彍骑是在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开始组建的，最初称为“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称彍骑。传统的看法认为，彍骑是通过募兵制组建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严谨。下面对此进行简单分析。
一、彍骑成立之初，并不是通过募兵制组建的
《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十一年记载:“(十一月)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杂役使。”
此处用了“选”字，而并不是“募”字，而且，选择的对象是府兵及白丁，白丁应该是均田制下未归入折冲府的其他授田户，因此，彍骑最初的兵源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于府兵制下的折冲府。
此外，京兆及各州应出的彍骑数量皆有定制，《新唐书兵志》记载:“京兆彍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这种划分也类似于府兵制，只是重新划分了一下折冲府。
而那些成为彍骑的人，也只是“皆免征镇、赋役”(见《新唐书兵志》)，“州县毋得杂役使”，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以在京城服兵役来代替他们原来的赋税杂役。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彍骑在建立之初，并不是通过募兵制组建的，而是通过类似于府兵制的义务兵役制组建的。
《资治通鉴》说，自开元十年开始，出现了兵农分离。那么，这些彍骑是否是兵农分离之兵?我认为似乎不是，上面提到，朝廷只是免了这些人的赋税杂役，但并未给他们发军饷，而这些人原本是府兵和其他授田户，应该是依靠土地生活的，因此，彍骑在建立之初，仍然是兵农合一的军队，它所采用的兵制，虽然不是严格的府兵制，但是也与府兵制非常接近。
二、彍骑建立之后，逐渐向募兵制过渡
关于彍骑的发展变化,《新唐书兵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表面来看似乎并不一致。
《新唐书兵志》记载:“自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从《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彍骑的衰落是与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可以印证我上面的观点，即彍骑建立之初的兵源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折冲府的，府兵制衰落后，彍骑的兵源出现问题，自然也就衰落了。
但是，《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记载与《新唐书》有些不同:“自募置彍骑，府兵日益堕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其彍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
从《通鉴》的记载来看，彍骑并不是与府兵制一起衰落的，它甚至对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通鉴》提到“募置彍骑”，亦即彍骑实行的是募兵制。
综合上面两段史料，我认为，彍骑在建立之后，是逐渐从“准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最后完全转成了募兵制。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以上两段史料也就不矛盾了。
彍骑建立的时候，府兵制并未完全衰落，诸折冲府尚有兵可交，以京兆为例，《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兆有折冲府131个，每府按1000兵来算，府兵总数可达13万人，从中交出6.6万人作为彍骑，应该还是能办到的。但后来，府兵制日益衰落，府兵逃亡现象严重，折冲府无兵可交，彍骑的兵源受到影响，所以随之衰落了。这是《新唐书兵志》的看法。
而《资治通鉴》的观点与《新唐书》并不冲突，只是更加详细了。《通鉴》强调“募置彍骑”，可能是因为府兵制日衰，为保证充足的兵力，朝廷开始逐渐的招募彍骑，而招募彍骑反过来更加促进了府兵制的衰亡:由于缺少的兵力可以通过招募进行补充，因此朝廷也就不再对诸折冲府进行人员和粮草器械的补充，府兵制消亡的速度也就加快了。但是，彍骑完全采用募兵制的时候，也就是它衰落的时候了，《通鉴》记载:“其彍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招募的兵员太差，又没有机会到前线参加实战，因此，通过募兵制组建的彍骑，已经是脆弱不堪，毫无战斗力了。因此，我认为《通鉴》的观点重新表述一下应该是:采用募兵制招募彍骑，加速了府兵制的衰亡，但是彍骑本身，则随着府兵制的衰落一起衰落了。
三、两种兵制转换的时间
彍骑从“准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如果要找一个标志性的时间，我觉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较为合适。
《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记载:“(五月)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那时，朝廷已经开始大量招募边兵了。
《通鉴》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记载:“(正月)，制边地长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镇兵勿复遣，在彼者纵还。”在通过募兵制招募了充足的兵员后，原本在各边镇戍守的府兵返回原籍，以后不再派府兵到边镇轮番戍守。
《唐六典》在“天下诸军有健儿”后面的注释说:“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来往，颇为劳弊。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可见，至开元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各节度使的边兵，已经全部通过募兵制组建了。从“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各节度使采用募兵制的时候，彍骑的兵制也完全过渡到了募兵制。至此，府兵制已经徒有虚名，在实质上完全崩溃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彍骑在成立之初，是通过类似于府兵制的义务兵役制组建的;随着府兵制的衰落，彍骑的兵源出现严重问题，因此转而向募兵制过渡，由于应募之人多为市井之徒，战斗力很差，导致彍骑也逐渐衰落;开元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彍骑的兵制完全转成募兵制，府兵制在实质上已经崩溃。
此外，我有一个问题，《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记载:“(九月)，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从后面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的记载可以看出，这13万兵，并未构成彍骑。而《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凡镇兵四十九万”后面加的考异记载:“此兵数，唐历所载也。旧纪:‘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此盖止言边兵，彼并京畿诸州彍骑数之耳。”57万唐军，扣除49万镇兵，只剩下8万人，连彍骑自身的员额都达不到。
那么，开元十年募的这13万兵后来到哪里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