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中心主任，担任国家重点项目“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及“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专家组组长。她除进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外，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大量田野考察。主要著有《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遗产：实践与经验》等专著。
■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与重视，而曾在中国西部做过8年考察、率领研究团队踏遍西北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方李莉研究员可谓深有感触。《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作品的陆续出版便是其考察记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后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期讲坛版特邀请了方李莉研究员结合其亲身实践、见闻来讲述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阅读提示：
■在当今时代，遗产并不是静态地等着我们去保护的对象，而是可以参与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将传统文化多样性转化成当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
■从中国范围内来看，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相对性的地域差别，它们各有特点，各有智慧。
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源
为了说明自己对中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观点和看法，我想先谈谈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问题，后来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来说明这些问题。1998年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的文章，之所以写这样的文章是认为，当时人们已经关注到生物多样性消失所带来的危害性，但还很少有人关注到文化多样性消失所带来的危害性。文章从自然生态失衡切入文化生态失衡，提出了当自然生态在被破坏时，文化生态也在被破坏；在自然资源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同时，文化资源、文化多样性同样也在减少。文章认为，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多样性的减少；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则造成了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减少。在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侵蚀的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受到多方冲击，这无疑会使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减少。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阅读了大量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湖北地区大豆遭受虫灾的报道给我很大的启发。这篇报道说，人工培植的农作物容易受到病虫灾的侵害，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科学家就会努力寻找野生大豆的基因，并注入到人工培植的大豆中以起到救治作用。其理论是现代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发现它们的弱点。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使下一个“奇迹作物”能够躲过面前的“奇迹凶犯”，而同时又为更大量的人口生产更高产的粮食。但在面对基因储藏库中不能与新病虫害抗衡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找到这门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必须要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寻找，这些基因家乡也叫遗传多样性中心。
这使我联想到少数民族与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文化看似比高科技文化落后，但有一天我们可能需要这些文化来拯救我们，因为他们可以不需要电、不需要机器就存活下来，而现代文化一旦失去这些外在的人造设备就无法存活。因此，这些传统人类的传统文化，就像是那些野生植物的基因，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生态圈是至关重要的。
在完成论文后，我就这个问题与我的导师费孝通先生展开了讨论，我的思考得到了他的赞同与鼓励，在他的推荐下，这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不久，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就西部文化多元性保护的问题与费先生展开了讨论。我当时认为，西部大开发如果只关心经济发展，而不关注西部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特点，就有可能破坏当地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西部不仅是我国自然生态最多样、也是文化最多样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历史上的美国西部开发、日本的北海道开发有所不同，后两者几乎是一片文化的荒漠，而我国西部是一片文化的沃土。西部地区有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有古丝绸之路，有最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区，同时西部诸多民族还创造了其丰富的地域文化。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保护，融入到当时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整体思路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像今天这样受到关注）。
费先生赞同我的观点，同时将我对文化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思考提升到文化资源保护的战略高度。他认为文化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发展，而产生于西部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在保护之外还可供开发和利用的重要资源，它是中国未来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由此，费先生提出是否可以申请一个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课题，他亲自担任学术指导，由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清华、北大以及西部的相关院校共同参与。最初我对于传统文化或文化遗产是否可以转化成被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心存疑惑，但通过在西部所做的8年研究，我发现费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任何文化不可能停滞不前，它必定要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保护，还要思考如何发展，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
“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一国家重点课题在最初申请时并不容易，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但当这一课题开始3年后，也就是2003年，联合国开始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申报工作，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课题自那以后也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讨论中。课题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套12本400多万字的丛书，通过实地考察、收集和解剖70多个案例，形成了一本《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总报告。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从“遗产到资源”的认识，其意义在于，在当今时代，遗产并不是静态地等着我们去保护的对象，而是可以参与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将传统文化多样性转化成当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
“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基因”
从上文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思路。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整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很丰富，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文化资源最丰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样性的国家，这与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的文化状态息息相关。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其文化样态从远古时期开始便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发展轨迹。如五六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四大古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而其他文明都中断了，为什么中华文明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生物学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对于某个生态系统来说，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由于许多物种在生态位和功能上具有互补甚至替代的性质，因此，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够抗击外来打击的力量就越强。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也在于其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因，这些丰富的文化基因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又都统一于中华文明这样一个认同中。从夏商周直至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一直是多民族融合与共存的国家，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的中华文明通过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的未来同样还继续需要不同民族的文化作出不同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
第二个特点：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分布于西部、东北、西南等较偏远、交通不够便利、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也正因为这样，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相对完好。此外还应注意到，越是前工业文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就越大，因此，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许多少数民族都发展出了一套与大自然相处的独特智慧和相关的宇宙知识，这些智慧和知识曾有效地帮助他们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也就是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是从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套完整的生存智慧，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所以我们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需要关注其价值观、文化观、自然观等深层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的形式上。我在对西部地区进行人文资源考察时，是将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共同考察的。为此我专程开车前往青藏高原沿途考察，曾长期居住在贵州苗寨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我看到为保护高山草资源的良性循环，西藏牧民们发展出一套禁忌文化；为了保护山上的树木，贵州长角苗人将自己居住的森林称为神树林，禁止砍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看成是迷信，而是要去认真记录，研究他们的价值。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和保护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文化的民主特性。在今天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从中国范围内来看，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相对性的地域差别，它们各有特点，各有智慧。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他们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若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必定要在全球化文化发展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要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是非常重要的。
当文化保护“遇到”博物馆
人类学是一门实证性的学问，我以上的许多观点，一方面来自文献的研读与学习，但更多是来自于自己的实地考察。为了完成“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研究课题，也为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曾带领一支研究队伍，在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做了3年研究，这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就是将一个苗族的分支置于博物馆保护的理念下，并将其文化整体展示给前来参观的人们。
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建造来自于欧洲人所创造的博物馆的新理念，有许多可取之处。但2005年我去调研时，发现这座从1995年开始建立的生态博物馆，10年来却没有一份有关这一族群文化的完整记录，也没有建立有关这一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博物馆的日益开放，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老人们陆续去世，一个没有文字记录的族群文化面临着迅速消失的危机。于是，我从总课题经费中抽出几万元，组织了一支考察队，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100多万字的文字记录，5000张照片，几百个小时的录像资料。
通过长期考察，我认为，任何文化都不会是静止不动的，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让原有的文化凝固化、活标本化，而是要活态传承。但活态传承就意味着其会发生变化和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即使是生态博物馆也不能阻止其变化。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文物，文物是死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的载体是人，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在不停运动的。因此，固化的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记录，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手段，将许多非物质文化通过各种手段固化为文献资料、图片资料与影像资料。
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个案研究的一些方法：第一，要尊重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解释和描述，在博物馆里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当地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自己的文化，也最懂得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习俗。第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要先期接受一定的人类学训练，对所研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做好先期的案头研究工作。第三，要注重对所研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考察，尤其对歌曲、传说、仪式、服饰、建筑、纹饰等非文字类项目进行考察，通过这些考察来全面理解和建构该族群的整体文化面貌。第四，在记录过程中关注其动态性，也就是时间性。以长角苗人的服饰为例，每个时期都有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局部的，如上世纪50年代女性的裙子里不穿裤子，只扎绑腿，60年代开始穿从市场上买来的运动裤，70年代将草鞋换成了球鞋。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变迁一直存在，只是这种变迁是延续性的、选择性的。如果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前来参观旅游的人们会加剧这种变迁的速度，所以更需要不断地跟踪记录和研究。第五，在记录和研究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和文献记载结合，而且要知道中华文明盘根错节，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有些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化可能和古代汉文献记录的文化有关，这叫“礼失求诸野”，有些在汉文化中已消失的文化现象，却由少数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了。如长角苗人，他们只有祖先的概念而没有神的概念，最重要的仪式就是祭祖与葬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的源头。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但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所谓的“百善孝为先”的“孝”文化就是源于此。另外，这里的人们是以生肖记日，和彝族的十月历相似。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早于农历的太阳历，其记日方式在《诗经》有所体现。因此，研究无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注意记录口述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将口述与文献研究相结合。
“文化的生命是可以复活的”
以上谈到在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记录、研究和保存的工作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何将这些非物质化的遗产转化成物质化的文献、图片、视频等非常重要。历史上许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消失了，我们今天还能知道它们，就在于有文献记载或碑文记载，这就是文化保存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生物的生命是死而不能复活的，但作为文化的生命，一旦有合适的环境和土壤，是可以再次复活的。因此，博物馆应该是文化的储存器和基因库，把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记录和保存下来，将来有需要时，就可以开启这个基因库，文化在此基础上得以恢复和发展。今后的博物馆可能要打破传统博物馆的概念，对文化遗产可以有多种保护形式，不仅有实物的保护、数据的保护、录音录像的保护、研究性的保护，还应该有生态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等多种新形式。而且还要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文物，文物是死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的载体是人，是有生命的存在，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方面是以活态传承为主，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数字化记录和文献化保存工作。
人类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方式。在早期的前工业文明时代，包括现存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通过人和自然的接触与互动中创造出来的，人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的传统文化，这一时代的文化都有很强的地域与自然的痕迹，是最自然的文化形态。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们通过机器创造物品，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人和物、人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文化。而到了后工业文明时代，自然被极大程度地人文化了，所有文化都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再创造，因此，原有的文化就成了建构新的文化的重要资源。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资源”概念，与文化遗产有什么区别呢？文化遗产可以是前辈给我们的遗留物，可以和今天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但转化成文化资源以后，就与当下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它们不仅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还是文化产业等地方性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如何保护、利用和开发文化资源是一个重要课题，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出现的文化资源，在当下正成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对象。因此，如果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而深入的记录和研究，就容易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表面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等弊病，从而丧失了文化的精神性和多样性。
（本文为作者近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所做的演讲文稿，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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