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为政之道
张军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资治通鉴》与为政之道。大家知道，《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史学名著，它的作者是司马光。这部史学名著，与我们的《史记》是并列为史学上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部是编年体的通史，一部是纪传体的通史。这部书《资治通鉴》，在我国历史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且是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资治通鉴》以及《资治通鉴》这部书里面所蕴含的为政之道，也就是治国理政之道。
这部书它这么有名，但是在历史上它也差一点毁于一旦。在北宋哲宗绍圣初年，一场激烈的党争在朝堂上展开。有大臣薛昂、林自等人迎合当时的政治情势，坚持毁掉这样一部业已刻版的书籍。对于这种毁书的行径，太学博士陈瓘力排众议，以该书前面有宋神宗来做的“御序”为武器，巧妙地使这部拟毁之书得以保存。幸免于难的这部书就是《资治通鉴》。它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与司马迁的《史记》，号称为是史学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现在有的人是这样来形容这两部书，就是说“两巨著春兰秋菊，雄视千古；两司马双峰并峙，流誉天下”。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这部书——《资治通鉴》，以及这部书里面所蕴含的治理理政之道。
我们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及其时代；第二个问题，讲《通鉴》的成就与特点 ；第三个问题，讲《通鉴》的政治思想与为政之道。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里面，我们讲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司马光的学问、仕途以及他的政治履历。另外，讲一讲他的元祐之举与身后的褒贬，讲一讲司马光的身世。
司马光生活在宋代，宋代实际上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现在我们的史学界，包括国际汉学界，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唐宋革命说。为什么说是唐宋革命说呢？就是在唐以前，中国社会是另外一个社会；宋以后，中国社会是另外一个社会。所以两个社会，它中间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
宋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它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版图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周围都遍布着在北方雄起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强大。所以北宋的时期，面临的国际形势它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从很多的文艺作品里面，都能感受到当时的很多这样的传说，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抗金的故事，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故事，都是在北宋时期发生的。北宋时期它面临的强敌是非常之多的。
在唐代以前，我们为什么说唐宋之间它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呢？就因为我们知道，唐以前它是一个贵族社会。贵族社会就是血缘在政治生活当中，它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占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样一个血缘在政治生活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它就会使社会阶层化，就是社会阶层之间，它是不流动的。不流动，那么社会的整个的活力是焕发不出来的。所以是唐以前，都是贵族社会。唐以后，就是宋以后，由于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广泛的盛行。唐以前的话，科举制度选士很少。宋以后，他的选士每年都将1000人左右。如果是连续的几年的这样的选官的话，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后备官员，后备官员的话，它会造成了一是官员的后备官员多。另外，它有强烈的社会学效应。这种社会效应，就是把社会由于血缘这种固结化社会阶层次之间，它打通了，社会阶层之间开始流动。社会阶层之间开始流动之后，整个社会的就焕发出了非常大的活力。所以宋以后，它是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宋虽然在版图上，在武功上不是中国最显著的时代。但是他有一项，他是我们史学家称之为，就是我们中华的文化，就是造极于宋。就是在宋代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达到了极盛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司马光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
比如说，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的时候，由于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它的社会学的效应，打破了血缘在政治上的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使社会整个焕发出了活力。所以社会里面它这种活力，就是它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说我们的汉学家称之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农业革命、水路运输革命、资金与信用革命。就是说我们最早的纸币，就在这个时代产生了。还有市场建设和都市化的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所以在宋代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文化它并不是在某一个学科上面取得了境界，而是在文化的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重大进步。所以，这就是宋代这个特殊的时代。
有的史学家说，11到13世纪之间，在政治社会和生活诸领域当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近代的社会划分，一般我们都说是为1840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发生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么，中国近代社会开始了。但是实际上按照我们中国既有的这种历史的发展，实际上许多现代社会、近代社会的基本的一些特征，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称之为唐宋革命说。甚至日本的汉学家，就将宋代开始称之为我们近世社会。就是宋代，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近世社会。就是说明我们现代、近现代的很多社会的基本的特征，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了。司马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与前代迥异的发展的成就。
司马光，他生于1019年，字君实，是陕西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说司马氏乃是晋朝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人。所以司马光的家族也是名门望族。《宋史》记载，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是进士出身。司马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司马旦，一个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自幼聪明过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们妇孺皆知。实际上这个故事，它不是个传说，它是一种真事。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司马光就“凛然如成人”，就少年老成。非常喜欢读历史，所以喜读《左氏春秋》。他读《左氏春秋》，“不知饥渴寒暑”，自幼至老，嗜之不倦。就是非常喜欢，从小就喜欢读历史，喜欢读《左氏春秋》。七岁的时候，就“凛然如成人”，就是少年老成，有成人之风。所以，他从小就具备了非常好的学识的素质。
他读书有一个信条，就是说“书不可不成诵”。就说要读书的话，就一定要背诵它。不是翻书，不是轻易的把书随便的翻一遍，而是要把它背诵。所以说“书不可不成诵”。读书的时间，“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就是有的时候骑着马也要读书，有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也要读书。“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就是读书的内容要在心上常常的留转，在心中常常的玩味。这样的话，你所读得的书的经义就会很多。他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之后，随着他的这种慢慢的这种学习过程不断的加深，涉猎面不断的增加，他长大之后，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学术大家。所以史书上记载，他“学术淹贯，自经史百家以至天文、律历、音乐、术数，无所不通。”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音乐、术数等等都懂。所以他的知识面是非常之宽的。这样就会为他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就是他为编制《资治通鉴》。因为撰写一部史书的话，因为历史的内容，它是无所不包杂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天文、地理、自然成就、社会科学等等方方面面的知识，经史子集都要包括。如果你的知识面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你的这样的撰写一本历史书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司马光他自幼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读书习惯，又恰逢他生在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文化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一个时代。就是在各个方面，整个宋朝的这种社会环境，都不同于隋唐以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造就了司马光一个人。司马光本身他也具备了，他有相应的这样一种素质，就是好学、深思。这样就养成了他学术淹贯，广泛的一种知识面，这样的一个读书的一个成就。
他在仁宗宝元元年当中中了进士，中进士的时候才20岁。20岁中进士，在当时的话就是非常之少见的。仁宗的末年，他做到了谏官。神宗的初年，是翰林学士。司马光修《通鉴》开始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这个时候是王安石时任宰相。
司马光在仕途上，他是属于保守派，与当时的改革派王安石是两大派，是对立的两大派。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那么在当时的时候，王安石改革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政治上的一个主流。司马光是反对改革，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反对新政。他反对新政，而宋神宗又充分的任用王安石来主持改革。这样的话，他在朝唐之上是不受重用的。不受重用，他就被贬斥到了洛阳。从神宗的熙宁三年起，他就开始长期的在洛阳，他属于投闲置散，全力修书。就是在政治上不得意的话，他就跑到了洛阳。然后在洛阳这个期间，全力利用空闲时间来修《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直到元丰元年成书，司马光已经66岁了。第二年神宗死，哲宗立，司马光为相，罢黜新法。只有到了66岁的时候，神宗，宋神宗死了，然后宋哲宗成为皇帝。这个时候，重新任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这个时候才又回来了首都，重新主持朝政。这个时候他已经是60多岁，已经是晚年了。他主持新政的时候，就马上废除了新法。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历程。所以我们看，他虽然也最后也成为了一种宰相。但他的人生，在政治上大多的时间他是不得意的。不得意的时候，又恰恰给他提供了广泛的这种读书学习的机会。他也利用这段时间充分的修书，所以也造就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在宋神宗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宋神宗为什么要任用王安石来变法？这个时候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北宋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环境，也就是司马光面临着，在政治上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他为什么与王安石是那样的一个不协调，是那样的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我们知道，在北宋的时期，我们考查北宋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隋唐以前整个影响国家导致衰亡的种种弊政，政治上的弊政，在宋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出现。比如说藩镇割据，比如说宦官当权，比如说外戚干政，这些导致了汉代，在汉唐之间普遍发生的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弊政的现象，混乱的现象，在宋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发生。这个没有发生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宋代的开国皇帝，他针对唐以前的种种的这样导致国家衰亡的这种政治上的动乱、祸乱，他做了一种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他创继了一系列的制度，来防范这些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把这种“防弊之政”，称之为祖宗家法。
司马光就是对这些开国皇帝所建立起来的这一系列的家法，这一系列的“防弊之政”，有着充分的一种认识，所以他叫祖宗之法。司马光是保守派，他在对这些祖宗之法有着深刻的认识。有深刻的认识之后，所以他赞成要延遵这种祖宗之法。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
王安石他针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他恰恰是针对北宋以来，由于科举社会，当时的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科举社会。科举制度年年选官，会造成了并且一些大量的冗余的官员。所以我们称之为冗官现象，就是官员太多了，官的后备，老百姓养的官太多了，官员太多了。所以说给造成了大量的一种社会现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宋太组，他们设立的祖宗家法里面也有一条，就是把整个的国家的国防的精锐力量，屯部在首都周围。这样的一种首都周围的话，就在首都周围屯驻了几十万的精兵。为什么宋代的时候，边疆老打不过少数民族政权？就是因为他把最主要的军力全部囤驻在开封周围。这个时候这么多的官这么多的兵，驻扎在首都，就会造成了北宋它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几个现象，就是在政治上出现的几个现象。这几个现象会严重的影响国家发展。这个现象，我们现在的史学家概括为冗官、冗兵、冗费。就是官太多了，兵太多了。然后国家的财政是养不起这些官和兵的。就是冗费，就是花费太多。这样的话，国家是不堪重负。王安石就是面临这种情况来进行变法的。但是如果变法，就会破除北宋建国之出建立起来的这些祖宗之法。这些围绕着这种祖宗之法，到底该不该改革？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站在了对立面。这是宋代一系列改革，它的一种深层次的原因。冗官、冗兵、冗费，就会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
面临着积贫积弱，当时的政治家都开出了不同的政治药方。不同的政治药方，其中在政治上有保守派，就有改革派。王安石的改革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建立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充分的想修改当时北宋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在当时王安石的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当时，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都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但是保守派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派他也是在维护整个朝政。尤其是基于对北宋建国之初，那种深刻面临的那样的一种国际环境，包括隋以前的历朝历代的深刻的政治反思上，所以他建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对这一系列制度的这样的一种深刻反思，才奠定了当时保守派和改革派他们不同的这种政见的一种基础。所以说两派都有可理解之处。我们现在倒对他们这样的两种，一种改革派，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一种是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都要予以充分的历史上的同情。
王安石变法，他的新政是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说，王安石变法也成为了北宋的政治上的一种扭结。王安石变法最后是失败了。尤其是他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变法的设计蓝图，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
王安石被罢免了宰相之后，我们称之为元佑之举，在当时整个的国家朝政上。所谓的元佑更化，就是元佑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我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就是“元佑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佑之法以救之。”实际上，当时主政的是太皇太后高氏。太皇太后高氏，就响应当时朝堂之上一部分朝臣的呼唤，然后重新起用司马光来主政。
司马光回京主政的时候，当时的史书上记载，就是首都的官民都纷纷的上街去迎接他。老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都爬到了他的宰相府的墙上，跑到了外面的大街上的树上，然后来一睹司马光的风采。所以司马光就如此的受欢迎，也足见王安石变法里面很多变法的一些措施，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对老百姓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使老百姓都希望司马光，用重新主政，来纠偏，来纠正这些新法的一种弊端。
王安石被罢黜之后，司马光重新主政。实际上司马光主政的最重要的核心的他的做法，也就是把新政全部废除。但是这种全部废除，也没有说100%的全部都废掉。实际上是主要的关于整个社会发展不便的这样一种新法废除。也有部分的新法，因为有利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被保留了下来。司马光主政没有一两年，他也就去世了，所以他的主要的精力，都耗费在了《资治通鉴》的撰写上。
司马光去世之后，整个朝堂之上就还延续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一种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立。在朝堂之上，又重新成了两种派别，一个是反变法派，一个是变法派。反派发派内部也有分裂；变法派他内部也有分裂。这个时候，真正的就朝唐之上的这种党争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实际上大家针对的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真正的在朝堂之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这个党争情况，深刻的影响了北宋政治的后期。所以我们也有人称之为说，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的出现。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司马光他的主要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一种履历，他的为官的一种经历，他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一种突出的贡献，以及他生活的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第二个问题就讲一讲，《资治通鉴》它的编撰与特点。这里面我们稍微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通鉴》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一个是《通鉴》的著述始末；一个是《通鉴》的成就与特点。
我们刚才提到宋代的时候，与唐以前，它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宋代的时候，我们说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文化达到了一种极盛的一种局面。实际上这种文化产生的这种发展，充分发展的这样一种局面，得到大发展大繁荣的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它与唐以前的这种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出现，它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经济上都产生了一种质的区别。这种在学术上，唐以前就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我们简单的叙说一下，各朝各代的它的学术特点。我们知道，我们在先秦时期，我们进入了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充分的在哲学上取得了一种突破，就是诸子百家的出现。诸子百家的出现，在当时的文化上、思想界上达到了一种非常繁盛的程度。这种诸子百家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在先秦的时期虽然一度兴盛，但是后来这种情况就戛然而止。
为什么？就是因为出现了法家当政。秦朝，法家当政，秦始皇焚书坑儒。坑儒、焚书，是对当时的文化发展的一大打击。坑儒，实际上是把当时知识分子给杀掉。焚书，是把当时所见到的除了当时国家治国理政，法家学说认可的一些书之外，把其他诸子百家的书都给烧掉。这种焚书的话，它在政治上的影响，文化上的摧残的影响是非常之可见的。因为在经过焚书坑儒之后，我们说在汉代的初年，我们再看先秦时期的很多书都找不到了。
随着两汉时期，儒家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后。它重新去建立这些，整理这些儒家经典，整理这些先秦时期遗留下来这些经典。所以这些经典，在这个时期要得到充分的整理，要充分的、重新的加以刊布。这个时候，我们说两汉时期的它的学术特点，基本上就是整理文献。所以我们说，经古文，经古文学派，经古文和经古文学派两者之间，在东汉末的时候开始合流。这个合流，汉学它是整理先秦时期经典的一个最为主要特色的这么一个时代。
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在六朝的时候，佛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有道教。所以儒、释、道三家学说，开始处于鼎立的局面。
到了唐代的时候，儒学虽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整个的国家治国理政的时候所遵循。但是儒教和道教，它的学说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这样一种地步。在唐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韩愈。韩愈就是有见于儒家学术不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不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开始反佛、批佛。所以他建立了道统学说，重新梳理这种儒家文化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到头。
在这个时候，由于到隋唐时期，整个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种发展，三家学说也开始有一种合流。这种合流，也是充分的三家学说彼此吸收对方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上的、学术上的一种营养，开始出现了一种合流，就互相借鉴，充分的来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的史籍上说，从整个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看，中唐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也就是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也就是古文运动的开展；和新儒家的兴起。这就是儒、释、道三者的合流的一种局面。
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中叶，是一个学术思想大整合的时期。这个在儒、释、道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一个大不同于前代的新儒家学派逐渐形成。这个新儒家学派，是由宋代的一流思想家组成，吸引了无数的优秀学者加入其阵营。这一学派的崛起，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儒家学说在于儒、道两家，佛、道两家学说对抗当中，缺乏思想力量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佛家学说、道家学说，它是指向人心的。它是所谓的新兴之学。儒家学说，它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它的薄弱的地方。所以它是面向整个社会内部，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的，它不是出世的，它是入世的。佛家学说，它的很多新兴之学是指向人本身的，指向人心的。儒家学说吸收了佛家的这种情况之后，它开始建立了一种新兴学说。这种新兴学说可以说，三家的这种整合使当时的哲学在文化上、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大的突破。这一点上取得突破之后，它开始在各个的，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开始进行了，使当时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我们表现在政治上，比如说范仲淹、王安石；文学上，欧阳修、苏轼、陆游；史学上，司马光、范祖禹；教育上，胡瑗、孙复、石介；科学上，是沈括、苏颂；制度上，吕祖谦；儒学上，程灏、程颐、朱熹。这种在宋代的时候，又开始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这种经世致用，体现在政治、文学、史学、教育、科学、制度、儒学各个方面。
就史学而言，由于我们说在当时的这个哲学上取得了一种突破，史学理论也开始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比如说这个时候，在唐代的时候就是《史通》，史学批评的一种杰作。开始总结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的它的理论上的一种成就。所以说我们的传统史学在宋代的时候，也进入了一种繁盛期。所以说它的学术，由于儒、释、道合一，促使儒学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宋代的时候，这种新儒学对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心理特点，包括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我们的一种伦理观都是宋学开始给我们形塑而成的。这个时候，跟唐代以前的学术的它的基本的一种变化特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宋代的它的学术上发生变化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时代特点。
《通鉴》就是在已有的这些学术上，有给它酝酿成、奠造出一个它的产生的一种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这种学术上的一种大环境，大的时代背景上，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显著的变化之后，才开始形成了《通鉴》的写作的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因为它提供了很多的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重新整理中国的历史。《通鉴》它的著述，我们刚才提到，它也是一个形成了几乎贯穿于司马光的整个的政治仕途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基本上，从从英宗到神宗，都支持司马光写这部书。 这种支持，它不是一种口头上的或者是形式上的支持，而是真正的有实质内容的支持。一部书撰写得到皇帝的支持，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也是一种莫大的机遇。这种支持，表现在几个方面。
比如说首先，就是允许在崇文院建立编书机构。就是《资治通鉴》的编写，皇帝是特许他成立一个编书机构的，特批随时可以借阅皇家储藏。这种皇家的藏书，皇家的这种典藏，比如说皇家的图书馆，可以向司马光这个编写组敞开。你们随时可以借阅皇家藏书。所以说我们说的龙图阁、天章阁、秘阁；三馆，也就是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这些三阁及三馆里面的所有的书，司马光都可以查阅。这是一种莫大的便利。
其次，就是让司马光自行挑选协修人员。就是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组成一个写作班子，这种写作班子就可以帮助司马光来编写史籍。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再有才，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有个写作班子的话，来帮助他一块修史的话，这是一种莫大的一种支持。所以当时，《资治通鉴》的写作过程当中，司马光就挑选了当时最著名的各个的断代史学家进入了他的写作班子。比如说，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一批著名的史家齐聚书局，一起来帮助司马光来编写这部书。此外，皇帝还特赐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就是他们的生活待遇，皇帝拨专款来供应。这也是一种支持。
熙宁风波之后，司马光出知外地，居住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所谓的熙宁风波我们刚才提到，也就是说，司马光在政治上最不得意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王安石主持改革，他跑到洛阳来修书这十几年。基本上前前后后，有十五年。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宋神宗，虽然他在政治上是支持王安石来进行变法的，但是他也同样全力支持司马光在洛阳来修注《通鉴》。《通鉴》的成书于1084年，神宗于1067年就开始提前给这部书写了一个序，来面赐作者，极尽赞美。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的这样一个名称，“资治通鉴”这四个字实际上是宋神宗赐的书名，《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完之后又给予褒奖。
《资治通鉴》它是简单的撰述的过程，它具体来说，它的编撰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呢？它简单地来我们来述说一下它的编撰过程。
首先《资治通鉴》先编的是《历年图》五卷。什么叫《历年图》？也就是大事年表。就是把先秦时期一直到五代时期，这1000多年的历史，先编一个大事纪，大事年表。在这个基础上，《历年图》的基础上，1066年，当时已经是48岁的司马光又根据这个大事年表编成了《通志》。1066年以后，英宗批准设书局于崇文院，至1084年书成，共历时十九年。那么这样以后，在《通志》的基础上，然后慢慢丰富，慢慢地继续增写，这样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享年68，也就是他活了68岁，《资治通鉴》的编修就占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前前后后《资治通鉴》的写作就写了19年的时间，所以占据了他人生的三分之一。我们说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刨去孩提时代，再刨去老年时代，他的中年，最好的年华，他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写作当中。
所以司马光在写完这部书之后，他写了一本《进书表》，当时《进书表》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说是字字千钧，句句情深，他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的身体已经骸骨癯瘁，也就是老弱病残，就是这样的情况；目视昏近，就是老眼昏花，然后牙齿也基本掉光了，我的精力也不及了，我刚刚做的事情，我旋踵马上就忘了，基本上快老年痴呆了。那么我的精力全部地投入这部书的写作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千再之后读之，我们现在看到他这种写书的艰辛之状，也让我们为之动容。
那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司马光的写作班子，司马光的写作班子里面司马光任主编，他找的当时的刘恕，任副主编。刘恕这个人小司马光13岁，他是魏晋六朝史学家，他对魏晋南北朝的史学非常熟悉，比司马光小13岁。还有一个史学家叫刘攽，他是著名的汉史学家，致力秦汉史的。秦汉六朝史的史学家史的史学家。还有一个叫史学家叫范祖禹，是唐史专家，所以他小，范祖禹小司马光22岁。我们说刘恕笑司马光13岁，刘攽小司马光4岁，范祖禹小司马光22岁。这种实际上我们看他这种写作班子是非常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老中青三代，一起来编这部书，而这三个人又是当时最著名的当代史学家。还有一个就是司马光的写字，司马康。司马光让他的儿子来做检阅文字，来给整个写作组当秘书，所以就是这几个人，非常之精干，写成了这样一部书本，所以我们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资治通鉴》的编纂程序有哪些呢？我们说《资治通鉴》为什么我们后来说称之为通鉴学？尤其是我们的史学家陈寅恪对《资治通鉴》给予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肯定，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全部在《资治通鉴》当中，在《资治通鉴》这本书中得到了实现。那么我们传统史学的用基本的方法是怎样在这部书上得到体现的？甚至说我们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峰就是《资治通鉴》这部书，为什么就是陈寅恪先生给这部书这么高的评价呢？主要是我们传统的制史方法蕴含于这部书的撰写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编纂程序。他整部书的编纂，我们说写一部书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收集史料，这一步就叫制作丛目，也就是编写提纲。这里面有两项工作要做，一个是标出事目，二是附注材料。就是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大事纪要标出来，为什么要盯住这些大事纪？因为这些大事纪是左右了当时的政局的发展，左右了历史的发展。比如说安史之乱等等这样的大事纪，我们要把它标出来，然后把当时人所写的有关于安史之乱的种种材料都要涸泽而渔，把所有的材料都找来，要充分地阅读。所以说这个就是制作丛目这个环节，就分成有两个步骤，一是标出事目，就是标出大事纪，哪些事迹真正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这个是历史的关键点，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充分地研究好。那么这样研究好了之后，要标出大事纪，然后把所有当时人所能看到的材料全部找到，然后充分地阅读，来进行客观的研究，这是制作丛目，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勒成长编。也就是开始编写草稿。这个里面有三个环节，一个是筛选资料；一个是编排资料；三是统一书法。筛选资料我们举的例子，比如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我们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的关于安史之乱的材料，全部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充分地阅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材料彼此之间记载的事情完全是冲突的，或者说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来取舍？我们认为那些材料是可信的？我们怎么来辩驳这些材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客观性的研究，就是我们要叙述一件历史事实，要依据那些材料而摒弃那些材料，这些就是材料的取舍之间就反映了一种我们制史的方法，就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材料来编写这段历史，而不用那些材料。所以在筛选材料上，特别反映我们制史的方法和理论，这是一个在选择之间，取舍之间反映了我们才学识的一个充分的考验。那么选好材料之后，我们就要编排材料，就是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要把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要客观地叙述出来，这是一个环节。
第三个环节就是统一书法。就是我们书写前后历史的这样一种书写的原则，篆书的原则要达成一致，这个时候，勒成长编我们称之为第二个步骤，那么这个步骤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真正的筛选材料，编排资料，统一书法，我们占用的材料是越多越好。
写成勒成长编之后，就是写成了一种初稿，进入第三个步骤，就是删削定稿。这是成书的最后一步。司马光在这个步骤是亲历亲为，他不让他的新作班子的人代替，他自己每天来删削定稿，删削一部分。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工作两就是“自课三日删一卷”，就是我三天就要删一卷。这个时候是司马光统一全书的体例，统一全书撰写的一种史观，并且在文字上加工润色。就是这样的步骤。所以我们看《资治通鉴》的编撰分为三个步骤，一个是制作丛目，第二个是勒成长编，第三个是删削定稿，是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我们现在说说容易，但是实施起来的话，是非常之浩繁，工作量是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说司马光《进书表》中有那样的感慨，我们现在听起来也是让我们为之动容的。但是这样的一部史书，就是通过这三个步骤来完成的，所以他一旦写成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史学高峰，他的成就也是非常之大了，并且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司马光主编的这个《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叙述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计1362年的史事，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当中都充分地得以论述。刘恕、刘攽、范祖禹等著名学者参加了编写，全书的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详赡，考订精确，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体史书也被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的体裁。这部书，我们说它是《资治通鉴》，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它的撰写是有目的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讲述历代君臣事迹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材料当中，他专取关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年一书。就是说要编述一部书，要教我们的历代的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所以说它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荟萃与这样一部书当中。
所以说它的一个著名的给《资治通鉴》做著的这样一个大学者叫胡三省，他说：温公作《通鉴》，不特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所以我们读《通鉴》，每个人读《通鉴》都能从《通鉴》中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东西，这是《通鉴》的一个意义。
《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胡三省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充分地点到了《资治通鉴》的政治意义。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就是你当国君，你当皇帝，如果你不知道《通鉴》的话。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就是你想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一种治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知道国家得到治理之所以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大家治国理政都怕乱象出现，都怕政治上有动乱，但是如何防范动乱，你不知道防乱之术，如果你知道读了《资治通鉴》之后，你就知道；如果你不读《资治通鉴》，就不知道防乱之术是什么？为人臣，就是作为臣子，如果你不知道《通鉴》，那么对上你无以事君，对下你无以治民。你就不知道如何侍奉君主，如何来治理老百姓？所以说基本的治国理政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政治经验、政治基础、政治措施、政治方针这些东西你全都不知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就是你作为儿子，你为人子，如果你不知道《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你想飞黄腾达，但实际上你肯定辱没了祖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你想积极有为地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做的这些事情也不足以垂后，也不足以对后世有垂范的作用。这是《通鉴》的一种政治上的意义，经世致用的政治意义。
那么它的政治意义，它到底蕴含了哪些政治智慧？就是《资治通鉴》这本书当中，它哪到底蕴含了哪些政治智慧？我们下面就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讲《通鉴》的政治思想与为政之道，这个里面我们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个是讲“臣光曰”的良苦用心，一个是事中见理：治道之总汇。来看看《资治通鉴》里面它蕴含了哪些政治上的著名的案例，反映了哪些政治智慧？
“臣光曰”实际上就是司马光对历史发生的诸多事件当中，他的一种评论，这种评论在司马光在编写的《资治通鉴》当中，这些史论总计有二百一十八篇，这史论当中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司马光自己写的，一个是引用他人的。凡是自己写的这种史学评论，就是对一件大事，他发表的一种评论，就叫“臣光曰”，凡司马光自己写的他都冠以“臣光曰”三个字，一共有一百一十九篇；另外一类是他引用别人的，这个总共九十九篇。
从“臣光曰”里面我们看司马光的治国思想的话，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以礼治国，宽猛相济。就是司马光特别强调要治理国家的话，一定要以礼治国，那么什么是礼？他说：“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礼者，人所履之常也。”人有礼仪，讲礼仪，用礼仪制度规范自己，那么你才是生的，你才是一个会活的很精采的，活的很好的，有别于动物的正常的人，一个文明的人；无礼则死，就是你不讲礼仪的话，没有礼法制度来对你加以规范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人，你就是一个动物。所以礼者，人所履之常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依礼来行事，依礼来生活。
为什么要讲礼？因为他说：“夫民生有欲，喜进务得。”就是每个人生下来，他都有欲望都是非常多的，他是有各种欲望的，如果你不可知这些欲望，你就完全与动物没有区别，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喜进务得，人的本性就是想不断地进步，不想广泛地占有各种财物，想广泛地占有各种能控制的资源，就是人在控制资源上，人在控制这种行政的资源、权利的资源，包括社会财富的资源等等这些方面，每个人都是喜进务得，都是这种贪欲，这种攫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个时候人他就完全与动物是一样的。如果不以礼节之，如果不用制度，不用礼仪规范来节制他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贪淫侈溢而无穷也。每个人都会贪财，每个人都会好色，每个人都想占据更多的资源和财物，这种贪欲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先王作礼以治之。就是先王，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在最初进入文明国家之后，我们的所谓先王的就是制立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来约束我们。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尊贵和卑贱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等级。长幼有伦，在家庭的范围内，长辈和晚辈他们之间也有一个等级划分。使内外有别，家庭内外，亲属之间，随着血缘关系的递减，它也有区别。亲属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庭内部也要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属有序，这是我们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之外，就是在政治上我们是尊卑有等，这样的话，整个的国家和社会才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都不会因为自己身上动物性的本能而破坏整个社会的次序，这是先王治理来约束老百姓，这样的话，我们的人才是一个文明的人，我们的国家才进入一个文明的国家。
那么什么是礼？礼就是“纪纲”，“礼者，上下之分是也。”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主张，就是说治国不能不本之于礼，修身、齐家、治国都必须要用礼，有礼则治，这个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没礼，这个国家就动乱。所以这一观点贯穿于《资治通鉴》。
怎么样来贯彻这种纲常的礼治？所以司马光认为王者治国主要有六条：就王者修身言，要做到仁、明、武。就是王者治国，一个国君，一个皇帝要治国理政，甚至就一个小单位来说，一个领导，一个单位的领导你要想治理好本单位的事情，对于领导自身的素质而言，你要做到三点，就是仁、明、武。
就王者政治举措言，要做到官人、信赏、必罚。这三条政治措施，你能做到这六点，你就是一个好的国君，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什么是“仁、明、武”？就是对于领导自身的修养而言，你要做到仁、明、武。
什么是“仁”？仁就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什么叫兴教化？就是你要对老百姓有教化功能，你要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树立德行？如何来饯行这种学习？所以这是兴教化。要兴教育，要重视教育。
要修政治，就是要使你自己的政治清明，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要讲政治，怎么养百姓？就是要以民生为本，一定要让老百姓生活地更好，所以要养百姓。
要利万物。就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与万物的发展协调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天人合一的表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四点如果你都做到了，你实际上就达到了仁的这种要求，我们发现司马光对领导素质的这样的规范很简洁，但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宽泛的。仁就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你达到这四就是仁。
那么什么叫“明”？也是要做到四点，你就是“明”。一个领导是不是英明？是不是是一个明君？是不是一个明白人？要做到四点，第一点就是知道义。道义就是你要讲道理，你要知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的是非观在哪里？它的道在哪里？你要知道义，就是大节不亏。另外一个叫识安危。就是讲政治，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别贤愚。就是在你身边的人，你统治的这些人，甚至你身边的工作的人员，你上下左右关系当中，你知道哪些人是贤惠的人？哪些是愚笨的人？另外一个是辨是非。你要有充分的是非观，你要有价值观，这样的话，你才能维护社会的正义，维护一个小单位的正义。所以你要做到这四点：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你就是“明”。
武，“武”是什么？“五”是司马光这里提到的武，他不是指你的武功有多高？你是不是习武，他的武是才识才干，就是你要有才识才干，你不仅要仁，要明，你还要有才识才干，那么这种才识才干，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也体现在几点上，四点上：一个是唯道所在。就是你要知道大义所在，你自身就要体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水平，你要体现一个正义，你要体现一个是非，所以你要知道道之所在，要追寻那个道，唯道所在。另外一个就是断之不疑。因为你有了理想，你有了是非观，这样的话，你用来看周边的人和事的话，你就断之不疑，对一件事情上，你把握地很准，这就是讲正直。奸不能惑。就是奸佞之人不能使你感到疑惑。佞不能移。就是身边的小人不能打动你，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达到了武，然后可以为武。所以一个好的国君，一个好的皇帝，一个好的领导者就是仁、明、武。
仁明武出于内，就是你领导的自身德修养，在政治措施上你就要用贤，你要选拔有才能的人贤能的人，要选贤举能，把贤能之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能让贤能的人到真正适合他才能的这样的位置上去。所以叫用好人，选好干部，用好干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素质。然后是信赏。就是该赏则赏，该罚则罚。所以这样的话，是维护个社会的正义观和是非观，这样的话，你达到这六点的话，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一个是仁、明、武，一个是官人、信赏、必罚。能做到这六点你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好的领导。
第二点，就是他的“臣光曰”里面就是为政在顺民心。就是为政在顺民心，就是民之所望，你就要顺应民之所望，来做老百姓希望你做的世亲，所以说“国以民为本”，“民者，国之堂基也。”也有国家的基础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希望你政府做的事情的话，你就要顺应民心，来解决老百姓希望你做的事情。
第三点，就是任人唯贤。要把“任人，是治乱之始也。”你用了正确的人，你会得到政治清明这样一种结果；你用了不该用的人，就会造成政治混乱。所以“人君之事守，莫大于知人。”就是说你要做到一个国君，一个皇帝，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用人，你用好了人，就会政治清明；你用不好人，就政治混乱。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我们看司马光《资治通鉴》里面，所以蕴含的对领导干部、对国君他的一种要求就是这样的一种简单，但是这种简单的背后，他蕴含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再举一点《资治通鉴》里的事情，看看他是否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智慧。比说我们讲一个赏罚艺术的例子。汉武帝妹妹隆虑公主，她的儿子是昭平君，隆虑公主知道这个昭平君是一个纨绔子弟，早晚会惹出天大的麻烦，所以隆虑公主病危的时候，求汉武帝，就说要以千金，就是给汉武帝千金，来为她的儿子赎罪，当时她的儿子还没有犯罪。但是他担心她的儿子早晚会犯罪，所以他提前在病危的时候，就把千金送给汉武帝，说我现在给你这一千金，给我的儿子赎罪，因为我的儿子早晚要惹祸。当时汉武帝就答应了，就是说你收下她的千金，到时候他的外甥如果出现点什么事情的话，他就免其罪责。但是昭平君后来果然杀了人，他杀了人之后，汉武帝就想起了他的妹妹隆虑公主给他说的一番话，所以他就“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东方朔是当时汉武帝讨厌的一个人，不喜欢的人，当时的东方朔在这个时候就上书，就说：“圣王为政。”就是说好的君王来治理国家，你奖赏是不避仇雠，你所诛之人，不择骨肉。不管是不是你的亲近？是不是你亲戚？是不是你亲近的人？只要是该杀的时候就一定要杀，该赏的时候，你的仇人也要赏。汉武帝听了这话的时候，猛然地惊醒了，他知道治国理政与这种儿女情长这种东西不能混在一起，所以他就杀了他的这个外甥，他的整个外甥昭平君。并且认为东方朔这句话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进言，所以他就提拔东方朔为中郎。
我再举一个用人的例子，比如说陈平，我们都知道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陈平这个人最初的时候，并不是跟着刘邦的，陈平这个人我们史书上记载是美如冠玉，但是当时的刘邦的很多臣子认为陈平这个人是反覆的乱臣，一会儿跟着这个，一会儿跟着那个，他不像其他的臣子一样，完全地忠一地跟着一个主子的，刘邦这个人虽然没有太大的本事，但是他能用人，他信人、用人，所以有才能的人在刘邦手下都能得到充分的任用，这是刘邦的一大本事，他打天下，基本上就是依靠他这样的才能，所以刘邦听到其他的大臣反映陈平这样的缺点的话，他马上就找陈平去质问，就是说：“陈平，大家都说你是一个反覆的乱臣，没有忠臣，没有忠心。”陈平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就是我侍奉魏王的时候，我的意见魏王都不采用，所以我离开了魏王。后来我又跟着项羽，项羽不能信任，就是项羽不信任我，所以我又离开了项羽，我来投奔你。”刘邦一听之后，马上道歉，说：“陈平你是一个好同志。”并且开始任用他担任了当时灭掉项羽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拨离间范增与项羽之间的关系。大家要是知道陈平是项羽的旧臣，而刘邦将离间范增与项羽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平，足见刘邦是多么的信任他。而陈平不辱使命，成功地离间了范增与项羽，这就为刘邦灭掉项羽打下了非常好的人事的基础，所以这也是刘邦的一个用人的特点。我们说在《资治通鉴》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用人修养方面，就是我们《资治通鉴》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用了一个唐太宗的例子。就是记载唐太宗有一次出行，在一棵树下休息，他就看到这棵树非常漂亮，就赞美这棵树，然后他旁边的臣子叫宇文士，也跟着唐太宗来赞美这棵树，唐太宗听了就非常生气，说魏征老提醒我要远离小人，但是我不知道小人到底是谁？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你，就是领导喜欢什么事情？旁边的人也跟着阿谀奉承，结果这次阿谀奉承，唐太宗他用充分的自省马上意识到这是属下在阿谀奉承自己，所以马上就惊醒还批评了自己的臣子。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提到一个齐桓公。齐桓公曾经开玩笑，也是在用人方面的这样一种典型的事例，齐桓公开玩笑说：寡人对鸟兽虫鱼的味道全尝遍了，就是没尝过人肉了。”那么他的一句玩笑话，他的一个臣子，叫易牙听到了，然后马上把自己三岁的儿子杀死，然后献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听到之后，非常生气，但是后来转念一想，他爱自己，爱君甚过爱子，他对自己是如此的忠诚，所以齐桓公就非常重宠幸这个大臣易牙。但是后来齐桓公病危的时候，易牙就伙同其他的大臣封锁宫内外消息，堵塞宫门，一口水也不给齐桓公喝。后来齐桓公如梦初醒，大呼：“寡人昏暗，致有今日！”，后来他后悔莫及。临死之前，他想起他曾经的一个大臣叫晏子，曾经提醒过他，说不要信任易牙，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去见自己已过世的著名的大臣叫晏子，所以他掩面含愤而死。这也当时一个著名的案例。《资治通鉴》里面，这种案例是比比皆是，我们说这个《资治通鉴》里面，实际上它包含了我们中国自先秦一直到宋以前，所有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著名的事情，这个涵盖的方面是方方面面的。每个事例其实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典型的案例，这个案例里面，都是当时治国理政治家这样的一种政治智慧的凝结。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资治通鉴》这里面蕴含着无限的丰富的政治智慧，它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学，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读《资治通鉴》，每打开《资治通鉴》，我们时时读，都会感到收获都是时时有，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能够抽出宝贵时间，多读读《资治通鉴》，因为《资治通鉴》它不仅仅是一部史学名著，它还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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