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与百济的关系及其演变
唐与百济之通交始于621年武王遣使献果下马，此后一段时期内百济一直同唐保持友好的关系。624年正月武王遣使入唐，高祖封其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同年7月及625年11月武王再遣使与唐通贡，626年武王遣使献明光铠，讼高句丽闭其道路，唐派朱子奢前往调和，此后627年、629年、631年、632年、636年、637年、639年均遣使通贡，两国通交频繁、内容丰富。641年百济武王薨，太宗为其举哀于玄武门。诏日：“怀远之道，莫先于宠命。饰终之义，无隔于遐方。故柱国、带方郡王、百济王夫余璋，栈山航海，远禀正朔。献琛奉牍，克固始终。奄致薨殒，追深愍悼。宜加常数，式表哀荣。”并册封其子义慈王为柱国、带方郡王、百济王。由上可见双方交谊之深，此一时期可谓唐济关系之黄金时期。于唐来讲，直至高宗以前，一直仅把高句丽视为敌人，而百济一直是友好、争取的对象，目的如前所述，唐希望以百济和新罗之力量牵制北方的高句丽，使其在半岛形成一种力量的均势，通过三者的相互制约，以增强唐帝国的影响，最终确立以己为尊的东亚秩序，所以唐初对半岛争衡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例如626年百济使赴唐讼高句丽塞其交通时，高祖当即遣朱子奢诏谕两国平怨，而627年百济欲复为新罗所夺之土地时，太宗亦赐武王玺书日：“新罗王金真平，朕之藩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可见此时唐朝对三国问的矛盾以安抚为主，不加偏袒。另外，从地缘上考虑，百济与唐隔海相望，不能对唐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百济历来与中国王朝交好，这些都与高句丽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后来百济成为唐在半岛上第一个消灭的国家，而此时唐朝并没有压制百济之趋势，相反，从其通交朝贡的次数和内容上看，两国交情是十分笃厚的。对于百济来说，自然希望得到中国统一王朝的支持，所以积极维护同唐王朝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数年朝贡，以示臣服，而且其外交政策也谨慎考虑唐朝的态度。如627年，“武王欲复新罗侵夺之地，大举兵，出屯于熊津，新罗真平王闻之，遣使告急于唐，武王闻之乃止”。正如上述原因，在唐初的历史上才出现了唐与百济的友好邦交。
然而两国之间友好通交的局势并没有长此发展下去，唐与百济的利益、策略逐渐开始出现矛盾。642年7月，义慈王举兵攻新罗猕猴等四十余城。8月百济更同高句丽和解，共谋夺取新罗之党项城，643年9月高句丽、百济侵新罗数十城。百济这些举动致使太宗深为不满，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赐百济玺书日：“新罗委命国家，朝贡不阙。尔与高句丽，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当出师，击尔国矣099唐朝对百济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见二者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究其原因应有如下。首先，百济之所以与中国之宿敌高句丽为盟、悍然走上悖离唐朝的道路，主要是对于唐的政策感到失望。百济当初交好于唐，是希望在唐的支持下收复被新罗所侵之领土，即使唐朝对其兴兵不予支援，最起码采取默许或中立的态度。627年，武王欲讨新罗，闻其告急于唐乃止的事件可能是百济对唐态度的一种试探，然而唐强烈反对其征讨新罗的立场，使百济感到惘然，相反，唐却希望百济与新罗交好，共同抵制高句丽，这与百济本来的期望大相径庭。其次，也是百济鉴于以往与隋交往的经验才施行了这错误的外交战略。隋朝时高句丽不断侵夺百济与新罗之领土，因而百济十分注重与隋朝的关系，数年遣使朝贡，且力陈高句丽之罪状，希望借隋之力打击异已。然而隋朝虽多番大兵压境于高句丽，却久攻不下，并陷入泥潭，而百济于607年“请讨高句丽。夏五月，高句丽来攻松山城，不下，移袭石头城，虏男女三千而归”，受到高句丽的打击。所以，百济对刚刚建立的唐朝是一1、5,存疑虑的，因此同对新罗亦有仇隙的高句丽结盟，共同打击新罗。另一方面，对于唐朝而言，看到百济的如此举动必然大为恼火，在其赐予义慈王的玺书中的严厉措辞便可知之，但此时唐尚未将其与高句丽共同列为打击的对象，也仅仅以玺书对其恐吓而已，并未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唐与百济关系的转变与新罗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642年和643年，新罗连续两年来唐控诉高句丽和百济结盟对其进攻，新罗有效地把握了唐朝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强大统一的联盟，以威胁其地位的心理。这使唐不能不对百济存有一定戒心，无形中拉开了与百济的距离。而在此之前唐朝是把百济与新罗放于同等地位对待的，百济与唐的交恶自然给唐与新罗的同盟创造了条件，故此有的学者指出唐与新罗的同盟关系始于643年。同时唐与新罗同盟关系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了百济的亡国。这样，唐与百济的关系开始出现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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