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为了听点儿纯粹的北京话，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还邀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井。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有点儿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现今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啦。要是把话说纯了，多少人能听得懂？印成书还能加个注儿。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锅啦！所以我这篇小文也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
京白最讲究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儿。一般人只瞅见怀里抱着的和手里拉着的娃娃才那么问呐。稍微大点儿，上中学的，就得问：“十几啦？”问成人则是“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可那是客套了，我赞成朴素点儿。
北京话里，三十“来”岁跟三十“几”岁可不是一码事。三十“来”岁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几”岁就是三十出头了。就是夸起什么来，也有分寸。起码有三档。“挺”好和“顶”好发音近似，其实还差着一档。“挺”相当于文言的“颇”。褒语最低的一档是“不赖”，就是常说的“还可以”。代名词“我们”和“咱们”在用法上也有讲究。“咱们”一般包括对方；“我们”有时候不包括。“你们是上海人，我们是北京人，咱们都是中国人。”
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常听人抱怨如今的售货员说话生硬——可那总比待理不理强哪。从前，你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柜台里头的就会跑过来问：“您来点儿什么？”“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买，就打消顾虑说：“您随便儿看，买不买没关系。”
委婉还表现在使用导语上。现在讲究直来直去，倒是省力气。可有时候猛孤丁来一句，会吓人一跳。导语就是在说正话之前，先来上半句话打个招呼。比方说，知道你想见一个人，可他走啦。开头先说，“您猜怎么着——”要是由闲话转入正题，先说声：“喂，说正格的——”就是希望你严肃对待他底下的话。
委婉还表现在口气和角度上。现在骑车的要行人让路，不是按铃，就是硬闯，最客气的才说声“靠边儿”。我年轻时，最起码也得说声“借光”。会说话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溅身泥”。这就替行人着想了，怕脏了您的衣服。这种对行人的体贴往往比光喊一声“借光”来得有效。
京白里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哟”，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相形之下，“长得”死板了点儿，“出落”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词除了静的形态（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名物词后边加“儿”字是京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已故文学翻译家傅雷是语言大师。五十年代我经手过他的稿子，译文既严谨又流畅，连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周详的仔细斟酌，真是无懈可击。然而他有个特点：是上海人可偏偏喜欢用京白译书。有人说他的稿子不许人动一个字。我就在稿中“儿”字的用法上提过些意见，他都十分虚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语里冠词的用法，这“儿”字也有点儿捉摸不定。大体上说，“儿”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带有爱昵之意。小孩加“儿”字，大人后头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个佯装成人老气横秋的后生，说：“呵，你成了个小大人儿啦。”反之，一切庞然大物都加不得“儿”字，比如学校，工厂，鼓楼或衙门。马路不加，可“走小道儿”、“转个弯儿”就加了。当然，小时候也听人管太阳叫过“老爷儿”。那是表示亲热，把它人格化了。问老人“您身子骨儿可硬朗啊”，就比“身体好啊”亲切委婉多了。
京白并不都是娓娓动听，北京人要骂起街来，也真不含糊。我小时，学校每年办冬赈之前，先派学生去左近一带贫民家里调查，然后，按贫穷程度发给不同级别的领物证。有一回我参加了调查工作，刚一进胡同，就看见显然在那巡风的小孩跑回家报告了，我们走进那家一看，哎呀，大冬天的，连床被子也没有，几口人全缩在炕角上，当然该给甲级喽。临出门，我多了个心眼儿，朝院子里的茅厕探了探头，喝，两把椅子上是高高一叠新棉被。于是，我们就要求女主人交出那甲级证，她先是甜言蜜语地苦苦哀求，后来看出不灵，系了红兜肚的女人就插腰横堵在门坎上，足足骂了我们一刻钟，而且一个字儿也不重，从三姑六婆一直骂到了动植物。
本文节选自《萧乾文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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