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出好文章？
张传禄
（2008年10月12日）
在机关工作，把公文写好，是起码要求的要求。公文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怎么才能写好，里面的道理很多，我知道的有限，也只能谈一些个人的观点。主要谈两个方面：什么叫好文章？怎样写出好文章？
第一点，什么叫好文章？
文章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四种：深入深出，深入浅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这四种以深入浅出为最好，以深入深出为最差。
道理不言而喻。写文章、写文件是给人看的，让人一看就懂才好。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即使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似是而非，也难以收到好的成效。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论。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讲，文章文件“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1959年他又讲，写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
金朝一位诗人在《谈杜诗》中说：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不独是中国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看作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外国思想文化界也是这么认为的。美国文化界对于什么是名著，提出六条标准：通俗的，读者最多，言近旨远，持久不过时，教育性启发性，涉及人类生活等等。前三者都讲得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非是一件简单事情。这里面既有态度问题，又有方法问题。态度是指写作态度和学风，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老老实实地说，朴朴实实的写。方法是指思维方法，文字表述方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所世界名牌大学，培养的是世界一流的拔尖人才。学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学会五种能力，其中之一便是“清楚而有效的写作能力”。清楚有效，这四个字看起来并不高，可以归入浅显易懂之类。但是认真想一想，真正做到还真是不容易。
什么叫清楚？清楚就是你表达的东西能够明白无误地用文字表述出来，并为读者所理解。这需要经过三个环节：想清楚，说清楚，写清楚。
首先是想清楚，也就是你对表达的东西弄懂弄通，这需要经过反复思考，逐步形成清晰的思路，明确的概念，系统的想法，分清哪些问题自己弄懂弄通了，哪些问题自己还没有弄懂弄清楚；其次是在想清楚的基础上说清楚，让人一听就明白你的意思；第三是用文字准确表达出来。这三点是一层一层逐步深入的过程，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有的人想清楚了，也能说出来，在说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还想得不深，还需要再想；有些人能说出来，但下笔时又不行了。这里既有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问题，如何恰当得体、条理清晰地把思想写出来，也有因下笔时又检验出原来思考时不深入处、空白处，因而无法下笔，需要再细致认真地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更透彻，并想出如何“用熟练的文字技巧去梳理思绪，明确地知道你想说什么”（美国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语），然后再动笔。
至于有效，是指文章的主观意图在客观上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毛主席很看重这一点。他说，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做结论的。因此，写文章一定要命题确切，定位恰当，目的鲜明，说理透彻，使人看了，不仅明白你的用意，而且同意你的意见，像毛主席讲的，“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所以，清楚有效，既是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要求。
第二点，怎样写出好文章？
在撰写材料、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机关的同志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虽然各种体裁的文字材料，如决定和决议，工作总结和会议报告，首长讲话和典型材料，乃至公函、书信、通知等，都有其各自的写作特点，但在本质上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而要使写出的文字材料呈现出这“三性”要求，我看至少要做到这么“四有”：
（一）要有思想作灵魂
古人讲，“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字材料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所谓有思想，就是文章要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机关干部写文章，无论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阐明某个观点，说服他人相信，争取各方支持，推动工作落实。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看过后，根本不知道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需要什么，这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真正好的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些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些应当反对的东西。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凡是那些千古不朽的作品，都赖于它能表达深刻的思想，给人以震撼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所以，起草文字材料，一定要注意把思想提炼出来。
那么，如何使写出的文章有思想？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起草一个文件，或者讲一篇带有指导性的讲话，总应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思想就是善于抓问题，抓住了问题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提炼“思想”的技巧有这么几点：
一是把上边的东西实际化。机关干部起草文字材料，应以上级指示和要求为指导，但决不是上边东西的简要抄袭。有些东西在上级是“思想”，在下一级简单照搬，不一定会被人们感到是“思想”，还可能落个“传声筒”的名声。正确的做法是，紧密结合单位实际，把上面的东西细化，把普遍的要求个性化，在上情与下情结合中，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和办法，既不违背上级精神，又能突出单位特色。还有一种说法，有思想的文章都是上情、下情、外情等相结合的产物——吃透上头的，摸清下头的，了解外头的，形成自己的。
二是把具体的东西政治化。公文写作最忌讳就事论事，从现象到现象，只见事不见人，或只见人不见思想。这就要求动笔写材料的人，要善于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待具体问题，从一般的现象中看出不一般的本质。能够做到，着眼上边向下边看，看提出的观点对不对；着眼外面向里面看，看提出的观点新不新；着眼全局向局部看，看提出的观点指导性强不强。
三是把过去的东西时代化。写文字材料最怕语言陈旧，信息陈旧，事例陈旧，观念陈旧，“重复过去的故事”。但过去的东西是背景材料，写文章不可能脱离背景，要注意背景，运用背景。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背景中去了解。背景的运用一定要活用，不能死用。这就是给的过东西赋予时代内涵，如不，过去讲艰苦奋斗和现在将艰苦奋斗的事例，肯定不能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有三年”，必定是选取符合时代特色的感人事例。只有把把过去的东西时代化，才能使人感到有新思想、新语言、新事例，新观念。
（二）要有事实作筋骨
任何一篇好的文章，都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而是通篇充满着事实的力量。思想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道理是用事实阐发出来的，经验是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即使鞭鞑的各种消极现象和消极因素，背后也都有事实为左证。简言之，一切都要有事实作支撑。
学会用事实说话，就要扭转观念上的一个误区，认为机关公文不能太具体、太实际，不然就会缺乏普遍指导意义。由于这个思想的指导，有的在起草过程中，总是追求原则化、理性化的东西。表面上看，这样的材料立意很高，气势很大，实际上却是很“虚弱”，里面多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大话、空话、套话。这样的文字材料写得再多，也只是应景文章、表面文章，对工作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应走出“坐而论道，从虚到虚，原则来原则去”的误区，不断提高用事实说话的能力。当然，写文章用事实说话，不能是事实材料的简单罗列，而应该把叙事与明理结合起来，夹叙夹议，事理结合。议就是观点，叙就是事实材料。所以要把事实和观点安排好，不能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能只提出很多观点，没有事实材料来证明。观点和材料相统一是文章的首要关键。
（三）要有细节作血肉
现在，机关文字材料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弱点：一是空泛论述不实在，二是抽象呆板不生动，三是干干巴巴不丰满。大话、套话、空话、废话太多。正如毛泽东主席批评的“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篇好的文字材料，必定要有血有肉，详略适当，该简的地方一笔带过，该繁的地方不能省略，否则就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像骷髅般丑陋难看。那么，怎么办呢？
一是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胡乔木同志曾指出，写文件要生动，不生动人家不愿意看，但不能像普通文学作品那样办。要生动就得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可以增加生动性。纯粹抽象的，像算术题似的，一道道列下去，怎样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是抽象的。我们讨论工作本来是比较抽象的东西，讲的道理、列的数字是抽象的，可以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可以不那么沉闷。
二是要把工作中的原则要求讲细致。“细节”也不一定都是人物对话、人物动作，把工作中的原则要求讲细致，就得有细节。比如，我们经常强调，改进领导作风，关心群众利益，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这话没错，写起来顺手，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但仔细一琢磨，到底怎样做才算“想、急、帮”，很难有个准确地答案。
所以，千真万确的大话、套话，不一定是有用的话，在材料起草中一定要少用或不用。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把“细节”交待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的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小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看了这些要求，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去做。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周总理来到隆尧县的寨村，当他得知群众炊具被砸坏，每天只吃干粮时，没有提一些“要高度重视、全力解决”之类的大口号，而是指示救灾指挥部负责人：“要保证群众每家有一盏煤油灯，一个和面盆，一口锅，一把饭勺，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碗”，有了这样的“细节”，文章怎能不实在、不生动呢？
三是用形象化语言表述理性内容。有人讲，机关公文理性占很大比例，不好出细节。实际上，理性文章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述出来，也能出“细节”。
比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写得多么简明、生动？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大部头的理论著作，马克思在描写劳动力的买卖时这样写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我想，“爬起”、“揩干”、“掩埋”、“昂首前进”、“尾随于后”、“笑容满面”、“畏缩不前”等也属“有细节”之类。所以，只要我们重视细节的描写和运用，文字材料就会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四）要有感情作容颜
“无情未必真豪杰”。做人是这样，做文同样如此。起草文字材料，目的是给人看的，尽管是讨论工作，但是应该有感情。提倡什么，促进什么要有感情，反对什么也要有感情。记得我从基层调到机关工作之初，老机关就传授一个行文的秘诀：“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事感人”，写出的文章“和颜悦色”，才能倍受青睐。实践证明，感情在文字材料中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大的。有感情的材料，如浴春风，使人爱不释手，其中所讲的东西也容易接受。无感情的材料，冷若冰霜，令人生厌，唯恐避之而不及，很难谈得上发挥其作用。如何才能使文章充满感情？
一是位置要摆正，不居高临下。毛主席曾指出，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是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机关干部行文，多是代表一级机关，或是代替一级首长立言。不论代表机关还是代首长，都要以真诚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始终以普通人的态度出现，不摆架子，不神气十足，这样笔下出来的东西就自然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会多用常见句，少用晦涩句；多用短句，少用长句；多用启发句，少用命令句。“面目可憎”也就变为“面目可亲”。
二是思维要辩证，不走向极端。对工作的看法，对人的看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而在起草文字材料中，有的人容易走极端，说好一切都好，说不好一切都坏，这样的文风也是令人生厌。正确的方法是辩证地看、全面地看、联系地看、发展地看，不以偏概全，一丑遮百俊，也不一俊遮百丑，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这样的材料符合事物本来面貌，令人可信可亲。
三是语言要活泼，不板着面孔。要使文章有感情，还要注意学习和使用群众语言。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早在1942年他就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有人说，机关公文用群众语言多了，会给人一种不严肃、不实在的感觉。这是一种偏见。严不严肃、实不实在，不在于群众语言多少，而在群众是不是讲了这种语言，以及用这些语言能不能正确说明观点。如果确实有又能说明问题，选用到公文中，是可以增强感染力和真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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