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即完美形象，是人们对于现实人生的规划设计和榜样建构。在中国文化经典中，“君子”代表的是理想人格。
一、《诗经》中的君子是生民树立的人格模范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05篇，俗称诗三百，分《风》《雅》《颂》三类。《诗经》是采诗官从民间征集汇总献给国王的，旨意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以，流传下来的《诗经》尽管经过了孔子编订，但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百姓心声，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早期中国百姓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诗经》内容广博丰富，涉及劳动生产、战争徭役、爱情婚姻、风俗习惯、生物生态、地理天象等方面，构成了春秋中叶以前社会生活的全景图画。在《诗经》里，有诸多社会角色，最为人们称颂甚至追求的形象是君子。
在《诗经》中，“君子”一词出现约近200次，见于58首之中，有关篇章绝大多数属于国风和小雅，君子亦即民间推崇的理想人物、卓越男性。在那个历史年代，青壮男子是社会生产的主力，自然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通而观之，所谓君子，是具有以下这样特点的人。
一是道德高尚的人。在《诗经》里，《淇奥》是深度写照君子的代表之作：看那弯弯淇水的岸边，绿竹葱茏，袅娜成片，那位高雅的先生是个君子；他心胸旷达，神态庄重，谈吐幽默，文采风流；他高洁如圭璧，坚毅胜青铜，庄严像碧玉；他学问切磋愈加精湛，品德琢磨更为良善，这样的真君子，令人一见难忘、牢记心田。在这里，君子的自然形象和内心世界近乎完美，缘由在于他德业双修，不断地改进完善自己。《鸤鸠》同样表达了对君子的由衷赞美：这位君子高尚贤良，仪表堂堂，内心坚定，素有节操，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坚守如一，就一定是民众的好长官、世间的好标杆，人们衷心祝他万寿无疆。《巷伯》是《诗经》中唯一留下作者姓氏的篇章，是一篇声讨诬陷的檄文。作者控诉奸人谗言“萋兮斐兮，成是贝锦”，使他遭受宫刑，故而向所有善良的人发出警示，“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以免小人使坏作乱。
二是事业有成的人。这类君子在《诗经》里最常见。《终南》歌咏和缅怀颜如渥丹、佩玉将将、锦衣威武、福禄寿考的秦襄公，纪念这位建业赫赫、功德流芳的君王。《采薇》描写戍边出征的战士凯旋，归途中回顾峥嵘岁月，联想到冲锋陷阵的将帅何其威武智慧，何其指挥若定。《出车》中的君子则是家人挂念盼归的征夫，未见君子时忧心忡忡，既见君子则喜上眉梢。“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征夫心系家国安宁大事，为国尽忠征战，舍弃儿女情长，不取胜绝不归，既胜利即归田，表达了普通士兵对保家卫国的义务自觉。《鱼丽》中的君子是在丰收宴会上宾客对主人的尊称。“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辛勤的劳作换来了丰收景象，年阜物裕，其乐融融。《南山有台》里说，南山有台、有桑、有杞、有栲、有枸，北山有莱、有杨、有李、有杻、有楰，用兴用比，歌颂当朝君王是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是国家基石、民众父母。《鼓钟》是一首聆听鼓乐钟鸣而感发幽思，怀念善人良臣的诗，此处君子指所有具有美德和建立功业之人。
三是健硕坚韧的人。《樛木》是民间婚礼上嘉宾们吟咏的赞歌，运用比兴，一唱三叹：南方有生长茂盛的树木，树木下垂着柔韧的枝条，葛藟攀爬上这些树枝，快乐地蔓延生长，那快乐阳光的君子，用善良勇敢为爱人带来幸福安康，用善良勇敢为他人带来成就吉祥。君子在这里被比喻为可以依靠的参天大树，为爱人、家人和友人撑起了一片明媚的天空和安详的世界。因此，君子承载着阳刚、强健、安全与正义。《裳裳者华》则写了作者路遇一位驾驭驷马高车的华服青年，洞察这位贤良君子具有强大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即以鲜花盛开和绿叶茂盛为兴比，赞赏他才华横溢、品行正直、富有教养、气宇昂扬，所以认为他能够承继祖业、纳福集庆。
四是般配淑女的人。《诗经》开篇《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在中国文化里涵义比较恒定，特指美丽贤淑的女子，因此，从其对象反观君子，可知君子是与“美”相对应的青壮男子。《关雎》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和执着追求，从这个典型意境中，能够解读出君子具有本性纯真、感情真挚、身心健康、稳重善良、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品质。
综上，君子是那些具有健全身心，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富有责任担当，能够处理好个人与群体关系，具有良好德行，在事业上取得可观成就的人。进一步来看，公职人员要成为君子，更要长于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对社会的道德教化。《泂酌》属于贵族祝辞的大雅之类，其中就明确提出了“岂弟君子，民之父母”的政治道德要求。也就是说，作为执政者和社会贤达，要勤政廉政行君子之政，以使民心归附、百姓爱戴。在这个公德维度上，《诗经》载有像《扬之水》《抑》等讽喻教化的篇章，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君子执政要有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抓好求贤与立德两件大事。求贤要“訏谟定命，远犹辰告”，广延博纳，重用贤良，以提高治理效能；立德要对国保证“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对己讲究“温温恭人，维德之基”，以使内外生民心悦诚服。《鲁颂·有駜》劝诫执政者“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以达“君子有谷，诒孙子，于胥乐兮”。
二、春秋战国时期君子成为道德楷模
在《诗经》树立了君子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孔子承继这个文化取向，并进行了发展和推进，其有关思想主张在《论语》等典籍中有集中体现。具体来说，着眼君子的大众化，孔子在“轻权势、重德性”的维度上阐发君子人格，更多地在“有德者”的意义上运用“君子”概念。
孔子把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寄托于普通人加强私德修养，都成为具有道德自觉性以及社会责任感“文质彬彬”以身作则的人。在这个逻辑下，君子应是一个积极的弘道者，首先不断地“修己”，其次做官以促进国泰民安，实现有道之治，此所谓“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
孔子认为，退一步说，君子非须做官为宰，最关键的还是洁身自好，“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史记》载，当年孔子向老子问道并切磋君子何为，老子回答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很显然，孔子接受了老子的启发。另外，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君子”有两处诫勉。《道德经》第二十六章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老子认为，君子要时刻坚守信念，肩负责任，深沉持重，力戒浮躁，胜不骄、败不馁；要有大视野、大气量，宠辱不惊、荣枯恒志。孔子也受之采纳，主张君子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行已有耻，言行必果，不做狂狷之士、“斗筲之人”（《论语·子路》）。《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说，用兵动武打仗不是祥瑞之事，有道者不挑起战争；兵器非君子之器，君子贵生戒杀，不得已才用之，打了胜仗也不兴高采烈，也就是说，君子品性恬淡，不惹事、不霸凌。孔子认同和吸收了这些思想，为后人确立了“内圣外王”之道。庄周对此阐发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庄子·天下篇》）。后来一些思想家把“内圣外王”的途径进一步具体化、现实化，《礼记·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学习为出发点，以平天下为最高境界，道德修养贯彻始终，此乃君子所志所为。
与之相联，《周易》对君子的品格既有观照又有进一步的阐发。《周易》六十四卦，据统计，论及君子的有五十三卦，核心要义包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这些赋予君子的精神符号，集中表现为一种奋发自强、内外兼修、品学兼优的人格期待。孔子赞同这样的要求，而反对激进偏执，主张“中庸”“过犹不及”。他指出，“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在孔子那里，“君子”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通过一般的修养办法就能达到的道德境界、理想人格。而什么样的举措才能实现从普通人到君子的跃迁呢？孔子强调，通过学习文化来文明自己，用道德文明改造自然野性。在这个方面，孔子打破传统教育的片面狭隘，首倡并推行“有教无类”（《论语·述而》），首创举办民间私学，打破了官府教育垄断，为平民成为君子，成为道德精英、文化精英开辟了道路。
在孔子那里，人人可以成为君子，一是学习文化，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终将成功的关键还在自己、靠自己。在《论语》等经典中，孔子对君子之道给予充分描述和刻画：求诸己、志于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思无邪、行其义、中庸、弘毅、忠恕、爱人、克己复礼、和而不同、成人之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
总的来看，经过孔子的传道教学活动，“君子”作为道德典范的理想人格已经成型。孔子虽然认为世间修行最高层次是“圣人”，然而，“君子”才是大众化的理想人格，所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三、君子人格文化的升华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奠定了今天文化图景的底色。君子是中国古代的理想人格，君子文化是中国古代人格文化的底色。汉朝班固的《白虎通·号》里说:“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讲道，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
君子理想人格、君子文化对古代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学习大国、道德大国、教化大国的品格和形象。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对青年学生发表演讲说：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为英人所称劲德尔门（gentleman）包罗众义与我国君子之意差相吻合。证之古史，君子每与小人对待，学善则为君子，学不善则为小人。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当然，梁启超也批判了古代中国道德教化的偏颇，这就是他在《新民说》里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私德最盛、公德最缺。公德是群体为善，“人人相善其群”；私德则是个人为善，“人人独善其身”。中国古人强调私德，而公德却极少有人问津。古人所教的道德，私德居十之有九。他尖锐地指出，中国所以日见衰落的原因，就是因为束身寡过的好人太多，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人口虽然多，却不能成为群体的利益，反而成为群体的负累，国运自然日渐窘迫。国民中无人视国事如自己的事，都是因为公德的大义没有昌明的缘故。如此鞭辟入里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切中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中国国民性的短板和不足。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对传统文化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以救国富国强国为己任，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大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加强共产党员的道德建设，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作者陈 锋，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胡秀荣
微信编辑：孙 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