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与《日下旧闻》--常江

朱彝尊画像(2图)

在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有一座不起眼的院落，这里原为广东顺德会馆，也是清初著名学者，北京地方史志专著《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的故居。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沤舫，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死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是清朝初年著名的词人、诗人、学者、藏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考据学家。

《清史稿》中记载朱彝尊"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由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好学，他在少年时就已经博学多识，凡天下之书，无不披览。虽然他家庭贫困，但他不惜以饥饿的身躯跋山涉水，奔走于全国各地。对所看到的金石、丛祠荒塚、破炉残碣之文，他都要与史书、传记详加考证。广博的见闻、珍贵资料的积累，为其以后所著的文学、史学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易代之际，朱彝尊只有十几岁，但由于明亡后江南抗清力量的此起彼伏，加上他是明故丞相朱国祚的曾孙，家世和时代的因素都决定了他早年对清兵入主中原的愤懑和对故明怀思的态度。他曾秘密参与抗清复明活动，公元1659年震惊江南的郑成功、张煌言海上出师，正是朱彝尊与魏耕、钱缵曾、祁理孙、祁班孙等人为首的秘密反清集团联络献策的结果。不料事情败露，魏耕、钱缵曾殉难，祁班孙系狱，朱彝尊不得不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引身避祸，远走他乡，依人作客，足迹遍布四方，开始了他的游幕生涯。康熙元年底，朱彝尊抵达浙南，在永嘉县令王世显署中做记室，其初始目的是为了远避抗清失败之祸。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朱彝尊先后在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山西左布政司王显祚、山东巡抚刘芳躅、潞河通永道佥事龚佳育等处为幕宾，龚佳育任江宁布政司时，又邀朱氏随赴南京。朱彝尊的游幕，为他搜集金石文字以补证史籍和采集各地"幽忧失志之士"遗散诗文这两个涉及史学、金石学和诗学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也结交了不少巨儒遗老:他在北上途经扬州时，访问了时任扬州司理的著名诗人王士真，虽然造记未遇，但对王士真有深刻的影响，为日后"南朱北王"定交奠定了感情基础；在太原，明末大学者、前辈诗人顾炎武为朱彝尊的学问、人品所折服；康熙十年(1671年)，在江都，朱彝尊与文学家魏禧定交；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京郊潞河，与年仅十八岁的满族大词人纳兰性德定交，且日后交谊甚深。朱彝尊在游幕时期屡游京师，相交名流众多，如在词学方面就有宜兴陈维崧、曹尔堪以及曹贞吉、顾贞观等人。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朱彝尊的思想由抗清向仕清过渡。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为笼络士人，首开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一改初衷，受荐应试，以一介布衣出仕清廷，任翰林院检讨，为《明史》纂修官。朱彝尊本来就酷爱古文辞、历史，让他参加编写《明史》，这无疑给了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朱彝尊在明史馆期间，为了《明史》的编纂诸问题七次给负责编辑的总裁上书，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体例到内容都加以论述。他建议要广泛阅读史书，宽限写作期限，借鉴纂写元代史书时紧迫限时的弊病，防止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编撰历史。他辨析了明朝方孝孺、东林党两件史事，针对如何编纂《明史》，更进一步强调了作史要抱着严谨态度，不可以存在门户之见，也不可用观点的同异来划分邪与正，贤与不肖。这种卓越的学识和严肃的治学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朱彝尊的许多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所以纂修《明史》的体例很多都依从了他的意见。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彝尊被授日讲起居注官，这是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后入值南书房，朱彝尊的渊博学识更是得以充分地显露，深得康熙皇帝的宠爱，多次被赐参加太和门、保和殿、乾清宫的宴会，而且还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朱彝尊开始编辑《瀛州道古录》，因私自带着他的学生入内廷抄录四方经进书，被学士牛钮弹劾，谪官，留居京师，潦倒困顿至极。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官复原职，然而两年后再度罢官，终于致仕归里。朱彝尊的仕途可谓是屡起屡谪，荣辱备兼。

朱彝尊在清诗清祠中的成就足可彪炳千秋。朱彝尊十七岁就开始创作诗词，坚持65年之久，终其生而未缀。其诗词原先见于《竹垞文类》和《腾笑集》的，绝大部分晚年收入《曝书亭集》，其余一部分以及生前未刊之作由其后人辑入《曝书亭集外稿》，除此而外，还有一部分散见于《南车草》诸书之中。朱彝尊开创了浙西词派的风气，和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在词坛并峙称雄。而朱彝尊所辑成的《词综》更是中国词学方面的重要选本。因此，在整个清代诗词史上朱彝尊都占有重要地位。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朱彝尊被弹劾而降职后，居所从黄瓦门迁往宣武门外海波寺街16号(今海柏胡同)。因院里有两株紫藤，朱彝尊就把他的寓所取名"古藤书屋"，在此一住就是六年。在谪居的这段时间，他没有消沉，而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撰写刊印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当时最大一部研究北京地方史志的专著《日下旧闻》，为北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

所谓"日下"，即唐代文学家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的"望长安于日下"，后人自此把"日下"比作长安，所以古时有用"日下"比作京都的说法。朱彝尊沿袭了历史上的习惯，把他编辑成的这部京城史料书，命名为《日下旧闻》。朱彝尊认为北京的宫殿辉煌、井邑多彩，为《诗经》中所说四方之极的地方。而且北京的历史悠久，曾是辽、金、元、明的首都，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但是却缺乏专门记录北京历史的典籍，着实令他遗憾。于是，朱彝尊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起，开始了《日下旧闻》的创作。为了完成该书，朱彝尊"白天到郊野去摩残碣古碑，访问山僧野老，晚上点起灯，对照古籍，驰骋古今，必定要使访问的和书上写的进行对照，直到没有遗憾才惬意"。北京宫室、城池的位置几经变化，而且"故老沦之，遗书散失，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寻矣"。所以他注意搜集北京历史资料，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以类相从，加以排比，辑录了北京地区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迹，风情物产，详细记载京师地理沿革，著录历代有关典章制度、遗闻旧事，可称为研究北京的小百科全书。全书分为13门，分别是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共42卷。刑部尚书徐乾学看过后，认为可以保存传世，遂出资刊刻雕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九月出书。《日下旧闻》一书编著后，康熙年间的名士徐元文、徐乾学、姜宸英、张鹏、高士奇等都为此书写了序言。《日下旧闻》一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靠此书保留了史实。

《日下旧闻》刊刻后，清廷就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园林、宫殿、官署等，到乾隆三十年，距《日下旧闻》成书已近百年，北京城池、宫殿、尤其是皇家园苑已有很大变化，朱彝尊所撰录的，已远远不够了。于是乾隆命窦光鼎、朱筠等根据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再收录康熙、雍正及乾隆皇帝的诗文，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刊刻出书《日下旧闻考》也叫《钦定日下旧闻考》，成为封建王朝中最大最完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资料选辑。《日下旧闻考》有160卷，比《日下旧闻》多三倍，内容、卷幅大大增加，较《日下旧闻》更加详实精准。该书虽沿用《日下旧闻》编次目录，但其中20卷的国朝宫室，2卷的京城总纪，4卷的皇城，14卷的国朝苑囿都是新增加的。书中有"原"、"补"、"增"的字样，"原"是朱彝尊原有的，"补"是朱彝尊之子朱昆田后补的，"增"是指乾隆年间窦光鼎、朱筠等人增加的。

朱彝尊的人生道路坎坷不平，曲折复杂，他没能反清复明，也没被清朝的皇帝终生宠爱，但是他的诗词、著作却千古流传，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他确实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兼学者。朱彝尊那充满悲喜剧的一生，其时也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广大文人的真实写照。　摄影:常江

尚未修复的故居显得有些荒芜(3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