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减少使山西地区人口密度大降，连一向人口稠密，所谓“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的三辅，在东汉中后期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旷土。庞参在永初四年的奏记中称：“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崔成于桓帝初的《政论》中也说：“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他们显然已将三辅地区视为与地处边疆的凉、幽两州类似的荒凉之地。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汉族人口下降、地广人稀，另一方面被东汉政府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
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人口比例大为提高。山西地区汉人和羌人等少数民族之间这种人口数量上此消彼长的趋势以及分布区域上杂居并处的格局，为山西地区特别是凉州一带的汉人羌胡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一地区出现了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蛮夷化”倾向。
我们知道在胡汉杂居的客观情况下，是否“蛮夷化”及其程度深浅还和汉族居民的文化素质有很大关系。例如同为以军功著世的凉州政治精英，皇甫规、张奂就与董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和行为方式。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乃是文化素质高下的差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世代官宦、儒学传家的人物，皇甫规曾“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张奂更是“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还将“浮辞繁多”的牟氏章句删为九万言，两人皆具有相当高的的儒学素养。而董卓则家世无称，父仅官至颍川轮氏尉，董卓“少好侠”、“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未闻有何学养。凉州居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这和凉州居民的来源有很大关系。自汉武帝开边以来，西汉政府大量移民西北，这些移民多为底层平民或罪犯，文化素质较低。而东汉一朝弛刑徒徙边已成定制，正像班超所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再加上许多地方文化精英因为长期的“羌乱”而内迁，更使凉州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每况愈下，所以在东汉末的社会上形成了“凉州寡于学术”普遍看法。文化素质低下的广大凉州居民在羌汉杂处的环境下更易于沾染羌胡之风，山西地区的“蛮夷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这点从现在的考古材料上也能得到旁证。
安帝元初年间东汉政府的兵制改革使东汉帝国在军事上更加倚重凉州兵;中央政府为应付羌汉战争，屡兴武猛之选，一批凉州将领在羌汉战争中脱颖而出，逐步控制了东汉王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山西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地区。这些变化使得本来就“忘战已久”
的山东人士更加疏远战阵之事，与山西的隔膜日增。东汉帝国内部东西之间越来越形成两个社会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的区域。
山西地区政治地位的下降，社会文化的“蛮夷化”倾向，高尚武力、寡于学术的民风都让山东人士产生了轻视山西、视其为化外的心理。东西之间隔阂日深，东西矛盾以羌汉战争为催化剂日趋激化，最终到全面对立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种东西矛盾的发展，山西地方势力对以山东为根本的中央政权离心力日增。凉州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羌乱”，最后与羌人合流，共同对抗东汉中央政府。如果说第二次羌汉战争中与羌人一起对抗东汉政府的只是像杜琦、杜季贡、王信这样没有多少背景的普通凉州百姓，那么到了第五次羌汉战争时，则有一大批凉州地方实力派卷入“羌乱”，并逐渐掌握领导权，最后羌人只是他们对抗中央而加以利用的一支军事力量，仅处于胁从地位。这次战争与其称之为羌汉战争，不如将其视为凉州地方对抗中央的割据战争，或许更准确些。
东汉人的地域观念甚为浓厚，地缘关系常和政治势力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山东士大夫群体的所作所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东汉中后期逐渐崛起的以武功名世的凉州政治势力，关东人士一直抱着猜忌、怀疑的态度，这在东汉末的政治生活中有生动的反映。陈勇的《凉州三明论》一文就精辟地分析了即使像皇甫规、张奂这样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文化修养和立身行事方面均与一般党人名士无异的凉州之士也和关东的党人名士存在着严重的隔膜。东汉士大夫的地域分化及党人名士强烈的地域意识都大大制约、压抑了凉州人士在中央政治舞台的活动和影响。这种压制当然只会增加山西对中央的离心力。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对中央的渐行渐远，一方面是关东官僚士大夫对这一趋向的不思补救、反倒火上浇油。东西矛盾对立发展到高潮，终于酿成了对东汉中央皇权造成致命打击、对关东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董卓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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