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载，他出生于山东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豪族大地主家庭。石显年轻时因犯法被处以宫刑，于是便入宫当了宦官，逐渐提升为中尚书（汉制，宦官皆称中官，所任职称，皆冠以“中”字）。汉宣帝时任中书仆射，汉元帝时升任为中书令，汉元帝由于患病，不亲政事，却十分喜好音乐。石显虽然长期掌典机密，无论在宫内还是在宫外，都没有朋党，故深得元帝的信任。事无大小，全都委托石显掌管。由于石显权势颇大，朝中百官无不惧怕，纷纷投到其门下。石显善揣摸皇帝的心事，为人十分阴险，时常中伤诬陷，动辄致人于死地。
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等人，皆领给事中而供职于宫中，萧望之还兼领尚书事，经常与石显商议政事，深知其为人。鉴于石显的为人，萧望之向元帝进言说：“尚书是国家枢机之所在，应当选用正直朝臣充任其职。武帝晚年游宴后宫，少于外臣接触，故多用宦官充任其职，并非古制如此，应罢去中书宦者，不得进用。”汉代的尚书掌管机密，凡宦官充任此官者，即称中书。此言当然不会为元帝采纳，但却得罪了石显等人。后来石显设法陷害萧望之等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被罢职，终身不得重用。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因上书奏事，曾得到元帝的召见，谈到过石显的短处。石显怀恨在心，后来寻机处死了京房、贾捐之，迫使张猛自杀，陈咸被免去官职，强迫服苦役。从此以后，朝中公卿皆更加畏惧石显，不敢冒犯。石显在地位稳固后，一改不与人结党的做法，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鹿充宗等结为死党。凡是依附于他们的人，皆可获得高位；凡稍有轻慢之处者，皆遭受诬陷打击。
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其女在宫内为妃缤，石显很想与之结识，遂推荐冯奉世子冯逡为侍中。元帝召见时，冯逡极言石显专权之事，元帝大怒，罢去冯逡之职，仍任郎官。后来御史大夫缺任，群臣皆举荐冯逡之兄大鸿胪冯野王任此职。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强的人，但是冯野王是陛下的内亲，臣担心后世之人会议论陛下用人惟亲。”元帝认为石显的话很有道理，遂下诏褒奖了冯野王，却不再提任命之事。石显此举显然是深恨冯逡，有意压制冯氏家族中人。
石显自知积怨甚多，恐皇帝一旦重用别人将会排挤自己，遂略施小计，以获取皇帝更大的信任。他以宫中安全为由，奏请元帝凡夜深宫门关闭后，必须有诏才能开门。有一次，石显故意在深夜入宫，自称有诏开门而入。果然有人上书元帝，反映石显矫诏开门而入。元帝笑着拿出奏章给石显看，石显装出十分伤感的样子，对元帝说：“陛下过分信任小臣，使得一些人嫉妒小臣，像这样以一些小事中伤臣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陛下是明主，自然能够辨别是非，但臣身微贱，恐难当天下之怨，请陛下解除臣的职务，让臣到后宫承担洒扫之役，也许能使臣得以全活。”元帝向石显再三抚慰，并厚加封赐，从而对石显更加宠信了。
石显害死萧望之后，因望之是天下名儒，担心天下的读书人诽谤自己，便把当时的儒学名家谏大夫贡禹推荐给元帝，使贡禹位至九卿，后任御史大夫。而且石显对贡禹十分尊重，礼数周到。于是舆论又倒向了石显，认为石显如此尊崇贡禹，又如何会害萧望之呢?石显就是这样一次次地欺骗舆论和皇帝。
石显内心非常狠毒，极尽排除异己之能事。元帝的老师萧望之博学多才、忠正耿直，看不惯石显的作法，就向元帝上疏请求勿用宦官管理朝政。元帝是一个尊师重傅之人，很重视萧望之的意见，但又舍不得石显，一时难以作出决定。石显先下手为强，写奏章，诬陷萧、周谋害排斥史高等外戚。应“谒者招致廷尉”。元帝根本不知道“谒者招致廷尉”是什么意思，以为是让有司调查一下而已，于是就同意了。其实这句话是收监的意思，结果萧望之莫名其妙地进了监狱。后来元帝有事欲问萧望之，方知萧望之已入狱。元帝大怒：“什么人这么大胆，敢拘捕我的老师?”石显一伙跪答道：“是陛下说的。”元帝这才知道“谒者招致廷尉”的意思。后悔不已，命立即把他的师傅放出来。石显于是去和外戚大司马史高商议对策。史高上朝见元帝后说：“陛下刚继位，恩德尚未广布，便将师傅下狱，如果又无罪释放，仍让他担负原职，天下人自然以为陛下错了，便会认为陛下执政很轻率，若是陛下不懂朝堂术语的事传出去，天下人就更笑话陛下了，我看还是将萧望之免吧。”元帝也怕自己的位子做不牢靠，不得已下诏使萧望之出狱，免为庶人。
萧望之被贬为庶人一个月后，陇西发生了地震，死伤了好多人。在当时，天象是被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元帝认为天灾是自己黜逐师傅的报应，赶快召回了萧望之，封了关内侯，甚至打算让他为相。石显非常害怕。恰好萧望之的儿子萧仍，上表为父前次入狱申冤，元帝接到奏书后，召群臣讨论。石显带头责斥萧望之不知自省，指使儿子为自己申冤，将罪名归于皇上。元帝也十分不满，认为上次是朕错了，朕改过了，还封了你关内侯，并准备让你作丞相，也可以了吧，怎么还让你的儿子上这样的表章，一定要朕公开道歉呢，太不给朕面子了。于是问石显该怎么办。石显说应逮捕入狱。元帝还是心疼师傅的，考虑了良久，说：“朕知道老师性子刚直，他怎肯服罪入狱?”石显上前说：“萧望之不过因说了几句话而坐罪，他不会放在心上的。”元帝便同意了。石显立即带领军队去抓萧望之。老头子仰天长叹：“我身为朝廷命官，今已年过六十，难道还要一而再地入狱受辱?”说完饮鸠自尽。元帝知道师傅死了，非常悲伤，但也没办法了。
石显一直操纵朝政，他恐怕皇帝有一天会采纳左右的意见而疏远自己，便想表露一下的自己的忠诚来取得皇帝的信任。某日石显受命出城办事，事先向皇帝请求说：“恐怕回来晚了，宫门关闭不能进来，请准许我借圣上的命令叫开城门。”皇帝准许。石显故意拖到深夜回城，称自己有皇帝的诏令叫开了城门。别人不知道皇帝真的跟他传过这样的命令，于是有人上书告发他假借诏令。皇帝见了，笑着拿给石显看。石显哭着说：“陛下亲信小臣，委以重任，许多人很嫉妒，都想要陷害小臣，像这样的不止一次了。幸亏圣上明察。愚臣的能力实在有限，不能承受众人的怨恨而力使所有人都满意，愿意放弃权力，请求一个在宫里扫地的差事来苟活性命！”元帝因此更加信任他。以后再有这样的弹劾元帝也不信了。
公元前43年(记光元年)夏天，太阳出现黑子。公元前44年(永元二年)，又出现日食和地震。元帝深思：“朕自继位以来，何故灾异迭出?”于是他去请教京房。京房是驰名于中国学术史的大学者，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他善于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今天我们知道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但在当时，由于科学技术的缺乏，人们并不这样认为。看似愚昧的做法也有它的两面性。许多人就是利用天灾异象来劝诫皇帝的。京房也是如此。他问元帝：“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为什么有为难？国君任用了些什么人？”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佞臣。”京房说：“国君是明知他们是佞臣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是佞臣呢？”元帝说：“根据任用他们后社会便混乱了的事实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在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后，他们都知道这样的道理，并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认为自己不会像他们那样任用佞臣。可是他们还是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佞臣这是为什么呢？”元帝感觉到了京房所指，于是模棱两可地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却寸步不让：“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而是昏乱？”元帝说：“非常昏乱。”京房说：“如今陛下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我任用的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石显，一定另有原因。”京房无奈的摇摇头，说：“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今天就和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啊。”说完便告退了。
立身、从政，都有一个原则。政治清明、昏乱，也都有表象。如果能把持握原则，考核真实的表象，既能看到人和事的本真。道理说来简单，中国历史浩如烟海，从不缺乏经验教训，而后来者依然频频被假象蒙蔽，我们总是嘲笑古人的某些愚蠢，然后犯着同样的错误。“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时光易逝，又到了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接连发生了许多灾害，百姓怨声载道。车骑将军史高、丞相于定国与薛广德同时辞职。元帝因三人同时退职，不得不召用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为丞相，袭了父亲扶阳侯的爵位。韦玄成守正持重不及父亲，唯文采略胜一筹，遇事逊让，不和权贵争宠，所以丞相一职稳固不动。御史大夫一缺授了右扶风郑弘，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只有光禄勋周堪和弟子张猛二人，刚直不阿。石显害怕他们在元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联络了一帮人，上书弹劾周堪和张猛，说他们专权用事，以致天降灾害，弄得元帝将信将疑。
长安县令杨兴也很受元帝宠幸，元帝便向他询问此事。杨兴生性刁猾，还以为元帝想罢免周张二人，当即火上加油，说了周堪和张猛许多坏话。元帝不禁懊恨起来，索性将周堪和张猛调出京城，任命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石显专权的时候，长沙太傅贾谊的曾孙贾捐之是个待诏，屡次弹劾石显，因此很难得到升迁。永光元年，珠崖郡发生叛乱，朝廷发兵讨伐，无功而返。元帝准备大举南征，贾捐之上书谏阻，说如今百姓苦难深重，都是因为朝廷内部没有管理好，和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应当加以抚恤为宜。群臣多半赞成，元帝便下诏放弃珠崖郡地区，不再过问。
贾捐之的建议虽然被采纳，却仍然不得升官，心里郁郁寡欢，听说长安县令杨兴很受元帝宠幸，便找上门去。杨兴见他口才敏捷，文采风流，又是贾谊的后人，自然格外器重，推荐他做京兆尹。中书令石显知道后，查出他们的交易，向元帝报告，元帝当即下令逮捕二人，让皇后的父亲王禁和石显查究治罪，将贾捐之处死，罢免杨兴的官职。
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到四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多次地震，又出现了日食。元帝记起周堪和张猛被贬在外，实在是冤枉，重新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兼尚书，张猛为大中大夫兼给事中。二人再入朝为官，以为是元帝悔悟，此次总可以扬眉吐气。却不知朝廷的四个尚书，都是石显的私党。一个是五鹿充宗，官拜少府兼尚书令，第二个是中书仆射牢梁，第三个叫伊嘉，第四个叫陈顺，都是尚书。周堪和四人官职相同，敌众我寡，哪里敌得过四个奸臣？再加元帝连年多病，深居简出，累得周堪有口难言，一病不起，死在家中。张猛更觉势单力薄，被石显诬陷下狱。张猛不肯受辱，竟在宫车门前拔剑自尽。刘更生听说他们二人已经死亡，倍增伤感。
元帝的后宫除王皇后外，要算冯婕妤和傅婕妤最受宠幸。傅婕妤是河南温县人，早年丧父，母又改嫁，流离进京，侍奉上官太皇太后，上官太皇太后又将她赐给元帝，生下一女一男，女为平都公主；男名刘康，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被封为济阳王。元帝对她母子两人，非常怜爱。而冯婕妤的家世与傅婕妤贵贱不同，其父就是光禄大夫冯奉世，只因讨伐莎车时违反了法律，没有封侯。冯婕妤是冯奉世的长女，由元帝纳入后宫，生子刘兴，受宠与傅婕妤相似。
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改下年年号为建昭。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冬天，元帝病已痊愈，满怀高兴，带着后宫嫔妃到长杨宫狩猎，文武百官一律随行。元帝还是余兴未尽，便到虎圈前面观看斗兽，傅昭仪、冯婕妤等人当然跟随。虎圈中的各种野兽本来是分开饲养，突然关在一起，顿时咆哮跳跃，咬成一团。众人正看得热闹，一头野熊突然跃出虎圈，竟向元帝这边冲来，攀住栅栏，想纵身跳过来。吓得那些嫔妃魂飞魄丧，争相逃窜。只有冯婕妤并不慌忙，反且挺身向前，在熊面前站住。元帝不觉大惊，正要叫她避开，武士已经赶上，各持兵器，把熊刺死。那冯婕妤依然面不改色，徐徐退下。元帝问她为什么要拦在猛兽前面，冯婕妤说：“如果猛兽抓住了食物，自然就不会再追赶陛下了。”元帝听了赞叹不已，回去后就封她的儿子刘兴为信都王。
中书令石显见冯婕妤得宠，冯奉世父子又并列公卿，便乘机献媚，却被元帝训斥了一顿，于是他又和冯氏结了仇。
当时有一个郎官京房，很有才学，和五鹿充宗同为顿丘人氏，只是五鹿充宗的老师是梁邱贺，京房的老师是焦延寿。五鹿充宗依附石显，被京房视为奸臣。京房后来在元帝那里参奏石显一班奸臣，没想到元帝却执迷不悟，反而将他降为魏郡太守。
才过了一个多月，京房又被逮捕下狱。原来，京房和岳父张博等人劝淮阳王刘钦进京辅佐皇帝，被石显弹劾，说他们翁婿同谋，诽谤政治，惑乱诸侯王。元帝一怒之下，将张博兄弟三人和京房一齐处斩。替京房求情的御史大夫郑弘也被废为庶人，只有淮阳王刘钦没有受到处罚。
接下来，石显又兴起一场冤狱，将御史中丞陈咸和槐里县令朱云一起下狱。陈咸不肯认罪，受了好几次毒打，在那里呻吟不绝。正想着自己没有活路的时候，狱卒前来说，有一位医生近来探视。陈咸举目一瞧，并不是什么良医，而是好友朱博。正准备问个究竟，朱博连忙举手示意，假装诊视病状，然后叫狱卒取水，支开狱卒，问明陈咸犯罪的情况，然后告别而去。
朱博是杜陵人氏，慷慨好义，喜欢结交朋友，历任县吏郡曹，又做了京兆府督邮。听说好友陈咸得罪奸臣下狱后，当即改名换姓，潜进廷尉府中探听消息。他一面买通狱卒，亲自到狱中询问明白，然后求见廷尉，为陈咸作证，说陈咸是被冤屈下狱的。廷尉不信，下令鞭打朱博，打了几百下，朱博还是一口咬定，替朋友呼冤。幸好丞相韦玄成有病在身，不想纠缠，也想放陈咸一条生路，这才手下留情，将陈咸免死，朱博削职为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