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元嘉七年北伐失利后，北魏进一步加强对河南的经营和对山东的蚕食。宋文帝利用北魏内部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加强沿边军镇的部署，谋划恢复河南。《宋书·索虏传》载元嘉二十三年北地泸水胡人盖吴于关中举兵反魏，“诸戎夷普并响应，有众十余万”，并上书刘宋，宋文帝封以官爵，以相呼应。又，《南史》卷二《宋世祖孝武帝纪》载元嘉二十二年，“累迁雍州刺史。自晋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文帝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
《宋书》卷七九《文五王·竟陵王诞传》载：“二十六年，出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以广陵彫弊，改封随郡王。上欲大举北伐，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随王诞镇襄阳，为后军中兵参军。及朝廷大举北伐，使诸镇各出军。”又，《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穆王铄传》载其为文帝第四子，“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二十七年春，索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开定河、洛。其秋，以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确实，沿淮诸镇多以皇族亲王出镇，显然是准备北伐的军事部署。正因为如此，“二十七年，大举北伐，诸蕃并出师”（《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穆王铄传》）。
《宋书·索虏传》载“太祖思弘经略”，曾诏群臣曰：“区宇未一，师馑代有，永言斯瘼，弥干其虑。加疲疾稍增，志随时往，属思之功，与事而废。残虐游魂，齐民涂炭，乃眷北顾，无忘弘拯。思总群谋，扫清逋逆，感慨之来，遂成短韵。卿等体国情深，亦当义笃其怀也。”又为此赋诗，其中说：“方欲涤遗氛，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骀驷安局步，骐骥志千里。梁傅畜义心，伊相抱深耻。赏契将谁寄，要之二三子。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可见文帝对早年北伐无功颇有悔恨，“乃眷北顾，无忘弘拯”，“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表示有意再行北伐。《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庚寅诏云：“安不忘虞，经世之所同；治兵教战，有国之恒典。故服训明耻，然后少长知禁。顷戎政虽修，而号令未审。今宣武场始成，便可克日大习众军。当因校猎，肄武讲事。”同年闰月己酉“大蒐于宣武场”，三月“车驾校猎”。这都显示出当时文帝有心北伐，兴造舆论。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侵扰淮北诸镇，大肆掳掠，宋文帝决意北伐，《宋书·索虏传》载宋文帝下诏：以宁朔将军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臧质则“勒东宫禁兵”，率诸将领“步骑十万，迳造许、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又以“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于是命江夏王刘义恭“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同时命梁、南北秦诸州及蜀地诸镇皆出师以相策应，协调之事，“指授之宜”，则委之司空刘义宣。文帝希望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以击溃北魏，收复河南。
此次北伐，宋文帝以王玄谟部为前驱，充当主力。《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及大举北伐，以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围滑台，积旬不克。虏主托跋焘率大军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王玄谟作为宋文帝北伐之精锐，失败惨重，拓跋焘转而围困彭城等地，十二月会师南进，直抵江北之瓜步，与刘宋都城建康隔江相望。《宋书·索虏传》载：“焘至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太祖大具水军，为之防御。……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皇太子出戍石头城，前将军徐湛之守石头仓城，都水使者乐询、尚书水部郎刘渊之以装治失旨，付建康。乘舆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元嘉二十八年正月二日，拓跋焘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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