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示与道德

暗示[hint;insinuate]，《高级汉语词典》解释如下“不明说,而用含蓄的话或动作使人领会”。暗示一般情况是指心理暗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对于心理暗示，《心理学大词典》上是这样描述的：“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暗示作用往往会使别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可见，暗示在本质上，是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别人下意识的影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暗示分自暗示与他暗示两种。自暗示是指自已接受某种观念，对自己的心理施加某种影响，使情绪与意志发生作用。例如，有的人早晨在上班前或出去办事前照照镜子、整整衣服、理理头发。有的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并且觉得上眼睑浮肿”，恰巧昨晚睡眠又不好，这时马上有不快的感觉，顿疑自已是否得了肾病，继而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痛，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甚至到医院就医。这就是对健康不利的消极自我暗示作用。而有的人则不是这样。当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色不好，由于睡眠不好而精神有些不振，眼圈发黑时，马上用理智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并且暗示自己：到户外活动活动，做做操，练练太极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会好的，于是精神振作起来，高高兴兴去工作了。这种积极的自我暗示，有利于身心健康。他暗示，是指个体与他人交往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别人使自己的情绪和意志发生作用。如古代魏国曹操的部队在行军路上，由于天气炎热，士兵都口干舌燥，曹操见此情景，大声对士兵说：“前面有梅林”。士兵一听精神大振，并且立刻口生唾液。这是曹操巧妙地运用了“望梅止渴”的暗示，来鼓舞士气。 人为什么会不自觉地接受别人的影响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一个人进行决策和判断的心理过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实，人的判断和决策过程，是由人格中的“自我”部分，在综合了个人需要和环境限制之后，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和判断，我们称其为“主见”。一个“自我”比较发达、健康的人，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主见”、“有自我”的人。但是，人不是神，没有万能的自我、更没有完美的自我，这样一来，“自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也并不总是“有主见”的。“自我”的不完美、以及“自我”的部分缺陷，就给外来影响留出了空间、给别人的暗示提供了机会。但是，外来影响空间的存在、以及易受暗示的机会，并不等于一定会受到暗示。暗示的成功，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受暗示者，必须存在着针对外来的暗示者的自卑——觉得自己不如暗示者、觉得暗示者比自己高明、自己应该向其讨教、自己必须接受他的判断、自己必须接受暗示者的影响。其实，这样的暗示作用，在本质上，就是用自认为比自己强的别人的智慧、代替或者干脆取代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当然，这样的自卑、自贬，以及对于暗示者的崇拜和能力的夸大，很少能被受暗示者意识到，这些心理过程通常都发生在潜意识。所以，暗示作用通常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中。而且，我们会发现，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响和暗示。这种对于自主判断的部分放弃，是有一定适应意义的，这可以使人们能够接受智者的指导，作为不完善的“自我”的补充。这是暗示作用的积极面，这种积极作用的前提，就是一个人必须有充足的自我和一定的主见，暗示作用应该只是作为“自我”和“主见”的补充和辅助。表面上看，有些积极暗示似乎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实，积极暗示对于被暗示者的作用，就象是“画龙点睛”。比如，如果一名运动员的成绩已经非常接近世界记录了，这时候，他非常敬佩的恩师在旁边轻轻暗示到：“你能行，你一定能得第一！”，正是这一暗示，激发了他全部的潜能，使他在比赛中真的得了第一。这样的积极暗示，起到的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相反，一个末流运动员，由于实力有限，即使暗示做得再完美、效果再佳，也难以创造奇迹。道德[morals;ethics]，《高级汉语词典》的解释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群体行为发生时的基本心理状态，勒邦在其书中有着对此透辟的论述。他甚至说，“群众等同于无意识集体，因为无意识，所以力量强大。”这里的“无意识”指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虑而混沌懵懂。勒邦在书中举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发生的大量事例，论述群众行为的这种心理特征。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时里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一般人，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勒邦认为，参与社会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真率，冲动易变，诉诸感情缺少理智，有如原始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迅疾的在人群中传染漫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义务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群体以公心、公义名份，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所谓“谋杀无动机”（昆德拉），是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群体行为还有一重大心理特征就是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持此说之人物的权威地位，群众需要服从权威的指导。因而凡有群众迷信、偶像崇拜之处，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极端情感与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话，群众潜意识的需要一个具有神格的伟人。所以不管是拿破仑的凯旋，希特勒的讲演，还是斯大林的检阅，都是“群众需要上帝，我们就造出一个上帝”的狂热荒谬之举。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都对群众这种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无意间成为绝好的心理学家，这正是他们具有统率号召力的原因。和勒邦从现象层面研究不同，赖希在他的《法西斯主义和群众心理学》一书里，是从人的性格结构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探讨。这里说的性格结构，又称心理结构，指人的行动反应之综合方式，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概念之静态分析。　　赖希认为，人的性格分三个层次。第一层为表层，表现为含蓄、有礼、有同情心、讲道德、负责任，但多是虚伪的。第二层为中层，表现为残忍、贪婪、好色、嫉妒、虐待狂，这是人的第二动力，是原始生物欲望的派生物，所谓“无意识”正在于此。第三层是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善意、勤奋、合作；深层性格是人的自然健康的基础，产生自然的“力比多”冲动，但“力比多”经过第二层便扭曲为反常。第一层相对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文明教化、道德理想精神。第三层是文化艺术、科学创造的源头基点。第二层表现于现实生活中就是“小人精神”。这是人身上的怪物，脱掉修养的外衣，最先显露的便是这种反常的性格层次。小人精神来自人的情感欲望，是一种既渴望威权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这就是在许许多多群众运动、造反的行为中，千百万群众个体表现出来的心理性格在考察了希特勒对德国群众心理控制的各种手段和现象后，他指出：“一个元首或一种观念的提倡者，只有当他个人的观点、意识、纲领与广大个体的心理结构相类似时，才能取得成功。”这种心理同构，正是群众被灌输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和土壤。研究群众普通个体的性格结构，使赖希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即法西斯主义，不能将其看作一个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行为，也不能仅当成德国人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它渗透到人类所有民族的有机体中。它是被压抑的卑微者既反抗又崇拜强权的一种基本情感态度。赖希于70年前在他的书中表述的这一观点，不幸被后来发生于各个国家民族的大小战争、屠杀、暴行所证实。从奥斯威辛的焚尸炉到斯大林时期的清剿运动，从科索沃、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到巴以冲突，直至当今频繁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人肉炸弹，这些群体行为大规模的发生，除了现实政治经济地理的直接原因，我们难道不应该再寻找一下人类自身的缘由。对此，一位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家洛伦兹曾经有一精辟论述：“人的行为，尤其是集团、国家、阶级、民族间的争斗行为，绝不单由理念、文化传统或利益所决定，它还要顺从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那就是动物性法则。” 弗洛伊德从分析玻利尼西亚人关于“塔布”（即禁忌）的双重意义入手：一方面，它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由此可见，禁忌的来源应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原始民族把这种假设的神秘力量称为“玛那”，它可以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为媒介加以传达。例如，一位国王或僧侣附有“玛那”，则其本身将因它所具有的神圣性而成为禁忌，因此，当一位平民触及到国王或僧侣的身体时，他将因玛那的作用而受到禁忌的处分，通常是被处死。弗洛伊德将原始民族的禁忌分为三类：对敌人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禁忌和对于死人的禁忌。弗洛伊德说：“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的研究，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原始民族对禁忌的信仰同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临床症状和心理机转”没有区别。对于原始民族来说，禁忌也是一种从祖辈时期长期传下来的强迫观念。它是一种外在压力（某些权威）所附加于原始民族的禁制性力量，它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如此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也可能只是一种经由父母和社会权威强制构成传统的结果。但当它延续到较迟的后代时，它们很可能被“组织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然而，随着禁忌的维持，与禁制相反的力量——企图破坏它、超越它的意愿也必然继续存在着。原始人对禁忌事物必然产生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服从它，又讨厌它。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触犯它，但又害怕这样做。他们恐惧，就是因为内心有触犯它的欲望，他们的恐惧，表现出他们对内心的那股欲望的忧虑。宗教是构成原始民族的道德的基础，并且在现在人心里扎了根，发了芽。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宗教归结为麻醉剂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揭破了宗教的本质。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在分析迷信心理的时候，很轻蔑地将它比作幼儿时期的愚笨心理。接着，在《精神分析新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人在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异常心理，是“一种神经病”。他认为“宗教是某些人狂妄地企图控制知觉世界的徒劳尝试；借着这种尝试，这些人妄图把整个世界置于其中……但它毕竞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教义具有时代的烙印，那便是人类之愚蠢的儿童时代的印记……但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毕竟不是一个育儿所。”很显然，现代人的宗教、信仰以及迷信源于古代人的认识，或者说是古代某些人的认识。人本来就是没有理性的动物，感性成为他直觉判断的第一要务。自然，道德的建立、良知的建立、信仰的建立无一不以道德为基础。在现代某些评论家看来，古代人是没有道德的。然而他们不能否定一个事实，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原始人分配食物实际上是按等级分的。这就是原始的道德。从群体来看，群体是“无意识”的，群体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英雄或者领导者或者先知的蛊惑。于是群体具有了约定俗成的规范，规范的主体是前面所指的人物的思想。于是鲁益师说，道德规条不仅是一项社会习惯。他告诉我们，它更像一个数学计算表。我们不会说这个表是一项为了帮助我们而设的社 会习惯，而我们又能够随意改变它。无论在什么文化背景下，二加二永远等于四（似乎正确，但是可能与事实相差很远）。一句话总结：道德总是被暗示限制着的，道德的教条相对牢不可催但是要看她的主人——怎么想，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