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当前廉政建设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仁爱礼信”、“正心诚意”、“修身慎独”、“舍生取义”等积极思想，还是“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及重民尊民等儒学观念，无论是孔子强调的“德政”，还是孟子提倡的“仁政”，从理论上说，都逻辑地蕴涵着“廉政”思想。这些儒家学者们杰出的治国感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无法替代的强大功能，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取其精要，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志存高远

《论语》中提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但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抵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就是清简素朴，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首都北京，更是处在高发展的阶段，高发展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党员领导干部，更需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十八大以来，中央接连打掉徐某、周某两只大老虎及众多副国级、省部级干部达46人之多，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以至国家人民财产蒙受严重损失，是我们所不齿的。一位行贿者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领导干部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论语·学而》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即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致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立志的思想过程。

二、三畏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理解为民意。一个人在腐败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如舟，执政者心里若没有了人民，水随时都有可能“覆舟”，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孔子又说到“畏大人”，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有了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许多贪官落马就是心中少了畏字和戒字。最近，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某案，让国人震惊。据多方证实，魏某被带走时，家中发现2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上亿元的现金是个什么概念？将1亿元人民币堆在一起，差不多能得到一个1.55米长、0.77米宽、1米高的长方体。与这么多的现金“同床共枕”，不知魏某心中可有畏惧，对于腐败分子来说，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

三、行己有耻

《论语》说：“行己有耻”，即：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孔子说：“知耻近乎勇”，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党纪国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党纪国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源上铲除腐败。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曾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在日本，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这种耻文化也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可以说刑律是物质法制、表层法制，而耻文化则是精神法制、深层法制。

总之，儒家廉政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到了今天仍未丧失它的理论光辉，只要我们善于发掘、总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大胆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儒家廉政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它必能在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