制地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胡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明代的胡同，不少保存下来。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但是，在清人的打击下，很快退出北京。九月，年幼的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十月宣布“定鼎燕京”。对于北京，清人采取了全盘继承的原则，北京的城市格局没有变化，只是街巷的数量增加了不少。据统计，清代末年，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总计有2211条街巷，其中有1121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0﹪。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其时约有3216条街巷，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北京对道路的称呼是有原则的。元人熊梦祥在其所著的《析津志》中，曾经指出，“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认定大街与小街的根据是道路的幅宽。惟独火巷与胡同没有记载。但胡同狭窄于街，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原则被后世继承下来。比如，鲜鱼口地区的道路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巷、胡同、街、大街。其中，巷的宽度一般在3米以下，长度在200至300米左右，比如得丰东巷、得丰西巷。胡同的宽度在3至5米之间，长度在300至500米左右，比如晓顺胡同。街的宽度在6米以上，长度在500米左右，比如西兴隆街、打磨厂街。大街的宽度在20米以上，长度在1600米，比如前门大街。
而近年随着北京危改的提速和城市建设的加快，旧城区的胡同正在快速消亡中，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忧虑，王彬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胡同是北京旧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同的大量消亡，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古都风貌，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保留古都风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里，尽管关于保护古都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究竟该如何保护的合理化建议却很少，我对王彬先生提出的微观地理学说深表赞同，微观地理学说的核心是注重新旧景观的谐调，把新与旧的景观统一起来，消除视觉障碍。我们不应该只是消极地去保护胡同，而应该从积极的微观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开发性保护、研究与构想，从而做到既不影响城市建设，又能增强城市美感和文化底蕴。
同时关于胡同本身的研究，一般都是从元代开始的，研究的也仅仅局限作为城市辅助功能，而王彬先生在他的《胡同九章》中，不但通过对胡同起源、布局、要素、功能、景观、色彩、名称、人物、文化九个方面，对北京的胡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还第一次将胡同的研究时间从元代延伸到了西周，第一次从经济形态的角度对胡同进行了研究，经过科学的论证，将胡同的文化起源延伸到了西周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与井田制相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形的，也是九百亩，也规划为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根据成书于西周末年《考工记》的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城里面设置九里，如同井字，中间的里，是皇城，皇城居于王城的中心位置；其余的里，作为百姓的居住的之地，围绕在皇城的四周。城门之下是道路。其中，南北之间有三条道路，称经；东西之间亦有三条道路，称纬。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垣之间、城垣内侧,构筑六条与干道相平行的次要道路。这样,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各有九条干道，时称九经九纬。
干道与次干道，在西周的时候称涂，后世称街。《周礼》说“五家为比”，又说“五比为闾”，二十五家为一闾。四闾为一族。每一族的住宅连为一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郑州商城发掘出里的遗址，半地下的房屋有组织地南北相向而建，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里中的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巷之外，还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读完手头的《胡同九章》，才发现天际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天快亮了。用了整整一夜的工夫，一口气读完一本书，是我近年来少有的事情。准确地讲，这样的情形只有在大学里读武侠小说的时候经常出现。经过一夜的阅读，却丝毫困倦也没有，望着晨曦中的京城，多出了几份发自肺腑的喜爱和崇尚。曾经有一位久居京城的演义圈朋友这样告诉我：“你有一千个理由，不喜欢北京；你总会有一千零一个理由，爱上北京。”我想，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那多出的一个喜欢北京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我想，那就是京城的古都文化！
可惜当下的人们在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已经集体迷失了自我，就在我们迷失自我的过程中，一座座城市的古老文明和灵魂，正在被我们用千篇一律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淹没、撕毁。这样的现象，无论是偏远的乡村、还是繁华的都市，无论是新兴的城镇，还是古老的都市，每天都在发生。所不同的是乡村的大兴土木，破坏的是自然生态，而城市破坏的是文化古韵，两者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源，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掩卷闭目之际，我在想，如果首都的市民和官员，多知道一些胡同的历史、胡同的文化，学会品味胡同、鉴赏胡同、享受胡同，不但能给我们的生活添加历史与审美趣味，而且还能为我们的城市功能设计提供更多科学宜居的元素。有朝一日能为后人建设成一座具有唐代诗人刘方平笔下的居住环境的城市，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
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意暖，
虫声新透绿窗纱。
月光照亮了半边墙壁，另一半则笼罩在暗影里。小巷的一半是明艳的，另一半则是幽暗的。这样的居住环境和意境，恐怕只能偶尔在脑海中想象一番罢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