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来看，西非各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整体的特点就是不发达。1997年，Giovanni, A.C.和Germano, M.在论文“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Policy in Sub-Saharan Africa: A Long-Term Perspective.”中提到，从1980年至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死亡原因是种族战争和艾滋病的流行，“虽然出现了其他新的传染性疾病（C、D型肝炎、埃博拉病毒及其他），但对死亡率的影响，目前而言还好”。此时，仅有少量的埃博拉在西非以外地区爆发。
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先出现在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以扎伊尔的埃博拉河命名。长期以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才是更可怕的疾病。过去发生在西非以外的埃博拉疾病，与如今相比死亡人数很少。
为了理解为何西非地区的爆发似乎失控了，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市（Damascus, MD）的Ezeakukwu E. Nsoedo提出了几个问题：1）埃博拉在西非地区爆发，是如何变得如此失控的？2）受影响的国家是否采用了过去其他地区采用过的办法，来遏制埃博拉疫情？3）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的行动，对埃博拉爆发的严重性有何影响？4）西方和亚洲国家的不作为，对埃博拉的传播有何影响？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发表在了科研出版社英文期刊《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社会学）2014年10月刊上。（阅读点击原文）
针对这几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几个“缺乏”现状：西非地区缺乏统一的卫生保健政策／研究；缺乏预测潜在流行病的远见；缺乏现代研究设施／对穷人的体制支持；在几个受影响国缺乏有目的性的领导；缺乏经验；缺乏信任；世界卫生组织预算削减；缺乏富裕国家的关注。
在西非地区，缺少实质性、可衡量的全国性卫生政策相关信息。西非国家卫生组织（WAHO）应致力于尽可能实现撒哈拉以南非洲民众的最高健康标准，协调各国政策，汇集资源，促进各国群策群力，共同抵御埃博拉病毒。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没有充足的资金、缺乏科研院所和研究人员，以及从事该领域的人积极性不高。
自1976年以来，在非洲间歇性的爆发过埃博拉病毒，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WAHO或西非地区的国家颁布了可操作的政策，为预防潜在性埃博拉疫情做准备。在过去，非洲不需要这些政策准备，因为各国际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亚特兰大）对过去的疫情已进行了相关数据的统计。
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现代人们具有高度移动性，潜在疾病爆发范围内的国家都很有必要了解如何应对和遏制疾病的散播。埃博拉病毒尚未发现治愈的方法，让局势更加严峻。2003年爆发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即“非典”，是比埃博拉更具传染性的疾病。
WAHO和卫生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on health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COHRED）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合作表明，WAHO并不视之为该地区既定的机构。西非地区大多数成员国，都没有支持世界级实验室的经济能力，也就不能从财政上支持学校的研究实验室。缺少对大学的投资，也就缺少训练有素的埃博拉病毒专家，快速的感染和死亡一直继续下去，对于为拯救感染埃博拉的受害者、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感染死亡无疑是一场大灾难。2014年的文章中写到，几内亚爆发埃博拉时，非洲就只有一位埃博拉病毒专家。
关于有目的性的领导，Ezeakukwu E. Nsoedo提到，尼日利亚从一开始利比里亚裔美国人被送往美国进行检测时，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目的性。政府也努力让民众对疾病、政府一直在做的工作知情，这有利于有效的控制；反之，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在抑制病情蔓延方面做得不够好，未能向民众传达紧急性和大范围接触的危险。
由于世界各地的相互关联性，加快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WHO“应对突发紧急时间的单位减少”，导致大量有经验的员工离开，对疾病的检测工作都留给了资源和知识相对缺乏的贫穷国家，发达国家不予重视，导致了信息的严重滞后性。学者提出，如果能对这次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爆发采取充分的预警措施，就不会如此来势汹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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