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的发展可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三个阶段
狂草又称大草，始于唐代，较今草更为狂放，用笔大起大落、连绵不断、一气呵成。据传“狂草”的得名，是源于张旭每次作书前，多以酒引发情绪，饮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前人将草书艺术的美概括为十点：曰点划飞动，曰笔情墨趣，曰结体多变，曰章法生动，曰线条优美，曰血脉连通，曰气韵天成，曰转化跌宕，曰气势磅礴，曰奇逸潇洒。还有人誉草书艺术之美为无言之诗，无动之舞，无色之画，无声之乐。在《全唐诗》中更有大量赞美草书的诗篇。可以说，正是草书艺术自身价值决定了它在各种书体中的位置，清代刘熙载曾云：“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虽然“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是书法各种书体共有的本质，但于草书表现特别突出。所以书法史中如果少了草书、“草圣”以及灿若星斗的草书大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是难以想象的。
从书法发展的历史来看，草书是各种书体中笔法最丰富的。今草是继篆、隶、楷、章草之后的最后一种书体，今草中积淀了以前的各种书体的笔法、结体的成果。草书笔法的丰富多变是其所以最长于表现的基础。狂草在有限的幅面中打破字间关系和分行布白的通常规律。强化疾涩、浓淡、润枯、重轻、往复、抑扬、向背、疏密、欹正、聚散……等等对立统一的多种因素，全方位的展现书法之美。正如孙过庭所云：“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狂草在忘情的状态下突出表现了主体对书法技法全面把握和对宇宙人生的体认，把个性发挥提高到最中心的位置，高度发扬创作者的主体精神，草书由精微的“使转”体现其强烈的运动感、节律感，并奔放驰突，内寓万千变化，“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表现出震撼心灵，动人魂魄的艺术魅力，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论曰：“草书之笔划，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是草书高于其它书体和通向本质的关键所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曰：“喜怒窘穷，优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举凡天地万物之中，情与景，物与己，无不可以融入草书，而草书作品也无不可以启发观赏者联想到天地万物。高度赞扬了张旭狂草既囊括天地万物，又发抒心中块垒，充分评价了狂草特有的艺术特质和效应。所以翁方纲赞叹曰：“世间无物非草书”。
草书艺术奇伟瑰丽，不在其表而在精神，狂草更堪称是书法中高度昂扬的浪漫主义的代表。同时优秀的狂草书法最为直接的体现和承载着“气韵”。《艺概》有云：“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刘熙载进一步说：“移易位置，增减笔划，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音叶)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盖变其短长肥瘦，皆是增减，非止多一笔少一笔之谓也。”如果说字形的增减笔划，还只属外部形式的变化，而“短长肥瘦”的增减，则关系到风骨与神气，一切本质的征象皆由此“隐喻”，一切个性特征皆于此生长，分野。作者循此得以深入堂奥，赏者则由此体味到了个中三昧。
然而草书作品的艺术标准又并无定式。前人通过长期的实践，把评判草书书法标准归纳概括为四条：曰气韵，曰选材，曰墨色，曰装背。也有人归纳为六条：曰形体，曰魄力，曰意态，曰流派，曰才学，曰气象。我们可以大致从线条美、结构美、章法美、墨韵美、意境美等几个方面欣赏狂草书法。这是因为狂草线条的疾涩、润燥、扁圆、质感、力度等多方面形态差异均来源于主体的状态，它所形成的力感，蕴含的情感，体现的节奏感以及线条的偃仰顾盼，阴阳起伏最能表现出一个草书家微妙的内心感受。而草字或稳重敦实，或开张游走，或刚劲挺拔，或婀娜飞逸，或以险绝取胜，或于平正中见奇姿的不同形态，以及笔划、线条上、下、高、低、宽、窄、欹、正和粗、细、长、短、俯、仰、伸、缩的配置形成的长短、大小、阔狭、疏密、斜直等取得的艺术效果。体现了丰富的多样统一的结构之美。
所谓“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狂草以多变的墨色使人感到线条被赋予了生命，生机盎然的墨色变化给观者以视觉上的调节，笔中无墨则无神采；墨中无笔则无筋骨。可以说，墨以笔为寄托，笔以墨来显现。明董其昌的《试墨帖》可以说是欣赏者品评草书用墨的一幅佳作。全帖共四十六字，作者用墨变幻莫测，璀璨生辉，全篇墨色浓、淡、润、枯，变化自然，使人如临画境，如闻清音。
狂草的代表人物有唐代张旭、怀素、高闲等人，唐代以后，历代都有草书大家出现，如宋代黄庭坚、明代祝允明、徐渭、詹景凤等。
张旭字伯高，生卒年月不详，活动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约713—756)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今吾长史，故世人又称张长史。张旭平生嗜酒，性情放达不羁，往往大醉后乘兴挥毫作书，或以头发濡墨作书，如醉如痴，世人称之为“张颠”，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酒中八仙。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他精工楷书、草书，尤以草书称著。他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楷书《郎官石柱记》，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变法而又创新法。他师承二王今草和张芝狂草而创“一笔书”，法度谨严，又善于从生活中体悟艺术，曾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新唐书.张旭传》有记：“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升华了书法的艺术境界，创造出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博大清新，纵逸豪放的书法风貌。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高度，与怀素共同构成唐代草书的双子星座。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张旭草草代表作有《古诗四帖》、《肚痛帖》和《千字文》等。
《古诗四帖》，纸本，草书，无款，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写在五色笺上，全帖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前两首诗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此帖张旭以其崭新、高美的艺术形式，巨大的气魂展开雄伟壮阔的书卷。用笔连绵回绕，变化莫测，无往不收，如锥画沙。全篇气势奔放，雄强奇伟，笔势纵逸，神采飞扬，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力透纸背，无纤巧浮华之笔。是狂草中的精品。董其昌评说：“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古诗四帖》丰道生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古诗四帖》是现存法帖中最先抄录前贤诗文以表现书法之美的草书佳作。具有开拓之功。这种抄录不同于了日常抄录，使文辞与书法的角色发生了相互变化，也使书法摆脱以往的实用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草书这门艺术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草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肚痛帖》，无款，草书，六行，三十字。真迹已佚，明重刻本存西安碑林，此帖受二王影响明显，法度具全。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内撅外拓，千变万化，用笔行气出神入化，连绵直下，劲健清奇，神彩飘逸，颓然天放，狂态毕现，极富情趣，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 的气势。将书法的抒情性发挥到了极致。
另一位狂草大书家是怀素，怀素俗姓范，字藏真，大历十才子钱起之侄，十岁出家为僧，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年少参禅之暇，爱好书法，十分刻苦。因无纸墨，他曾用蕉叶和漆盘、漆板代纸，勤学精研书艺。“书蕉、笔冢”的典故即由他所得，堪称从极度苦修中得来。怀素又极善于观察，他从夏日的风云变幻中顿悟笔意，与前此的张旭从观女伎舞剑器中得笔法之神，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怀素的书法热情奔放、豪迈恣肆，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与张旭的狂草相比较，后者笔画偏肥而前者偏瘦，有“肥癫瘦素”之评。怀素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又从颜真卿口授得张旭狂草妙诀，心摹手追，终于独树一帜，以“狂草”驰名当世。当时的诗人李白、钱起等都有赞美他书法的诗篇。李白的《草书歌行》曾吟赞：“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诗俸》诗曰：“远鹤无前倡，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称赞怀素得到了书法艺术的真谛。更饮酒吃肉、与名士交游，每酒酣兴发，遇寺壁粉墙靡不书，随手万变，如旋风骤雨。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虽然书写疾速，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唐人评曰：“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御史李舟称曰“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孰曰不可?”历代文人对怀素的狂草多有胜赞，吕总《续书评》云：“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黄庭坚《山谷题跋》称：“怀素草书暮年乃不减长史(按指张旭)。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两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米芾《海岳书评》赞曰“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岑宗旦《书评》也形容“怀素闲逸，故翩翩如真仙”，沈右《书画题跋记》则解释说：“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王世贞《弇州山人稿》称：“字字欲仙，笔笔欲飞”；文彭评曰：“笔法高古，精神焕发，真有骤风旋雨之势”。何绍基的《跋板桥书道情词》则说：“山谷草法源于怀素，怀素得法于张长史，其妙处在不见起止之痕。前张(张旭)后黄(黄庭坚)，皆当让素师独步”。怀素传世的书迹较多，草书有：《自叙帖》、《藏真帖》、《千字文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论书帖》。
《自叙帖》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字。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自叙帖》是怀素草书的代表作。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可以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师，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自叙帖》先叙述自己身世和学书经历及创作情况；其次记述颜真卿对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帮助及为《怀素上人草书歌集》写序的动机和内容，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展示；最后录名流对其书法艺术的评价，举凡世上最能表现轻捷、矫健、疾速、雄奇、多力等等的文字，都被用来形容怀素的草书。此帖最能反映怀素的狂草逸态，用笔用笔提按幅度不大，横竖转折全都变为圆转的弧线，气势更加通达无碍。纵横使转，线条豪放不羁，气势横扫千军，虽率意颠狂，千变万化，而能不失法度，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通篇七百余字一气呵成，终篇二十行极狂。怀素书写速度“迅疾骇人”，以至“满座失声看不及”，达到了“无我”的境界。线条如奔蛇走虺，骤雨旋风，仿佛要从点画的束缚牵绊中挣破出去，被时人誉为：“字字恐成龙”和“无声之音”，《自叙帖》堪称是一部用线条交织而成的音域宽广，响遏行云的交响曲，是“用眼睛看的音乐”，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自叙帖》笔力刚健，意趣飞动，结构纵肆起伏而不失法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书法瑰宝。
《苦笋帖》纵25.1厘米×横12厘米，绢本。草书。二行十四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 怀素上”。用笔圆转灵动，技巧娴熟，字圆锋正，精练流逸。笔势若断还连，左右揖让，疏密有致。如骤雨旋风，虽变化无常，但法度具备。结体欹侧飞扬而又平稳停匀，书风丰腴遒美。能直接感受到作者书写时的内在气质。帖前有清乾隆题签并书引首‘醉僧逸翰’。帖后有宋米友仁、聂子述，明项元汴，清李佐贤、陆润等题识。此帖宋时曾入内府，后历经元欧阳玄，明项元汴，清安岐、乾隆内府、等收藏。现藏上海博物馆。
《食鱼帖》，墨迹本，古摹本，纸本草书。八行，五十六字。行笔遒劲，如屋漏，如届铁，率意颠逸，超妙自得，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笔老而意新，自然天成。清吴其贞《书画记》：“书法秀健，结构舒畅，为素师超妙入神书。””元沉右跋：“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此卷是素师肺腑中流出，寻常所见皆不能及之也。”
《藏真帖》，该帖笔法圆熟，章法丰美和谐统一，兼得二王遗韵及钟繇、张旭风神；点划轻逸灵动、顿挫坚实停匀。
高闲（公元9世纪）唐代僧人，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生卒年不详。工书，《高僧传》云：“释高闲克精书字，宣宗尝召入对御草圣，赐紫衣袍。后归湖州开元寺终焉，闲尝好以霅川白紵书正草，为世楷法。”其笔法得之张长史。韩愈曾作序送之，盛称其书法之美妙，遂大显于世。张祐赠诗云：“卷轴朝廷重，书函内库收。”董逌《广川书跋》云：“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韩退之尝谓张旭喜怒忧悲必于书发之，故能变化若鬼神，观闲书者，知随步置履于旭之境矣，彼投迹无差者，岂复循已弃之辙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学旭者也。”陈思《书小史》云：“高闲善草书，师怀素，深穷体势。”叶梦得《石林避暑录》云：“高闲书神彩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其名益重尔。”鲜于枢云：“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传世墨迹有《草书千字文残卷》。传世书迹有楮纸草书《千字文》残卷真迹，湖州有石刻《千字文》、《令孤楚诗》等。
《草书千字文》残卷，真迹。纸本，纵30.8厘米，横331.1厘米，已残，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鲜于枢补。此帖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其结尾处，尤为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草书千字文》流传有绪，曾经宋赵明诚、元鲜于枢、明方鸣谦、清卞永誉和安岐等收藏，现藏上海博物馆。
唐代是书法大盛的时代，草书又是唐代最主要的书法艺术形态之一。盛唐狂草是唐人对书法史的重大贡献。唐代草书是用草书本身的语言符号抽象地对自然的反映和表现，是用艺术的眼光及思辩对自然之美进行融铸，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是经过艺术的感悟之后的升华，这些使唐代草书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创作源泉，艺术蕴含更加博大。加之篇幅的增大，用笔方式的调整，使得草书创作更加挥洒自如，意态酣足。而文辞内容的拓展，则使草书艺术脱离了实用的羁绊。由此，草书就更适于表现想象，排遣情怀。气象万千、魄力宏大的唐代草书对审美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以二王为代表的妍美流便的今草共同成为后代草书取法的源泉。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黄庭坚的草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祝允明是明代大书法家，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
张弼（1425——1487），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家。字汝弼，晚号东海翁。成化进士。官至安南知府。善诗文，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张弼精草书，从张旭、怀素狂草中脱胎而出，尤多自得。《明史·文苑传》称其“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张弼是明吴门派崛起前的一位狂草名家，声誉很高。他尝以“野鹜”自拟，以別于朝廷中“馆阁体”的唯美书风。存世书迹有《自书诗卷》、《七言绝句》、《唐诗七律卷》等。
《唐诗七律卷》，草书，纸本墨迹。纵31.4厘米，横129.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是张弼草书的佳作，一笔而成，字字相连。气势宏大。用笔自由，行笔流畅。笔画韵律生动。章法森精妙，布白充实、丰满而不板滞。体现了张弼书法的很深功力和丰富取法。
笔法轻松自然，有“老大意转拙”之趣。
詹景凤（1519——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室名遐梦庵，明休宁流塘人。隆庆元年（1567年）举人，后为进士。历任南丰县教谕、翰林院孔目、广西平乐府通判等职。工书善画，尤擅狂草。草书笔走龙蛇，变化百出；著有《东图玄览》、《詹氏小辨》、《书苑补益》、《画苑补益》、《六纬撷华》等。狂草代表作有《千字文》等。
詹氏“千字文卷”今存两种：其一为纸本草书，高31．8厘米，宽702厘米，署“万历乙亥(1575)孟秋之九日于万古楼中戏书千文一过，新安詹景风”。钤有朱文“詹景凤”和白文。东图”两印，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其二也是纸本草书卷，高31．8厘米，宽1030厘米。钤有白文“东图”诸印，并有“詹锡秉珍藏”印记，是詹氏族人珍藏之物，现存于休宁县文物管理所。詹景风的草书跌宕多姿，变化神妙而又不失内凝力度，詹氏狂草潇洒飘逸，宛如天成，字体大小参差，布局疏密相兼，笔势开宕，雄浑自然，纵而不散，逸而能收，倚正相生，险中见稳，笔法刚健，苍劲多姿，运笔如骤雨旋风，应手万变，笔墨气韵近似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行草。忽而中锋旋转，回翔自若，蜿如游龙惊凤；虽为狂草，而用笔和规中矩，丝豪不苟，字与字间，穿插搭配相当巧妙，变化无穷却又浑然一体，既有飘飘欲仙的飞动字态，又有大气磅礴跌宕有致，确是狂草精品。
狂草是中国书法艺术中最能体现东方艺术精神，同时也最具艺术性的书体，它所展现的动人心魄的美和其中隐喻的意义，使书法能够超越了文字也超越了书写。成为一种时空状态下风神的表现。狂草作品中的风神与速度关系密切，书写的速度与笔毫的弹性、手部动作的复杂程度等具有一种互相协调的关系。狂草创作是一种更为即兴式的书写，这是因为狂草的笔法、结构全无范式可言，每一次书写，任何一字的笔法、结构都必须根据这一瞬间笔、墨、纸张的情况，根据周围已完成结构的态势而即兴处置。如果把草书中的字结构规则化，已是小草的家数。所以，狂草必须在迅疾的挥运中的同时，处理好线条质量和空间结构，在成功的狂草作品中，更加充分的承载着书家对宇宙、人生的体悟，与本体有着深刻的“同构”关系，是对其最为完整的体现。这不仅需要书家多年书写训练的苦功，更需要有足够的才气和人格的力量，方能有可能实现。
作为狂草艺术家，他们不仅以特立独行的作品有力的反拨了当时的主流话语，更以外表颠狂，内里清醒的生活态度对抗了包括体制和文化等几方面的各种习惯势力，从而捍卫了狂草的本意。所以这种以颠狂面目出现的狂草书法家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被后人浓墨重彩的书写着，被尤为珍视的传诵着。总结狂草的本质应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狂草具有不确定性和难解性。所以它有其感性的外观，本身不是一种绝对，但是，在这些感性外观中隐藏着绝对的尚待实现的意义（自然），绝对在狂草中又是直接呈现出来的，所以，狂草与绝对的关联是不确定的，和难解的，狂草既把握了绝对，同时又没有把握它。二、狂草之艺，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说明狂草具有非模仿性和非反映性。三、由于狂草是对以往书写经验的否定性接受，并通过其单纯的此在构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具有自主性与社会性合一的特性。四、出于意表是狂草艺术对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否定性认识的梳离性存在，所以狂草艺术具有异在性和超前性的特征。最后，逸品的自主性、社会性、异在性和超前性赋予狂草艺术以超越现实的精神性特质。一句话，精神使狂草有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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