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城市出现的标志，它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也是历史变迁的印证，更是一座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生活的博物馆。每一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许多趣闻传说流传至今。
城南胡同的形成
北京胡同形成可以追溯到元朝，1981年曹尔驷所著《北京胡同丛谈》中曾谈到，“胡同”一词最早见于元曲，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词句，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从明代至今，不断有人对“胡同”一词如何释义进行考证，说法不一，但我认为，只要知道“胡同”是自元朝起就出现在我国北方城市建筑格局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就可以了。
元朝建设大都城时进行了严格的城市规划，如果从空中俯瞰，婉如一个大棋盘，整齐划一。当时对大街、小街和胡同都有具体宽度标准，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现在我们走在东四那几条胡同时，还能感到元大都时的胡同规模。
城南胡同的形成较内城晚，而且与水息息相关，除原花市头条至四条胡同和位于前门西侧的廊房头条至四条与内城胡同规制相仿，其他地方的胡同布局基本没有规划，多是沿旧河道或人行故道，由居民择地而居，自行建筑而成，所以这里的胡同曲折狭窄，相互交错，很不整齐。就以前门一带的胡同来说，前门大街东侧的胡同是依着三里河的流向而成，据《京城坊巷志稿》记：“……明史河渠志：言城南三里河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门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天府广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张家湾运河口，袤延六十余里，旧无河源，正统间因修城壕，作坝蓄水，虑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运河旧渠。”这条河北起正阳门东护城河的低洼处，也就是今天西打磨厂，依着北京城北高南低的地势，沿长巷头条，过小桥到鲜鱼口，沿长巷头条南段，走芦草园，经北桥湾一路拐着弯儿就过了三里河桥，成就了京城独一无二的胡同肌理，就连这里的胡同名称也与水有着不解之缘，用老北京人说话中的“儿”化音读出来更好听：深沟儿、鲜鱼口儿、小桥儿、桥湾儿、芦草园儿，透着一股浓浓的京味儿。前门大街西侧的胡同有一部分则源自西苑三海下游自北向南的一条古水道。这条水道是元大都城里的排水主干线，经虎坊桥南下至先农坛西北的一片苇塘，从这里它又折向正东，穿过前门大街，沿着天坛的北侧，绕到天坛东侧，再到左安门西水关进了外城的南护城河。在前门大街与这条水道交会处，就是人们熟知的天桥。这座石桥将水道分作两部分，当时叫天桥东、西沟。北京民间曾有传说，正阳门是龙头，天桥是龙鼻子，龙鼻子左右那两条细长水道是龙须，东边这条“龙须”存留的年头比西边那条长，被称为龙须沟，这里曾经有一大片水域，因为饲养金鱼出名，又专供宫廷，所以得了金鱼池的名字，并一直用到现在。
再往城南东，有几条以河漕为名的胡同值得一提，据学者们推测，这几条胡同应该是元朝末年开凿金口新河中的一段水道。虽然这一工程没能实施完成，但干涸的河漕却给城南留下了南河漕、北河漕、东河漕、西河漕、大石桥、三转桥等曲里拐弯的胡同。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所记载的城南胡同（包括街巷），大大小小有340余条，其中城南东有胡同140余条。在200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典（修订版）》中所列街巷胡同（不包括已成为交通枢纽的大街）约为700余条，其中城南东的胡同约280条。胡同的数量可以见证北京城市的发展格局变化。
城南胡同展示普通民居
由于北京是几百年的帝都城市，封建等级分明，达官贵人大多居住在内城，而普通商人、小手工业者，以及清朝时的汉官则只能居住在外城，也就是城南。因此在房屋建筑上，也受到规制约束，走在城南的胡同里，虽然胡同两边也是一个个的四合院，却很难见到有广亮大门的深宅大院，大多是如意门的小院落。然而即便如此，《旧京琐记》中所描写的北京四合院建筑格局依然具备，并形成了城南特有建筑模式。这里既不同于江南园林的秀美景致，更有别于王府大院的蔚然肃穆，而呈现出自然和谐的市井气象。这里的一切透着一股挥不去、抹不掉的“京味儿”，成为解读京城历史文化的鲜活实物。
新革里四合院，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说以前是五进的院子，但现在只是一进院。其院落为确保四合院的标准格局，从西侧进去后要先通过一个小跨院，绕到东南角处进入正院，正房座北朝南，庭院开阔，种着些花草树木，是绝项的居住、休闲之所。
薛家湾胡同24是规制较高的四合院，这从它那高高的台阶和门楣的装饰就可以看出来。西打磨厂街45号，是最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也是城南少有的保存完好、形制完整、做工精细的四合院佳品。
北京城南，尤其是前门地区，商铺、店面多，所以在鲜鱼口、大江胡同、布巷子等处的建筑很多是前店后院或上宅下店，清一色的青砖灰瓦，小门楼，小院落，显现出普通百姓用房的精致。
城南的胡同因水系原因走斜了，使得四合院的对称轴不能象内城四合院一样为南北向，院门也不能开在东南角了，但在建筑时，仍然遵循“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理论”。
四合院的建筑格局与居住人群有很大关系，由于前门地区有会馆多、商人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带的四合院从建筑上体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在布巷子、大江胡同及小江胡同一带会看到一些二层阁楼式的四合院，以满足往来人多，商住结合的需求。这种格局应该说是城南特色。
城南民居中的另一特色是会馆多，形成了试馆、同乡会馆、商务会馆聚集的会馆街区，其建筑考究，且带有各地建筑风格。座落在长巷头条和二条的福建汀洲会馆，院落格局与北京四合院没多大区别，但梁身雕花以植物、动物做装饰，略施淡彩的形式，则完全显示了福建本土喜欢木材本色的素雅装饰风格，可谓当时南北建筑文化交融的典范。
胡同是民俗文化的源泉
根据语言考证，“胡同”二字是由蒙语“Hottog”音转而来，意思是水井。乡有乡井，市有市井，胡同中延续了几百年的民风民俗，形成了城南特有的市井文化。
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们用手里不同的响器和高亢的吆喝声，唱响了一曲曲胡同交响曲，构成了老北京胡同的一绝。不论春夏秋冬，胡同里的吆喝从早到晚不间断，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台北京民俗风情剧。“唤头”响剃头的到；大铜锣一敲，小孩子们高兴地跑出来看耍猴的；木头梆子一响，家庭主妇赶紧出门打油……，老北京生活中的一个个画面在胡同中一页一页地展开了。
门墩和门楼是四合院建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造型纹饰不仅是一种雕刻艺术，也是一种民俗，“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什么？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这首童谣在民间流传了多久，已无人知晓，但却流露出老北京对门墩却情有独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都刻在了门墩和门楼上。
草厂八条9号院门口的青石门墩为方形，顶上卧一狮子，为主人守门，履行“随手关门”的职责。中层为方鼓，鼓心四面雕菊花，下层包袱角雕有梅花，显示出这家主人崇尚高雅的君子之心。
奋章胡同18号门前的一对门墩分别雕刻着蝙蝠和鹿的纹饰，表达了主人祈盼福禄临门的心愿。
八仙的神话传说已深深地植入老百姓的心中，其形象也作为吉祥图案用在不同物品的装饰中，但在门墩的雕刻中，不可能把八仙的全部形象反映出来，于是，人们便将八仙手中所持法器雕在门墩上，称其为暗八仙。我在草厂九条就拍到了这样一对刻有暗八仙纹饰的门墩。因为道教中将这八件法器作为八宝的符号，所以这样的纹饰又叫“八宝吉祥”，寓意消灾灭祸。
在草厂七条32号门前是一对青白石的抱鼓石门墩儿，整个鼓面雕有一个绣球；下层包袱角用梅花形堆成钱眼儿，下坠一枚钱，底座上还雕有如意头，表示出吉祥如意在眼前的寓意。
老北京的年节岁时风俗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融入到了胡同中。每到春节前后，胡同里家家户户贴对联、请门神，大年三十晚上胡同里更显热闹，各家门楼前都要挂上一挂鞭炮，迎接新年的到来。正月十五到了，孩子们手里挑着灯笼在胡同里跑来跑去，人们成群结队到前门外逛花灯。据《帝京岁时记胜》记载：北京“悬灯最胜处，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
庙会是北京的又一种民俗形式，城南的胡同里庙宇多，庙会也就多。有名的精忠庙曾有过正月十五满列纱灯的记载。
农历三月初一到初三，被京城人称为“蟠桃盛会”的蟠桃宫庙会，摊贩云集，日用百货、风味小吃、摔跤戏耍无所不有，胡同巷子里游人如织，《天咫偶闻》中描述这里是：“春波泻绿，堧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余。……一幅活‘清明上河图’也”。
南岗子的娘娘庙从农历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举办的庙会，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以民国二十年（1931年）为例，庙期自晨至夕，人们分南北两路奔南岗子。北路向南走磁器口、三转桥、石板胡同、迎门冲、东半壁街；北路向南走左安门大街、万柳堂、阎王庙街、珠营等。车如流，人如海，马路、便道均临时支搭席棚，集市，吃、玩、耍样样俱全。各处观众甚盛，鼓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各民间花会也纷纷前来表演技艺，附近住户和商店都在自家门前放上高凳或用木板搭起看台，登高观看。
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神农氏的诞辰，崇文门外东晓市的南药王庙香火最盛，前来烧香上供者络绎不绝，其中以妇女居多，所以庙外便形成了临时集市。
每到农历八月初一至初三日，位于东花市的灶君庙，循例要开三天庙会，京师各大饭庄及饭馆的厨师都要来这里祭祀灶君，庙内唱戏“酬神”，庙外为市，也是一番热闹景象。
胡同是北京人时代生活的横断面，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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