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一朝，羌人逐渐取代匈奴成为东汉王朝最具威胁的边患。自从光武帝平陇右、收河西之后，较大的羌汉战争共有五次：第一次是从建初二年(公元77年)到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第二次是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到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到永嘉元年(公元145);第四次是从延熹元年(公元159年)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五次是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了东汉一朝，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伏、无有宁日。羌汉战争波及到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范晔的《后汉书》中新设《西羌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历史上这一问题的凸显。
东西差别古已有之。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秦陇一带既有适于农耕的黄土高原、绿洲和河间谷地，又夹杂着宜于游牧的草原地带，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此消彼长的交替过程。山西地区迫近游牧民族的地理环境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混融的特征，使得山西文化有着浓厚的“戎狄”色彩;而山东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有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直到战国中期，关东诸侯对秦国仍是“戎狄遇之”。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大，东向拓地，山西自成一独立区域和山东诸国对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西的地域观念基本形成，东西矛盾开始凸显。秦国最终以锐不可挡的气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似乎不可一世的秦帝国旋即二世而亡，对此当然有许多解释，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王朝低估了统一的帝国内部业已存在的东西差异和矛盾，急于强求一致。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东西矛盾依然存在。关于西汉东西地域文化的差别及特点，《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的生动描述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对于西汉一朝山东、山西人士在政治舞台上的境遇及相互斗争，傅乐成先生也有过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此不赘述。由于西汉帝国定都长安，客观上必须重视山西地区;而山东人士则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文化优势，通过入仕、向山西移民等途径参与到中央政权中来;山东、山西两者之间政治重心功能和经济重心功能的分化，也使得帝国东西两大部分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正是由于西汉帝国东西之间有着频繁的良性互动和全方位的对流、保持着一种巧妙的均势，才使得东西矛盾得到较好的协调，矛盾双方能够凝聚在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下，不至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严重对立的程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才使得西汉帝国血脉周流，保持了相当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张力，最终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空前强大的西汉帝国。
二
东汉帝国定都地处山东的洛阳，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虽然三辅地区由于历史的惯性，在东汉初期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繁荣，但这毕竟已属于“落日的辉煌”。三辅人士并不甘心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还都长安的建议，如京兆杜陵人杜笃就专门写了《论都赋》一文，恳请光武帝还都旧京。直到几十年后的章帝初年，“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时山东、山西地位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了。
凉州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同西汉相比也有所下降，这一变化和匈奴威胁的减弱以及西域战略重要性的下降密切相关。自西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汉廷对西域的行动均和解决匈奴问题联系在一起。东汉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匈奴势力对东汉帝国周边的威胁大大降低。但北匈奴的存在和侵扰仍使东汉帝国不得不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和向背。正如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的不断侵扰，耿秉所指出的那样：“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控制西域，而要控制西域又必须牢牢控制通往西域孔道的凉州。在这种战略态势下，东汉初朝廷对凉州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还是相当关注的。随着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的西遁，困扰两汉的匈奴问题大大缓解，匈奴已不再构成东汉帝国的致命威胁。东汉帝国周边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自然导致了西域战略地位的下降。东汉一朝对西域的经营，远不如西汉那么卖力;对西域的控制也是时断时续，很不巩固。这固然有东汉国力下降的因素，但也是西域战略地位下降使然。西域战略地位下降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东汉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