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这四个字排行老大的是“衣”。
不是都说“民以食为天”吗，怎么食不排在第一呢？后来一想，其它动物也以食为天，远古时人类的祖先与其它众生没区别。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吃食改称吃饭。每天清晨，都是先穿衣，后吃饭，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要是连遮盖羞耻的衣都不要了，还TMD吃什么饭！
所以，把衣食住行的“衣”放在最前边，是有它的道理的。
五十年代穿衣，主要目的一是不露肉，二是要暖和。因此我头脑里印象中，衣服的两大功能是遮体和御寒。那时一家人要是都有棉、有单、有夹袄，就是相当可以的人家了。要是单夹皮棉纱都有，那肯定是大地主资本家，小地主家庭都不行。
因为物质基础差，经济条件不好，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低自不必说。但是从胡同里各家的穿衣是否应季和服装是否整洁，也能看出彼此的差别。俗话说，“男人街上走，带着婆娘的两只手”。我母亲他们那一代人，为了家，可以说是忙碌了一生。
穿新衣
在春天一般家庭会把棉袄拆了，抽出棉絮洗洗干净缝成夹袄穿，到了冬天再把夹袄充上棉絮作棉袄穿。特别是小孩子，有两个春秋原来又肥又大的衣服就小得穿不上了，为了节省钱和布票，都是这样“棉——夹——棉”地轮转。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棉袄外面有罩衣，可以经常洗外罩，条件差一点的，一冬就是这一件棉袄了。要不，怎么都盼着过春节穿新衣服呢
当时多数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小个的孩子接班穿哥姐的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你看那个小女孩经常穿素色的黑或蓝的衣服，甭问，上边肯定是哥哥。这还好说。要是给小男孩穿姐姐的花衣服，那男孩肯定会不乐意。因为小伙伴和同学们会起哄。别看那时人穷，可志气并不短，小男孩会以各种方式抗拒穿花衣裳。其实父母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只不过经济条件不允许，只好想办法变通。
牌匾上方檐头的木板或许还是旧的？牌匾及以下都是新的了。
最常用的有效办法是：到沙井胡同东口外，“南锣故事”那个门店里，买一包或蓝或黑的颜料（一毛多钱），用洋铁脸盆烧水，加上颜料和食盐，放到火炉上将花衣服煮染成深颜色。
多半男孩子是可以接受染后的花衣服的。但也有的家庭主妇手艺不精，煮染后的花衣服掉色掉得厉害，几水之后，暗花重现，孩子哭大人跳不亦乐乎！
染色后的旧衣服洗几水后，深浅条纹就又显露出来。
说到衣服，就不能不说到鞋帽。
那时候能够买鞋穿的家庭，应该是富裕的家庭。但是即便是买鞋，多半也是给上班的人买，孩子们日常穿的鞋多数是家做的。
“脚底下没鞋穷半截”，所以，那时四合院里的妇女，在饭后，或上炕睡觉前，手里多数会拿着鞋底子，纳上几针。要是街坊邻居聊天，那你看，人手一只，或快或慢，全不闲着。
家做鞋的式样，大体是四种，春夏的单鞋，女式方口带袢布鞋，男士圆口布鞋；冬季的棉鞋一种是前后结合的系带棉窝，一种是左右结合的牛鼻子棉窝。
说到了鞋，就必须说说袜子。现在的人说某某懒，往往斥之“袜子都不洗”。我们小时候说谁谁懒，要说，“脚趾头都出来了也不补”。补，说的就是补袜子。那时袜子都是棉纱织就，强度和弹性与今日之袜不能相比。穿久了，袜子自然要破洞。
一是当时没有那么多钱买新的，二是当时的消费观念也不能允许衣物上有个小洞就丢弃。流行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补袜子要有“袜版”，袜版形状像脚。将袜子套上去，然后找比较细软的布将破洞缝补起来。我妈妈是没有袜版也能补袜子的，我不行，没有袜版弄不成。
补袜板
最后说说头上戴的，帽子。当时的帽子有几种，一种是毡帽；一种是单帽就像赵本山演小品时戴的那种蓝布帽；还有就是冬天戴的有护耳的棉帽子。
春秋戴的单帽
冬天戴的棉帽
前排的两个男孩戴的是栽绒棉帽，中间最小的男孩穿的是“棉猴”，后排的男孩戴的是带檐的布棉帽。
当今的南锣鼓巷商店橱窗里摆的布鞋
《帽子的秘密》是上小学时背会的一篇课文。时至今日，还能记得课文内容的十之八九：
我的哥哥可不是个普通人，
他是一个三年级生；
他一连考了那么多个五分，
妈妈送他一顶帽子当奖品。
帽子的颜色可真蓝，
漆黑的帽檐亮闪闪；
别说把它戴在头上，
就是看看心里也喜欢。
可是这顶帽子有点奇怪，
它的帽檐老是掉下来，
妈妈把它缝了又缝，
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坏。
妈妈叫我跟着哥哥，
好看看帽檐怎么会掉下来，
可是哥哥只要一见我，
马上就把我赶开。
今天我偷偷地到了他的学校，
这事儿一下子就弄明白，
他们七八个三年级生，
一出校门就把帽檐扯下来。
他们在空地上来回地跑，
又喊“靠岸”又喊“抛锚”，
哥哥拿着个望远镜——木头的，
四面八方到处瞧。
我还没决定躲不躲，
望远镜已经瞄准了我，
忽然背后一声喊，
我叫人抓住怎么也挣不脱。
两个水兵向哥哥敬礼，
报告抓到了什么“奸细”，
哥哥看也不看我一眼，
就下命令把我枪毙。
我生气地说：“我不是什么奸细，
我是你的弟弟！”
可是哥哥皱着眉说：
“是奸细就不是弟弟！”
这么欺负人还能行？
我就又踢又打吵个不停，
两个水兵只好安慰我，
说枪毙是假的一点不疼。
我说：“反正我不能叫你们枪毙，
不管它疼还是不疼；
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
随便说我是奸细就不成！”
水兵们都哈哈大笑，
哥哥也只得把命令取消，
大伙说：“这可不是个胆小鬼，
欢迎他参加我们'海军部队’。”
晚上我回家见了妈妈，
我向她谈了船舱又谈甲板，
我告诉她什么叫做舰队，
还说天下最勇敢的就是水兵。
至于哥哥的帽子，嘿……
我说：“这可是个秘密。”
妈妈摸着我的头发笑了：
“那好吧，亲爱的水兵！”
我奇怪妈妈怎么知道，
她说：“这也是个秘密。”
她说她还有几句话，
托我给所有的小水兵捎去：
“真正的水兵坚强勇敢，
热爱祖国热爱劳动，
你们能不能学习英雄，
不看帽子，要看行动！”
衡量某个时代、或某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以及精神面貌，最直接的办法是看当时当地的女性的穿着。女人天生爱美，对衣饰有着本能的要求。生活是否富足，精神是否愉快，直观体现在女性的穿着打扮上。
以衣帽取人，有点小人势利眼。但衣帽穿着所反映的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
俗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如果一座庙里冷冷清清，泥佛身上彩饰脱落，能说这座庙是香火旺盛么？从小里瞧，家庭里女性的穿着打扮从某一个角度表明了他家的男人的发达程度。往大处说，时代女性的穿着打扮，流行时尚，则整体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和一方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再具体说，一个家庭的孩子衣着是否得体，干净整齐，也反映其父母的经济实力，以及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男人的中山服，女士的便服，是穿着的主调。虽非清一色，女性也穿一些小花布衣衫，但仍然显得很单调。文革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黄绿的军便服充满了视野。八十年代以后，西风渐进，港台风流行，“港不港，看白网；狂不狂，看米黄。”一度流行喇叭裤，还被称为奇装异服而遭到非议。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对衣着说三道四了。
曾几何时，把穿着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已经超出了以衣帽取人的势利观念！
在我们长成半大小子的那个年代，伙伴们中间有穿了新衣服的他本人并不兴奋，而是感觉不自在，不习惯。一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穿新衣服时故意往墙上蹭，意在“做旧”。这种“恐新症”，是那个时代在我们心灵中的烙印。
直到现在，我虽不拒绝穿新衣服，但对上街买衣服还是态度冷漠，只要求保暖舒适即可。把山人妻恨得牙根痒。
下面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五十年代的照片，其内容都是春节的活动：慰问军属、送年货上门、扭秧歌和春季联欢晚会。通过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面貌，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那时的服装样式。
慰问军属
送年货上门
扭秧歌
56年春节，侯宝林郭启儒在春季联欢晚会上
天冷，懒得出去。翻了翻以前拍了没有发过的照片，正好有一组《老北京春节民俗展》的片子，挑几张发了。
在我的记忆里，腊八节既不温馨也不浪漫。
听到的传说是，穷人家到了冬天，缺柴少米，饥寒交迫。一家人已经揭不开锅了，男人出去借钱没有结果，路上捡了几根柴来回家烤火，女人只好把盛米盛豆的口袋都翻开来，放杂粮的家伙事箩筐、笸箩都扣过来，打扫出一碗杂粮，放在锅里加上水，用烤火的柴火煮熟了一锅粥。数了数粥里是八样杂粮，这一天又正好是腊八，就叫腊八粥了。
我家不迷信，家长也不讲祭灶的事。小时候听说的有关灶王爷的故事都是评书相声里讲的。和我们小孩子有关的就是吃关东糖、糖瓜。关东糖和糖瓜都是糖稀制成，口感也差不多，只不过外形有区别。
吃关东糖要放在室外冻硬了再吃，那是又脆又甜。如果放在屋里，就会变得又软又粘，像拔丝山药外面的糖稀。搞不好小孩子会吃得满手满脸的，像小花猫。
小时候过年扫房主要是大人的事，但也会给我们小孩子派点儿力所能及的活，给大人们打打下手。我印象里我们独立完成的活主要是擦玻璃和擦铜饰件。擦玻璃不用细说，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并不是所有的窗户上都有玻璃。我家的窗户只有窗心是玻璃，边上还都是糊窗户纸的。
铜饰件是指老式的家具上的一些铜活，像抽屉的拉手，箱柜的扣吊等。铜活在空气中暴露时间长了，就失去了金黄的光泽，被铜锈所遮盖。擦铜饰件就是把铜锈磨去，让黄铜重新显现光泽。
过去过日子许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劳动的工具材料也是就地取材，并不是像现在动不动就花钱买，来不来就外包出去。
擦铜饰件的“砂纸”就是细炉灰面。炉灰家家都有，是废物利用。打磨的操作不能用手直接弄（会伤手），“专用工具”就是白菜疙瘩。冬储大白菜，家家天天都吃，切下来的白菜根大小就跟咱们现在单位的公章那么大，用刀切的新茬那面，潮呼呼地往炉灰里一按，粘上的细炉灰面正好用来去磨铜饰件。
记得小的时候大人们拜年的趣事，就是初二向姻亲和邻里贺年。
由于向长辈拜年的程序和礼仪是比较固定的，也就相对简单，麻烦的是平辈。
平辈互相贺年，谁也不甘心落在后面。结果是一年比一年早，特别是住的比较近的，有的时候这位正往对方家去，路上就碰上对方了。出于礼貌，双方会争先让对方先到自己家，同时也会暗下决心，明年一定要比今年更早的到对方家里去贺年。
我这么说年轻人能听得懂吗？我觉得能听懂就很好了，我不企望年轻人能理解为什么要一年比一年更早。
（5）南锣鼓巷--衣食住行之食
食。民以食为天。
在这里不说驴打滚、艾窝窝、炸糕、灌肠、焦圈和卤煮火烧等北京小吃。因为那时吃饭是为了活着，不是品尝、享受的概念。
主食主要是玉米面、小米、白面和大米制成。做熟了就是窝头、米饭、馒头、面条、烙饼。蔬菜主要是大白菜、小白菜、油菜、萝卜、土豆等。副食主要是豆腐、粉丝之类。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居民粮食供应证和居民购货证。粮食要凭票供应，买副食限量要写本（登记限额内的购买数量）。芝麻酱、黄花木耳、花生瓜子等要过节才能吃到。
尽管物质相当匮乏，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我的父母心灵手巧，他们在有时间的时候，会做一些花样给我们吃。比如：扁豆闷面、锅贴、大馅菜团子、枣窝头、糊饼等。
在我的印象里，家里如果有剩饭的话（因为那个年代人们一般不怎么剩饭），多数情况他们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再加工一下。比如剩了半张烙饼，他们会加工成炒饼，葱花炝锅炒焦黄有香味佐以大蒜和醋，吃起来感觉非常棒。假如是冬天，同样是剩的烙饼，会加工成烩饼，先炒冬储大白菜，然后加饼、加汤，连吃带喝，吃得五体通泰。
1963年到1973年间的购货证
常规供应的副食、日用品有：糖、肥皂、棉线等。节日不定期的供应有花生、瓜子等。
一天翻看闲书杂志，关于粮食问题，有指示曰：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现如今套用这个格式，山人言：“少时吃干，老年吃稀，半老不老时吃半干半稀。”
吃干说：嚼铁蚕豆，啃硬面饽饽，贴饼子窝窝头管饱是一解；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虽骑瘦驴却拉硬屎亦是一解。
吃稀说：喝棒子面粥，吃面片儿汤混个肚儿圆是一解；看他人眼色行事，唯上司马首是瞻，傍富婆吃软饭亦是一解。
半干半稀说：卤煮火烧、肉夹馍就羊杂汤是一解；“择高处立，向宽处行”，“发上等愿，享下等福”亦是一解。
现在的吃食已经是极大丰富。世事变幻也似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许多题目都不止一两个解。吃干吃稀也罢，半干半稀也行。山人唯一想说的是不要“想上等福，往窄处挤”。
行文至此，手机短信铃声大作，朋友之间短信拜年开始。第一条短信全文照录如下：
有境界，能看远；有肚量，能看宽；
有涵养，能自持；有锋芒，能内敛。
幸福，就是内心的平静，不挣扎，不纠缠，不苛求。
值此玉兔奔月，蛟龙出海之际，给您拜年，祝您幸福！
山人复诵上面的短信，送给这几年光顾本博的各位朋友。感谢朋友们的点评、指教、分享。
愿各位博友：阖家幸福安康！
说起住，我忽然想起现在做房地产的行内人士常说的所谓“三通一平”、“七通一平”。到网上查了一下（现在的标准）：
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是施工临时设施建设，其用材、施工、维护上具有临时性。三通一平是工程建设阶段的施工准备。
七通一平（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热力以及场地平整）是工程建设后期阶段小区配套设施建设实施阶段。完成了七通一平即完成了小区配套设施建设，小区可以交付使用，住户可以入住进行正常的工作生活。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南锣鼓巷只有两通，即：通路、通电。
关于路。最初的几年，只有南锣鼓巷是柏油马路，两侧的胡同里还多是土路，“刮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就是很真实形象的描写。后来，小胡同里才陆陆续续铺上了柏油路面。
关于电。胡同里的电线杆子上扯下两根线进了院门，全院的电表就安在门道里。那时用电的计量是一院一表。每个月查电表的发下收费单子，一个院总共也就几块钱。院里各户轮流计、收电费，当值的那一户会挨家挨户问一下各家耗电的情况（报有几个灯），算出来后再收齐，将电费交送到储蓄所。
当时院里居民的用电设备非常简单，就是白炽灯。一个院子里不见得有一家有“话匣子”——收音机。
那个时候老百姓没有一间屋好几个灯头的。老式的白炽灯一般吊在屋子的正当中。如果晚上用灯的地方比较偏，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桌子挨着窗户，主妇做衣服的缝纫机平时放在墙角。怎么办呢？请看下图：
一个动滑轮配重瓷瓶，顶棚上再安一个定滑轮。这个装置可以调整电线长度，方便调整灯伞的位置，改善屋内光照状况。
现在和年轻人聊天，你要说水车，他们能联想到的，一种是用河流的水冲击而转动的水车，可带动水磨或带动水斗做功；另一种是人力踩的或畜力拉动的水车，带动水斗提升水位，一般作灌溉之用。
上面说到当时胡同里仅仅两通：通路通电。难道当时南锣鼓巷没有通自来水吗？还真没有全通上下水。我记得是这样。每天早晨，胡同里都会来水车——送水的水车。
水车的式样应该是普通的“大车”——畜力车，另外在车板上加一个木桶制成的。木桶的形状大小，有点像现在的木制浴桶，一人来长半人多高，可着大车的宽窄那么宽。
这水车是走西直门进来还是从那个自来水站而来，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是亲眼目睹了水车送水工，挑着木桶挨家挨户送水的全过程的。
事隔多年，我看某历史材料时见到一句俏皮话说“我这是挑水的买卖，进门就倒。”想也没想就翻过去了。两个年轻人看到同样一句话，半天也想不明白，怯生生地问我，“就算挑水地上滑，也不一定是进门就摔倒啊？”我望着从小住单元楼，家里至少有两个以上水龙头的年轻人，思考如何去解释这“挑水的买卖”。
——你想啊，两个浸透了水的大木桶，再装满了水，得有多沉！走胡同，跨大门槛，进院进屋挑到你家水缸边儿上了，还不赶紧倒进缸里呀！
——嗨，倒哇！
后来自来水管道铺设进了院子，再后来，排水管道也铺设进了院子。通水了！“三通”实现了。
通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全院的唯一一个水管子位置在院子中间，水龙头高出地面三尺，冬天肯定是上冻的。所以通水后的第一年的冬天，每个院子的住户居民都被提前告知入冬后要“关水表”。
所谓“关水表”的操作流程是，掀开水管子旁边的水表井盖，进入井中关闭水表前边的截门，再用水盆接住水表后边的回水龙头放出的回水，在确认从水表到地面上的水龙头之间的水管中的水已经全部放空后，人回到地面上，盖好水表井的井盖。
开水表的过程相对简单，关闭回水龙头，再打开放水截门即可。
关水表的示意图
谁知有一天，负责关水表的人忘了关了。那是数九隆冬的季节，一宿西北风带来的冷空气，把水管子冻了一个瓷实。怎么办？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商量着用火烤烤吧。结果各家都拿了几块劈柴放在自家的火炉上点燃，之后就把柴火堆在水管子根底下烧，烧了一会儿，又有人用稻草点燃烧向较高处的水龙头，觉得差不多了，就有人跳下水表井把表前截门再开大点，可是水龙头还是不出水。
其实后来想想，这时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可是大人们的急躁情绪影响到了他们疏忽了对孩子的关照，没有注意到小孩子们更加容易冲动。东屋的老歪在旁边，一边反复拧动龙头，一边低下身子扭过头来，朝着水龙头的水嘴里面张望。
忽听水管发出“嘶，嘶”的声音，大人们议论说着“快了，快了。”
说时迟，那时快，水嘴中突然发出一种爆破音，紧跟着，一股强大的水流喷涌而出。
“啊！——”老歪一声惨叫，撕心裂肺，水管子里烧得冒着热气的水全浇到了他的头上。
后来老歪的烫伤应该是痊愈了。小时候的朋友，你现在过得还好吧？
前面说到了通路、通电，后来通了给水和排水。还差三通是：通讯、燃气和热力。下面我们就看看，那个年代是怎么解决居民在这三个方面的需求的。
那时老百姓同城的联系方式就是上家找去。若同城寄平信邮资是4分钱一张的邮票。异地的联系方式就只能发信了，外埠的平信邮资是8分钱。
一般的街坊邻居住长了，谁家外地亲戚多，都是门儿清的。连邮递员都知道，“北屋老太太，您老丫头来信了！”“东屋的老爷子，您参军的二小子来信喽！”
现在的投递员
你要问有急事怎么办？那就打电报。
小时候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因为电影里有特工发电报的镜头，……看上去很有神秘感，就有些向往。所以现实生活中打电报的事一旦发生在自己身边，就充满好奇心地细致观察。
一天晚上，胡同里忽然响起了轻骑摩托的声音，轻骑停在门口后，邮递员喊了一声：“***，电报！”
被呼唤的本人，赶紧跑到大门口，签收了电报。
第二天，我们小朋友之间互相串门到谁家玩儿去，都是喊：“大奎，电报！”“和平，电报！”
到了晚上，各家大人都回来了，孩子们还处于疯玩儿的状态，一个孩子到邻居家，一拉门，“电报！”那家的老太太正活棒子面准备蒸窝头，“咣当”一声，面盆蹾在桌上，棒子面洒了一桌子。孩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不说小孩儿头脑简单呢。
等老太太回过神来，胡噜着心口，把孩子这一通数落。——那年代，没有生老病死谁家打电报呢？
老式电报
穿红衣服的是现今小红帽系列的快递人员
七通说了五个，还差燃气和热力。
那年代，燃气暖气的概念还没有，平常百姓家一般也没有厨房的概念。做饭使用的火炉子，在非取暖季节，就放在屋门的外侧屋檐底下。条件好的家庭，用洋铁皮做个风挡，既遮风又挡雨。没有风挡，刮大风时真的做不熟饭。
到了取暖季节，屋檐下的火炉就要搬到屋里，发挥做饭和供暖两项功能。当然，火炉搬到屋里使用，必须得安烟筒，另外窗户上还要安风斗，预防煤气中毒。
安烟筒 安风斗
安风斗 预防煤气中毒 原理示意图
那时候住房本来就不宽绰，屋子当中再放一个火炉，室内的活动空间大小可想而知。晚上屋里，做饭的，做针线活的，做作业的，挤得满满当当。吃饭时，做活的和做作业的撤场，摆上碗筷吃饭。吃完饭，收拾桌子扫地洗碗各忙一通。然后做活的、做作业的、看报纸的又都凑到桌前灯下——因为只有这一个电灯泡。
烤馒头片
回想那时的人们，除了担心煤气中毒和太小的孩子被明火烫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对火炉的不满。我们既没有嫌煤灰脏，也没有嫌生火、封火麻烦。我们认为，春种秋收冬藏，月落日出和四季交替都是天经地义的。
有了炉火就有了暖房热屋。炉中有煤，火上有饭，屋里有人，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
由于冬天要取暖，家里面就放宽了对用煤的限制，我们还可以相对多的吃到烤制的东西，饼铛大派用场。不用饼铛在炉盘上也可以简单地烤馒头片儿、窝头片儿，这种干烤的其实更香更好吃。
前几天到“羯子李”吃饭，数十种北京小吃最先见底的是窝头片儿沾臭豆腐。它那儿的窝头片儿好象是油炸的，我们小时候吃的没有油炸，窝头片儿是干烤。
沙井胡同西口向北拐，再往西有个胡同是方砖厂。胡同口处有一个煤厂。那时，我们烧的煤都靠这个煤厂供应。
那天走到煤厂旧址附近，天已近黄昏。去银锭桥拍夕照来不及了，登上砖垛拍了一张。
煤厂供应的商品煤有三种，分别是：块儿煤、煤球和蜂窝煤，另外还供应劈柴。小时候从煤厂过，看见里面机械化程度很低的劳动过程。
手工生产煤球的过程：
工人先把煤末及辅料用铁锨搅拌均匀，然后加适量水活匀；第二步是将活好的煤平摊在场上（约一寸厚）压实；第三步是将平摊的煤饼切成一寸长一寸宽的坯子；第四步是用一个圆形大柳条箩，底下垫一个花盆，装上几锹煤球坯子，再撒上些许的干煤末，然后工人两手攥紧圆箩的两边，以花盆为轴用力摇，那些四方的煤球坯就被摇圆了。
常用语“摇煤球”就是描写这第四步的劳动过程。
如今时过境迁，方砖厂的煤厂已经不在。但是前不久去南锣鼓巷碰巧我还碰上了送煤工送煤。拍了几张，看个大概意思。
我拍最后这张的时候，等了较长的时间才拍上。
（12）南锣鼓巷(三十一)衣食住行之行
衣食住行，不可缺一。
行。农耕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出远门，尤其是女人，几乎足不出户。所以古训有“父母在，不远游”。
然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出门求学、求职、求财、求发展，已是普遍现象。因此出行的方式也就提高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当时北京居民出行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乘公交车和步行。六、七十年代，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开始逐步普及，那时年轻人结婚要彩礼，“三转一响”中就包括自行车。
在儿时的记忆里，我最初开始接触的公交车是有轨电车。由于时间太久了，回忆的画面十分模糊：首先电车是长方形的车厢，有铁轨，有“辫子”；第二电车里座位是顺着车窗一边一排，木条椅子面；第三开电车的司机是站着开的并且身前不是方向盘，而是一个类似“水龙头”似的铜的东西；第四电车没有喇叭，而有铃铛，一路叮叮当当响过去；第五没有转向灯，在车头窗框两边，分别有两个尺板大小类似铁皮铅笔盒的设备，每当电车转弯时，“铅笔盒”里会伸出一只“小胳膊”，就像现在我们骑自行车拐弯示意后面的人一样，挥胳膊示意转弯。
我自己也十分纳闷儿，开有轨电车即便不像今天开汽车似的扶着方向盘坐着开，也应该像船长似的站在驾驶室里，手把着舵轮呀。我记忆中怎么会是握着一根铜管子呢？
后来，有轨电车被取消了，地面上没有了轨道和道沟。公交车两种一是汽车，一是无轨电车。
记得最开始公交电汽车的阶梯票价是：4分、7分、1毛1。4分钱的票最多可以坐五站；后来什么时候改过一次，票价为5分、1毛、1毛5。5分钱的票最多可以坐六站。
让我比较羡慕大人的是他们有“月票”。市区职工月票每月3块5，可以乘坐市区的任意线路公交。郊区专线月票4块，比如320路的月票，就可以多次乘320路和所有的市区线路公交。市区学生月票2块，比大人优惠。我记得姐姐到女一中去上学，并不是每个月都买月票，舍不得花钱，就走着上学。
小的时候看父亲骑车出去，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你说这自行车放在那里不支上它就倒了，怎么骑上它就不倒了呢？
在大人都去上班以后，小孩子们就会商量怎么玩儿。如果有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会骑车并且大人正好出差上了外地没有把车骑走，那么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去玩儿的机会就来了。
我们住的这个街区位于北京城区的北部偏东，离得最近的城门是安定门，再有比较近的是东直门。虽说比较近，但凭我们那小脚小腿，走来走去也是去不成的。不是我们怕累，而是时间不够会被大人发现。如果有了车，那一辆车带一个，两辆车就可以去四个人了。
到安定门玩儿什么呢？如果是春天可以放风筝，夏天暑假期间可以下护城河游泳、捞鱼虫，秋天我们要带上蛐蛐罩逮蛐蛐。什么都不带也可以捉迷藏玩儿打仗爬城墙。
说起爬城墙，现在你打我我也上不去了，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害怕。无知者无畏，就往上爬……
回过头来还说这“行”。你别看有了自行车，行路是省时间了，可这小孩贪玩儿的欲望也就跟着上涨，往往玩儿疯了的孩子们，回到了胡同里，邻居大妈大婶都会说；“快回家看看吧。”潜台词就是“你爸妈找你半天了，等着挨打吧。”
时代进步了。那时候人找自行车，找车为行路。现在人找自行车，为的是消耗卡路里。
胡同里的邻居家有自行车的屈指可数。当然，后来是逐渐多了起来。别的车恐怕就没有什么了。
噢，胡同里有一位据说是腿脚有点毛病的人，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但我印象里好象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他走路，都是骑着车疾驰而过。和我一般大的小四爱和他逗，每每一阵风似的过去一辆平板三轮车后，他都会直起腰来大声喊：“嘿！歪一个嘿！”
只见已经远去的三轮车忽然向一侧一偏，然后一拐把，另一侧的后轮离地而起，这样三轮车就两轮着地向前走。
记得有一次，小四看见三轮车后面放着两个大水萝卜，依旧大声喊：“歪一个嘿！”
那人头也没回，说：“你小子就坏吧！”
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就再也欣赏不到胡同里的车技了。
三轮车两轮着地行——示意图
要说开到胡同里的机动车，我印象里只有粪车和拉脏土的垃圾车。
那时候胡同里几乎没有公厕，院子里都是旱茅房，全靠掏粪工人用粪桶背出院子，倒到车上，再运到郊外。
后来出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就是掏粪工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参加劳动和工人们一起背粪桶，也为当时老百姓传诵。
众所周知招生、招工、应聘，简历表格上的头一行总是要有求职者的名字。这是人际交往区别定位的需要。所以咱说说那时胡同里的称谓。
外国人对人的称呼比较简单，无论大小少长，“汤姆”、“约翰”就直呼其名了。现在我们身边的孩子们称呼人也简单化了，看见同学的家长，男的叫叔叔，女的叫阿姨。这叔叔和阿姨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是一家，也可以没有关系。
老北京胡同里不这样称呼。在四合院里，没有哪一家十岁的小孩儿叫四十岁的邻居“张青山、赵淑芬”的，绝对没有。如果张青山和赵淑芬是两口子，也不会叫“张叔叔、赵阿姨”的。
街坊邻居怎么称呼呢？一般是按照户主（那时多是家庭的男主人）年龄排序，年纪相仿的按兄弟论，互相之间称呼大哥、大嫂；兄弟、弟妹。小一辈的则称比自己父亲小一点儿的男性为叔叔、称叔的妻子为婶；称比自己父亲大一点儿的男性为大爷，称大爷的妻子为大妈。
老北京人礼多，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年长的两口子一般不直接称年轻的对方兄弟和弟妹，而是指着自己的孩子叫对方：他叔、他婶。反过来对方就回称：他大爷、他大妈。
那阵子老街坊多，胡同里街道居委会王大妈叫了几十年。其实要真核实一下，她不姓王。另外她的年龄也可以作奶奶了。
不知道现代女性会不会反感，认为过去的称呼方式侵害了女性的姓名权。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现代女性在职场，你可称呼“赵淑芬董事长”或“淑芬赵总经理”，登记发明专利或参加竞选时，用真名实姓，堂堂正正。没有问题。
在休闲娱乐场所，在外出旅游渡假时，周围是短期相处的新的朋友时，女强人做几天“某人的太太”也不吃亏。至少在吃饭乘车安排座位时不会被拆散，住宿也不会出差错。
其实，只要不弄出误会来，不在特定场合闹笑话。现在称呼的自由度还是挺大的。
只是有一个问题老北京人不太明白：小崔跟黑土叫大叔，跟白云叫大妈。稍微扫听扫听都知道，大爷和大妈是两口子。大叔和大婶是两口子。不禁想问，黑土大叔家的大婶呢？还有白云大妈家他大爷呢？
和大腕儿们开个玩笑，可别抑郁了噢，山人没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