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远古巴蜀文明还停留于“洪荒野蛮”的时代，直到三星堆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青铜遗物破土而出，我们才明白，当一种文明体系因政治经济的成功而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以后，它很可能对另一些高度发育的文明形成掩盖。
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育因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得以凸显，而对远古巴文化的种种猜想，也有望在大规模三峡考古发掘的推进中破解。
图语上的古峡迷雾
一个游弋于今天与过去之间的远古符号，它带给我们的暗示具有强大的力量。 重庆渝中区临江门，魁星楼前公路左侧的路基护墙上，一排神秘的手型装饰浮雕显得格外离奇。这些手掌心正面向外，除拇指似蛇头（或心脏）外，其余四指都如正常的人手，掌心部位刻画有短小的波浪纹。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重庆人，又有多少了解这手型装饰的意义？这些手型刻画与我们体内流淌的血液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临江门地下通道出口处，在紧邻这些手型装饰的地方，20位路过的重庆市民被我们问及这些符号的来源和含义，他们的衣着和言谈举止看上去属于白领。
他们的回答归结如下———
A、40%的受访者不知道还有这些刻画装饰的存在。
B、20%的受访者表示看见过这些装饰，但没兴趣了解它的来源或含义。
C、10%的受访者表示注意过这些装饰刻画，认为那是一些现代艺术作品。
D、3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装饰图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
随访结论：七成受访者完全不了解这些手型符号是什么；全部受访者不知道这些手型装饰的真正来源。
重庆人，对这只神秘的手非常陌生。
[神秘之手的文化密码]
这只诡异、神秘的手，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
这只被重庆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知的“手”，却掌握着重庆人血脉深处的许多未解之谜。
这只“手”来源于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巴人图语。
在即将揭幕的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里，这只神秘的手频频出现于代表古代巴文化的青铜器上。透过这只手以及与它相关的一系列巴人图语，一批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正力图揭开一个惊天谜团———汉字，是否并非如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巴人，手型符号的创造者，一个已消失在峡江流域的古老族群，会不会也是代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汉字的肇始者？
一直以来，汉字被视为黄河流域的文明“专利”。但今天，随着三峡考古工程的阶段性进展，这一“常识”开始受到挑战。
[破译手心之谜]
是什么样的发现在支持着这个大胆挑战？
让我们走进即将开放的三峡博物馆，到那些跳动着历史脉搏的巴人遗物里去寻找线索。
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王川平说：“三峡博物馆这幢建筑，从诞生之初就注定要与巴渝文脉融合在一起。”
位于重庆人民大礼堂对面的三峡博物馆，从正门进入后，向上共有四层。最神秘的巴人馆———“远古巴渝”就位于这幢现代化建筑的二层左侧。
时光在这个散发出远古气息的展厅里仿佛逆转了数千年。一件件修复完整的上古巴人器物静静地躺在这里，向我们展现属于远古的神秘。柔和的光线下，青铜剑反射着凛冽的寒光。这是令人窒息的冷酷之美。想象巴国武士挥舞它们取走敌人的首级，仿佛能听到数千年前的阵阵厮杀。剑柄处那些尚未解读的图语刻符，犹如数千年前刚出炉的那一刻清晰。它们记录的远古故事，至今仍是一些无法解开的谜团。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巴人随葬器物上，都刻有神秘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一直以来被视为巴人的图语。其中，手掌、虎头一类的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特征，而一些看上去抽象的刻画图形，更蕴藏着神秘的远古思绪。
在这些令人屏息的展品中，一只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群的青铜乐器———錞于，格外引人注目。
1972年，考古专家在涪陵小田溪乌江岸边的一群墓葬中发现了一批刻画有巴人图语的青铜器。2002年，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重庆市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这些墓葬进行第四次抢救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3座，获得包括大量精美青铜器和玉器在内的战国至西汉早期重要文物千余件。在先后四次发掘清理中，出土了这只代表典型巴文化的青铜錞于。
这只錞于上刻有6组巴人图语，其中就有我们在临江门护墙上看到的那只“手”。
这只“手”蕴藏着怎样的含义呢？有专家认为，它是手与花的结合。“花”在古汉语里与“华”相通，所以这是暗喻巴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也有专家认为，这是手和心脏的表现，恰是成语“得心应手”在古代巴人眼中的理解。
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则认为，手心纹是手和蛇头的组合，是古代巴人的图腾崇拜标记。巴人分为两支，除了人们经常听到的虎巴，另一支以蛇为崇拜物，被称为蛇巴。'巴蛇吞象’中的巴蛇，应该就是这支巴人的图腾。巴人的巫师把手心符号刻在兵器以及器物上，希望他们崇拜的神灵会赐予力量。
[图语破译之惑]
在大量巴人随葬品上发现的这些神秘刻画符号，被考古及文化学者称为“巴人图语”。这些刻画符号的典型代表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主要出现在巴人的青铜兵器、乐器、玺印等器物上。目前发现的巴人图语，总共有200多种，90%出现在青铜兵器上。
在三峡流域和四川盆地，都有为数不少刻有“巴人图语”的文物出现。破解它们的含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巴人尊白虎为祖先，已被近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虎形图语在巴蜀考古发现中是最常见的。而对这种虎形图语的破解，被认为有了初步的结果。
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发现的战国武士墓群中，发现了大量刻有虎形图语的青铜兵器，如短戈、剑等。一件出土的青铜戈上，绘有龇牙瞪目的虎头，虎口朝向戈柄方向。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这个虎头纹表示巴人祈望借助老虎的勇气，也就是向祖先廪君企求力量，是典型的图语类型刻画。”廪君是古文献记载里巴国最早的君主，战死后灵魂化为白虎。
除虎形外，船形符号也常见于巴人的众多器物中。在四川宣汉罗家坝出土的一件錞于上，船形刻画包含了非同寻常的内容，其船头呈“中”字形，有专家认为这是巴人的祭祀符号，祭坛与神树的合体。而上端的“十”字刻画，被普遍认为是太阳的表示。
这批青铜器上甚至有更复杂的组合符号。在一只象征巴人的“虎”上，有一条帆船形状的刻画，船两侧是陡峭的山体，山体间还有云形刻画，似乎在讲述巴人祖先乘船从三峡溯江西进的历史。其余的，还有诸如鸟形、波浪形等各种图语符号，都在等待一一破解。
[巴人图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些学者认为它们是巴人不同部落的族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层出不穷的虎形刻画。
有人认为这些刻画是巴人的宗教符号，代表不同的宗教仪式或宗教术语。有专家认为，从很多图语的形状特征看，属于规范化、甚至几何化的复杂图案，非常接近巫师阶层宗教祭祀使用的符号。船形刻画则与古埃及太阳之舟的灵魂观相似，也属于宗教范围。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们仅仅是形象地表达巴人生活场景而已。
而最后一种观点更石破天惊：这些图语就是巴人文字的雏形！这个结论有根据吗？
[图语是一种文字]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冯广宏坚定地认为：“巴人图语”就是巴人文字的雏形！
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枚带日字格的半通印：1、2号印上的印文皆为汉字的“中、仁”；3号印的印文就是巴人图语，印中上方像心型的图案表示“忠”，下方两个人的图案表示“仁”，1、2号印的“中”与3号印的“忠”相通。专家认为，应当把3号印的巴人图语理解为文字，它表示墓主的道德标准是“忠、仁”。
一直以来，文化学界否认巴人已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但却不时有相反的佐证出现。
在陕西安康市坝河乡（古巴国地域范围），一件锋利的石斧上镌刻了三个类似结绳记事的符号，另有一件陶质半月形器物，正中刻着日、月形状的图案，“日”以阴阳点连成天体之形，周围环刻５种符号。
同时发现的两块砖上还分别刻有象形符号：一块砖上的铭文分别刻于熊、虎、蛇等４种动物身上，共6个；而另一块砖上的榜书符号竟达12个之多，分两段书写，很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些考古发现都在传达着一个强烈的信息：在巴国的版图上，在巴人中，曾经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起记事作用的图语体系。
而这些图语，并不是巴人刻画符号的最早形态。更多的发现向我们暗示着更惊人的秘密———
[更离奇的发现]
考古证实，大约7000年前，生活在峡江流域的巴人已开始使用陶刻符号。更让人惊奇的是，某些符号竟与代表中国最早成熟文字的殷商甲骨文如出一辙。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进入这扑朔迷离的探索。
湖北宜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三峡文明的重要发现地。许多专家认为，在这里发现的一批陶刻符号，是目前已知并可以确定的最早的象形汉字。
余翠秀，原宜昌博物馆副馆长，回忆起当年在宜昌杨家湾考古发掘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惊喜到来的时刻，是个晴朗的早晨。吃过早饭，余翠秀同往常一样和同事们开始了田野间的忙碌。“刚开始不到半小时，就听见坡下传来惊喜的呼叫，我心里猛地一跳，意识到今天可能有收获。”但她没想到收获会如此之大。最先出土的一块残缺红陶碎片上，似乎还有些不规则的白色纹路。“外行人看来也许平常，可我们一眼就瞧出，这绝非天然痕迹。看样式，估计是新石器时期的东西。”兴奋中，大量的陶器陆续出土了。重要的是，这些陶器的表面刻画着大量的象形及抽象符号，这一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后来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她的猜测———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象形文字。
余翠秀认为，杨家湾陶器上一百七十多种符号中，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有明显的类似之处。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起源上推到距今6000年以前。此外，它也和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等，很可能都同属原始汉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
远古时期，巴人即生活在峡江流域，今杨家湾虽处湖北，但鄂西至渝东一线，但凡新石器遗址中都能找到早期巴人特有的遗物，如：深腹罐、圈足盘、尖底杯、大口罐等。
这个重大发现，开启了对巴人与汉字关系的新一轮探秘行动。
我们对“西”、“南”这两个方位字再熟悉不过了。但我们对这两个汉字的了解，却远不及我们对它的使用多。
[甲骨文里的“西南”]
这是甲骨文“西”字的几种写法，在金文、秦篆里陆续有了一些演变，最后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楷书“西”。
华中科技大学学者张良皋认为：甲骨文的“西”字字形，多数表现为花边口的圜底罐（陶器），少数为羊角状的尖底杯。而这些陶制器物，都是典型的具有巴文化特征器物———盐罐。
这是甲骨文“南”字的几种写法；在金文里，“南”字也有着多种相似的写法；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小传的“南”字看起来与今天楷书的“南”已经区别不大。
张良皋认为：“南”字形似錞于。而这种乐器，也正是典型的巴人器物。
重庆虽地处“西南”，但重庆人对这两个方位字的字体演变却很陌生。
不过这并非仅仅是普通重庆人的粗心。在大规模的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前，文化学者也一直没有意识到：在甲骨文的“西”、“南”二字与巴人的盐卤罐、錞于之间，很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惊人的秘密。
[巴人盐罐与西方]
1998年，学者张良皋与考古工作者一同考察了重庆至宜昌的文物。沿线地方博物馆或文管所均藏有大量的圜底罐———古代巴人制盐的器具。重庆市考古队副队长白九江证实了专家的说法，在忠县中坝遗址，盐罐堆积层厚约5至6米，出土的盐罐数以亿计。一种文物如此大量出现，实属罕见。
圜底罐有两种：其一为花边口，其二为尖底杯。花边口圜底罐便于火煎熬制盐卤，可以重叠放置，蒸汽从花边口溢出，熬干后剩下盐；尖底杯则可装入盐卤插于地上，借阳光蒸发水汽后留下盐。
郑州大学学者李峰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将食盐用水稀释后盛入尖底杯中，再将其插入当地农民烧饭留下的灰烬，尖底杯保持不倒，大约半小时后，灰烬的余温将杯内的水分蒸发，结晶的盐体就贴在杯壁上，用手一触摸，盐就撒落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西”字在发展到金文的阶段，分明与当时的“卤”字极其相似。
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很早就发现“西”与“卤”同为一字，卤即为盐罐，西指示盐。对此，支持“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学者，拿出山西解池盐和关陇池盐作为“西”字的出处。
而多年从事盐业史研究的郭正忠指出，解池之盐晚于巫盐（巴盐），流入解池的“巫咸河”是以巴人的盐神“巫咸”命名，解池制作的工艺是盐池内大面积的日晒，而非“罐子盐”。
根据这些证据，一些专家得出结论，中原盐池并不使用类似于圜底罐的盐卤罐制盐，所以也根本无法发明“卤”字，继而更谈不上发明了“西”字。正是处于西部，善于用盐卤罐制盐的巴人，发明了象征盐卤罐的“西”字。
已故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从事贸易的民族，为了计量、记账，特别有创造文字符号的需要，对于厚利的盐商业，更有巨大驱动力来创造文字符号。
学者张良皋得出大胆结论，杨家湾陶文中出现的“升”字，表示数的刻画和代表货币的“贝”出现于一体，表明计量单位已用于盐业。这正是在峡江从事盐业贸易的巴人所创，这与欧洲文字的创造者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线从事盐业贸易的历史如出一辙。
盐业是人类早期商业中利润最大的产业，以制盐贩盐著称的巴人发明最早的文字，拥有极大的可能。
[巴人乐器与南方]
如果甲骨文的“西”字指示巴境，那么“南”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很久以前，甲骨文的“南”字就让徐中舒、唐兰、郭沫若等古文字大师争论不休。
唐兰认为甲骨文的“南”字，是古代一种瓦制乐器，徐中舒曾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认同”。但郭沫若提出了质疑。
随后，唐兰结合甲骨文“ ”字展开研究,发现“ ”是一种打击乐器。进入周代，这种乐器使用青铜制作。因此，《礼记·文王世子》有“胥鼓南”的说法。鼓，就是敲打的意思。
张良皋认为，錞于太像甲骨文和金文里的“南”字了，古代文献也分明指出“南”是一种打击乐器！而在甲骨文里还有一个字，这个字表明“南”是一种从侧面敲打的乐器。从甲骨文的“南”字字型看，一种顶端有钮的乐器，使用时显然不能从上方敲击，应当是“旁敲侧击”，而錞于的使用方法正是如此！
重庆市博物馆馆长刘豫川说：錞于的钮有特色，在巴境出土的錞于多为虎钮。众所周知，巴人尚虎，虎钮錞于应属巴人的特征型器物，具有地域代表性。从考古发现来看，密集出土錞于的地区集中在川东、鄂西的峡江流域。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虽然找到形似“南”字之物，而考古专家断定青铜錞于最早出现的时候却在西周，甲骨文在殷商时代就已发展成熟，它怎么可能参照后来之物呢？
张良皋认为，甲骨文“南”字最早描绘的器物，并不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青铜”錞于。他指出，錞于更早的雏形是以竹木为材料制作的“柝”（音拓），它完全可以早于甲骨文形成的时候。巨竹是南方特有，而甲骨文“南”字中间的几横，很像竹节。因此，“柝”这种乐器完全可以成为甲骨文创字的参照素材。甲骨文的“南”字作为一个方位字，很可能就是指示殷商以南擅用并盛产錞于的巴人地域。
[巫师创造文字]
巴族有没有文字？如果有，又是一种怎样文字？如果没有，那么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众说不一，分歧甚大。
巴式青铜兵器、印章以及其它器具上发现了一种符号，据统计有二百多个。有人认为这是文字，有人认为不是。
专家认为：巴人刻画符号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不但有独体象形文字，如虎、豹、鱼、鸟、人头、干栏等，而且有合体字，即合两个象形为一体，如手和花蒂（旧说以为象心形），在所有的铜器中，几乎都是并列在一起。
已故古文字学大师徐中舒在对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中，得出古代文字是由巫师创造并由巫师世代相承而发展的重要结论。巫师所创造的文字符号，是为神秘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早期的巴人文字如甲骨文一样神秘。甲骨文虽有各路名师毕生研究，但也仅仅破译出一千多个单字，占甲骨文总字数的三分之一而已。
重庆师大历史系教授、重庆市巴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管维良认为，巴人实际已形成了自己的初级文字，但随着中原商周文化的高度发展，巴人造字的实践渐渐被中原的强势文化掩盖。今天，或许我们只有借助甲骨文、金文的规律，去推测巴人图语中的远古思绪。
但最新的研究与考古发现又证实，种种迹象表明，中原成熟甲骨文成就，很可能是在融合其他地域的文字实践中获得的。巴人早期的文字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暗道揭秘]
“西南”之谜似乎即将浮出水面，那甲骨文的“东北”二字又作何理解呢？
古文字学大师徐中舒在他的《甲骨文字典》里指出：“东”字像口袋里装进东西再用绳子捆住两端，是“橐”字的初文。甲骨文的“东”字即为米袋，古代汉江以东广大地区盛产水稻，很多地方所需食盐主要由巴地供给，盐与米的交换贸易，便产生了“橐”。
甲骨文的“北”字早有定论。“北”字像二人相背之形，引申为背脊之背。因中原以北建筑多背北向南，故又引申为北方为“北”。
因此，产生甲骨文的方位字，“西”指盐罐，“东”指囊橐，“南”指錞于。而张良皋认为，盐罐和錞于均非古代巴域莫属。丰富的信息，使他做出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巴人有密切关系的大胆猜测。
脚踏盐卤罐和錞于的重庆人，并不知道正是这些先人的日常器物，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方位”。
从西、南与盐卤罐、錞于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视角关系；
从杨家湾“最早的象形文字”与中原彩陶刻画符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汉字起源的多元融合；
从杨家湾“最早的象形文字”与巴人图语之间的差异，以及甲骨文与巴人刻画符号之间的变异，我们看到的是巴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走上另一条路。
在对远古巴人图语和陶刻符号的探索中，专家们已隐约看到巴人与汉字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说巴人发明了汉字，但已有创字实践的远古巴人，很可能对汉字的形成贡献了自已的智慧。
很久以来，汉字被视为黄河文明的“专利”。但今天我们发现，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也许，巴人的历史并非“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她只是没有“汉字”记载的历史，一段因巴人图语的中断而被我们弄丢了的历史。也许，只有随着对巴人图语破译的深入，我们才能找回那些记载于图语中的巴人往事。
相关解释
♂三峡博物馆简介
三峡博物馆于2000年12月29日动工，2005年6月18日正式开馆。全馆由4个基本陈列厅、6个专题陈列厅及360度全周电影厅、半景画陈列厅、观众实践中心和2个临时展厅构成。基本陈列厅分别由《壮丽三峡》、《远古巴渝》、《重庆：城市之路》、《抗战之都》组成。专题陈列厅分别由《李初梨捐赠文物》、《馆藏宋元明清书画》、《馆藏历代瓷器》、《汉代雕塑艺术》、《馆藏历代钱币》、《西南民族民俗文物》组成。360度全周电影厅主要展示三峡工程建成以前的大三峡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半景陈列厅再现了重庆大轰炸的悲壮和惨烈。
♂甲骨文
甲是龟甲；骨是兽骨。中国远古人类常用甲骨入火占卜凶吉，这些占卜往往与农业生产、战争、帝王狩猎、王室生老病死等重大事务有关。占卜以后，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结果的记事文字，这样诞生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甲骨文也称“龟甲文”、“契文”、“甲骨刻辞”、“卜辞”等。甲骨文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现代汉字的主要构成法则———六书，多数在甲骨文里已被确立。
♂中国文字的演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数千年漫长岁月，今天已是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
汉字从原始的“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开始，经历了了绘画记事到象形文字、形声结合的发展过程，最后形成了“六义”（六书）的制字原则———象形、指事、谐音、会意、假借、转注。
秦统一后，用统一的小篆取代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使用的字体，使汉字走向规范化。小篆经过汉代的隶书体，发展为现在的楷书。
♂巴国简介
最新考古发现，巴人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7000年前。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大约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巴人廪君通过掷剑比武与驾舟比赛而成为白虎部落的首领，战胜“盐水神女”为代表的某个母系氏族，终在湖北清江边建筑夷城，建立了巴国。后逐渐西移。极盛时期巴国疆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县一带）,西至棘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湖北竹山县一带），南及黔涪（今贵州北部）”，以今天的重庆渝中区为行政中心，控制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区域。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国消亡。
由于巴人是一个骁勇善战不断迁徙的族群，所以巴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稳定的中心，史书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语焉不详。加上一直以来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据，巴国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之二：屈原是巴人？（上）
当巴文化在走上一条不同于中原文明的道路时，一段中华文明的绚烂时代见证了多元文化生态下的地域交流。战国，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孕育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正是这个充满激情的名字，记录下巴人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个名字对于重庆，将不再仅仅让人想起三峡、抗战、国泰大剧院和一代文豪郭沫若。今天，这个名字与重庆人很可能有了非同寻常的关联。
身世之谜
如果不是一次三峡考古的偶然发现，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被人提出。屈原，这位过去被认为代表楚文化巅峰成就的卓越诗人，为什么他的身上带着那么强烈的巴人色彩？他真的如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楚人吗？
乐平里的“籍贯谜团” 一个偶然事件，仿佛在地下耐心等待了两千多年，现在终于爆发出来，执意要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这个事件发生在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
乐平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两千多年前，屈原正是从这里走出三峡，前往当时的楚国都城——郢都，施展他满腔的抱负和才华。作为楚国的重臣，楚怀王身边的亲信，一个为楚国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人物，屈原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地道的楚人，一位楚国的爱国者。两千年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即使在大规模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后，鄂西地区大量巴文化遗址被发现，人们也丝毫没有怀疑过屈原的楚人身份。
但三峡考古在推进至1997年的时候，一把洛阳铲打破了我们延续两千年的屈原身世传说。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战国时代的楚文化遗存。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乐平里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几乎全是巴文化的遗存。
眼前的考古证据与长久以来的历史认知发生了坚硬的对撞。到底是历史的哪个环节出错，还是我们对一些记载和传说的认识发生了误解？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上专家们的心头：屈原并非楚人，而是巴人！
乐平里的发掘给我们长久以来的认知造成的冲击之大，有学者甚至用“彗星撞地球”来加以形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真理”突然被发现很可能是“谬论”，这个发现对我们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 现在的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副馆长余波，当年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全程参与了这次发掘。这是一次因盗墓贼的觊觎而带来的偶然发现。
余波向我们回忆：“在我们前往发掘的时候，已经有'志愿工作者’——盗墓贼先期抵达。幸好我们在接到群众举报后火速出击，否则又只能当'拾荒匠’了。”
在秭归这个三峡文物埋藏丰富的地方，自大规模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开始以来，普通群众对文物保护法逐渐有了一定了解，这一基础性的成就，客观上促成了屈原身世的惊世发现。
余波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一开始，盗墓贼在乐平里长江岸一个台地上挖出了一些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考古工作者凭直觉判断，这里很可能埋藏着大面积的战国墓葬群。随后，他们对这片台地进行了大范围清理发掘。在这里，一共找到数十个战国墓葬。
对考古工作者而言，峡江流域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并不稀罕。但这次清理发掘带来的，却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颠覆。
在这个战国时属于楚国版图的地方，清理出来的战国文物却并没有多少楚文化痕迹。这些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包括少量的玉器、琉璃器等。而这些青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看，都显示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
李正权说，典型的楚文化器物造型和纹饰是龙，乐平里发现的这批战国器物中，羊、鸟等典型巴文化的造型和纹饰却成了主角。
而这批青铜器中的兵器更是关键，剑、矛、钺、斧等，相对于当时中原及楚国兵器的长度，都明显短小。这是巴人兵器的明显特征。而且，兵器上清晰可见的虎纹等巴人图语比比皆是。
专家们注意到，尽管这里也发现有少量的楚文物，但代表楚国青铜器典型技术的错金、错银，却很难见到。这种现象，在楚地战国墓葬的发掘中是少见的。
楚国地域内的战国墓葬没有楚文化特征，却处处显示这是一个巴文化盛行的地方。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惊人的疑问由此提了出来——
生长在乐平里的屈原，难道是巴人？！
看似艰深的考古，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司马迁弄错了？
“楚人屈原”的传统认知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以来被忽略了。 让我们耐心一些，来看看古文献的记载。这些记载并不枯燥，它会让我们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
关于屈原的身世，历史上最明确的记载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这句话，在中学语文和历史课程里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但正是这句话，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楚之同姓”的意思，如果是指屈原和楚王同姓，但楚王却姓熊，不姓屈；如果说屈原与“楚国”同姓，又显然说不通。
司马迁这句话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史记》里有一百多人的传记，介绍姓氏的时候，几乎很少使用“某之同姓”这一表述方式，为什么唯独在介绍屈原的时候用了这奇怪的表述？
如果《史记》的记载让人无法理解，那么读过屈原自传式的诗歌《离骚》之后，就更让人一头雾水。
屈原在《离骚》里自述道：“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翻译成白话，就是“家人根据我出生的日期，给我起名为正则，取字为灵均。”显而易见，正则、灵均，与屈原、屈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姓名体系。
为什么屈原的自述与司马迁的记载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有误，还是屈原在《离骚》里的自述不可信？
按照科学的研究态度，任何一部权威的著作都并非不可以质疑。我们可以质疑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的记录吗？
对于《史记》这部名垂千古的历史巨著，其所载古史内容的可信度，在学术史上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以前，传统史家曾经长期将《史记》奉为遥不可及的史学顶峰，对其有关中国远古历史的记录毫不怀疑。而在近代史学的最初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对《史记》中有关夏商以前的远古历史记载表示无法采信。但随着上世纪初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殷墟甲骨文的成功破译，《史记》中受到最多怀疑的有关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被证明是真实的，甚至连这些帝王的姓名都准确无误。从此，《史记》作为“信史”的可靠程度被史学界广泛承认。
专家们认为，对远在西汉以前一千多年的商代，司马迁能够准确记录其帝王的世系传承，那么，他对距自己并不遥远的战国，应当掌握有更加丰富可信的资料。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严谨态度，他不太可能在记录一个自己高度推崇的人物时，连这个人物的基本身世都模糊不清。因此，与其在屈原的身世问题上质疑司马迁的记录，倒不如从别的方面去着手探究。
那么，会不会是《离骚》的说法出了问题呢？
专家们注意到，《离骚》里自述的“正则”、“灵均”这两个名字，分明又带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其中蕴涵的巫术气息，简直可以用“扑面而来”形容。这和屈原故乡乐平里发现的大面积巴文化遗存不谋而合！巴人正是一个以巫文化著称的族群。
质疑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足够的依据，而《离骚》的自述又显示着明显合理的成分，屈原身世之谜的正解又在哪里呢？
“千人大合唱”的秘密
秭归屈原祠
文献记载的矛盾，证明屈原身世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但考古发掘并不是唯一的证据。战国时代的巴楚疆域，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 到这里，我们的发现之旅需要拐一道弯，去往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郢（音颖）都，一个很浪漫的城市。
郢都是战国时候楚国的都城，据说就是今天湖北的钟祥。两千多年前，这个城市流行两首“通俗歌曲”，一首叫《下里》，一首叫《巴人》。
屈原的得意门生，《楚辞》的另一个作者宋玉，曾经在一次与楚王的谈话中说：“有个外地客人在郢都的繁华闹市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跟着就有几千人附和着唱起来；再唱《阳阿》、《薤露》，跟着有几百人合唱；而当他唱起《阳春》、《白雪》的时候，跟着合唱的仅仅几十个人而已。”宋玉用这个近在眼前的生活现象告诉楚王，曲愈高而和者愈寡，他要楚王放弃对他的猜忌。从此，“下里巴人”被作为一个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低品位，与“阳春白雪”的高品位形成对照。
今天的重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成语里的“下里巴人”与巴渝大地的文化渊源有着深远的关系。这个成语，让我们这次发现之旅有了更接近真相的线索。
《下里》和《巴人》都是战国时代流行的巴人民歌，这一点已不用怀疑。几千人在楚国的都城里合唱巴人歌曲，这居然成了两千多年前郢都城里一道突出的景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专家们注意到这个奇怪而又充满趣味的现象。
古史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引导着专家们的思路。楚国从春秋时期开始逐渐富强，它的扩张之手在与列国的争霸中伸向了周边地区。进入战国，其西部版图已包括了鄂西、川东、滇、黔等现在的广大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而屈原的出生地秭归县乐平里，正位于川东与鄂西交界之地。
专家们认为，当时许多巴国的土地不断遭遇楚国侵吞，两国交界之地实际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而这种版图上的交错，对巴、楚文化的交融产生了深刻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
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而更像是太极图式相互包容的结构。它们交错、纠缠、互渗、互补，难解难分。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
郢都是当时楚国的都城，《下里》、《巴人》是两首当时很著名的巴人民歌，这两首歌竟然在楚国的都城里引发几千人的大合唱，说明什么？当时楚国虽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巴国疆域，但当地仍有巴人居住，所以才有深受大众喜爱的“通俗歌曲”——巴歌在楚地流行。数千人合唱不可能全是巴人，应该也有楚人附和，才能有这样令人咋舌的大场面。巴楚两国人同唱巴歌，证明巴文化在当时已深深浸入了楚文化。
宋玉目睹这样的情景，作为宋玉导师的屈原，也肯定置身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所以，屈原同时深受巴楚两种文化的影响，这个立论是可以成立的。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进一步展示更多的发现——在屈原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中，也最终可以证明这一点。
屈原身世的秘密，渐渐露出了蛛丝马迹。谜团正在逐步揭开。
来自灵山的巫师
山海经“灵山十巫”
作为楚国政坛核心人物的屈原，身上竟然烙下了如此明显的巴文化痕迹。这一点，是否暗示着屈原的某种身份？
让我们重新回到《离骚》的自述上来。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首席学者王红旗：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离骚》的自述：
屈原出生于楚地的巴人世袭巫师家庭，而他本人也是巴族的大巫师。
《离骚》里说的“正则”、“灵均”都是巫师的法号。在《山海经》里有关于“灵山十巫”的记载。古汉语研究证实，战国时代的楚地，“灵”“巫”这两个字相通，“灵山”就是巫山，也就是上古巴人所居的中心地带。正则、灵均都是“十巫”内传的巫师名称。
这就能够解释屈原自述里的“正则、灵均”之意。而《史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应当解释为楚王所赐的姓氏和名、字。“屈”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屈、景、昭）之一，而这三大姓，均源于楚国王族。
楚国政坛的“外来户”
这个用天才般的激情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一代文豪，难道真的是巴人吗？如果屈原是巴人的推测成立，另一个千古之谜也许就迎刃而解了——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
两千多年前的政治舞台同样扑朔迷离。
屈原因其才华横溢的文学造诣和出类拔萃的政治理想，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司马迁记载他一度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楚王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竟落得一再流放，悲惨死去的地步，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王红旗认为，导致屈原这种政治遭遇的根源，很可能正是他的巴族身份。
王红旗推测，在秦国强大的兼并压力下，长期交战的巴国与楚国终于达成联合抗秦的协议，屈原也许是作为巴国的结盟代表，进入了楚国政治核心——郢都。有巴族崇高的巫师身份，有绝世的才华，正是当时楚王应对秦国压力的理想人选。在战国合纵连横的时代，两个国家为抵抗外敌而结盟是常有的事情。巴人以骁勇善战著称，早在周武王讨伐商汤的时候，就是一支勇猛的力量。在秦国大敌当前的时候，楚国与巴国结盟顺理成章。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在巴楚结盟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楚王赐予他“屈”这个楚国王族的姓氏，完全是可能的。司马迁说屈原“与楚同姓”，既可以暗示其异族身份，也同时说明其“屈”姓来源于赐予。
发现屈原巴族出身的人，并非只有王红旗，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屈小强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屈原悬案揭密》一书中，试图复原屈原的身世。他认为，屈原本是巴人的巫师，巴楚结盟以后，才进入楚国的上层。可惜两国的结盟关系最终破裂。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楚人还没有遭遇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答应了放弃抗秦的主张。而作为巴国结盟代表的屈原，自然在这个时候被楚怀王冷落，进而遭受政敌的排挤和打击。如果屈原不是“巴”巫而是“楚”巫，世袭的巫师在战国时代的南方国家拥有极大权势，就算屈原的抗秦主张被楚王抛弃，也不会最终落得四面受敌，自身难保的地步。正因为他是“巴”巫，才会出现身份地位随政治地位的丢失而一落千丈的现象。
而王红旗也向我们强调，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对楚王背约的质疑，隐约透露愤怒与失望。在《离骚》里，屈原问“同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又问“初既承于言兮，后悔顿而原它”，字字句句都在责问楚王的背信弃义。
于是，我们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青年才俊，胸怀满腔抱负，从巴人聚居的乐平里走出峡江，来到繁华的楚国郢都，在这里成长为一个长剑高冠，风华绝代的政治英才。白天，他为呼吁连齐抗秦而奔波；入夜，他在竹简上完成法令制度的撰写；忙碌中，他也会稍事休息，徜徉于海阔天空的诗歌世界。但可怕的命运正向他袭来……
楚辞之谜
巴楚联盟和齐楚联盟的破裂，将一位渴望施展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突然抛向了深渊。一再遭遇流放的屈原，最终离开了他至爱的第二故乡——郢都。而他生命中更辉煌的成就，也在人生的苦旅中诞生。
峡江命运交响曲
有很多迹象在暗示屈原的巴人影子。楚辞的奇幻特征，究竟源于一种什么文化？现在我们知道，神秘的峡江，注定要浇灌出这朵灿烂的文学奇葩。
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楚辞》，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这段探索的路程，一些必备的知识由别人来替我们归纳。
以屈原诗歌为主体并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楚辞》，以其奇异的想象、梦幻般的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绚烂的色彩，为中国浪漫文学树起一面旗帜。这种以一个人的苦难为灵魂的浪漫诗歌，在《楚辞》诞生以前并没有先例。上古诗歌在《楚辞》之前的代表只有《诗经》，那是西周和春秋时代手摇铜铃下乡采风的“文化干事”从民间采集，又经过周游列国的孔子精心删节编纂的先民歌曲，其风格多为现实的写真抒情。显然，浪漫派的《楚辞》无法从中借力。
一种高度发育的诗歌体裁突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这给文化学研究领域画出了一个重重的问号。屈原诗歌中那些绚丽的梦幻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
专家们发现，能为屈原的诗歌提供如此养料的文化，正是巴文化！
在一幅历史地图前，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指点着说：“屈原之前，我们现在所知峡江地区能称得上“强大”的族群，只有巴人和楚人。而楚人在春秋以前，还只是一个小国，比一个部落大不了多少。楚国直到屈原所在的战国时代，历史也是短暂的。这样国度的文化根基，要作为屈原《楚辞》的土壤，恐怕还无力承担。”
管维良认为，地理条件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楚国仍是蛮夷之地，心有鄙视，中原文化向峡江的传播更受阻挠。
但屈原毕竟创出了《楚辞》这样高度的文学成就，他必然有所汲取。在峡江地区，只有巴文化在远远早于楚文化的时候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在这里向四周流传的巴歌与神话传说，都成为屈原创作的灵感来源。《楚辞》不仅在屈原置身楚国政治舞台以后吸取了大量的楚文化甚至中原文化，更深刻地保留了来自巴文化的源泉。这是我们理解屈原作品充满出色想像力的最合理思路。
与管维良共事的重庆师大教授董运庭，同样对屈原诗歌里的梦幻色彩充满兴趣。
他说：《楚辞》里的巫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巴人正是崇尚巫鬼的民族。《山海经》里记载的“灵山十巫”，早已被证明是巴族的先人，其中的“巫咸”甚至建立了一个以巴人为主体的“巫咸国”。巫文化在巴人中源远流长。如果说屈原的《楚辞》不是受巴人巫文化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楚辞》里最常见的神人对话，甚至神人相恋，无不让人窥见巴文化的痕迹。
古籍里记载的一则神话引起一些专家的重视。这个神话说，盐水女神化为小虫亲热巴人的祖先廪君，被廪君击杀。这是巴人最古老的传说之一。
专家们发现，在《楚辞》里也有一个相似的神话，那就是著名的“巫山神女会襄王”的故事。一些学者认为，这正是巴人神话的翻版。只不过在这个翻版里，廪君变成了楚襄王，盐水女神换作了巫山神女，对抗转为亲密。在战国时代的楚地，巴楚文化水乳交融，再无分彼此。
事实上，“巫山神女”与“盐水女神”这两个传说之间的关系，已被一些学者视为屈原所受巴文化深刻熏陶的实证。
现在，经过我们不断的追问，屈原的巴人身世渐渐凸现。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回到现实里来看看。
隐藏在身边的证据
《楚辞》中的巴文化成分，不仅藏于远古神话，更藏于现世的生活之中。
证据比比皆是。在屈原的诗歌里，经常有召令神灵为其服务的华丽词句；《招魂》等作品中，还经常变换主人公的男女性别。专家们认为，这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修辞手法，如果放在巫师的身份上，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身份的变换通常出现在巫师祭神表演时的角色变换中，当需要神的支持帮助时，巫师常常要以女性的口吻说话，使用女性思维；当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追求时，巫师又经常用男性的口吻说话，使用男性思维。
令人吃惊的是，专家的说法，与我们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的一些生活现象竟惊人地吻合。
请神的“土老司”
本报记者在对重庆黔江、酉阳一带的走访中发现，今天被视为巴人后裔的现代土家人中，仍有“土老司”（巫师的别称）在作法时，使用这种转换角色的表演方法。比如，有亲人去世的家庭想知道死者心事的时候，就会请土老司来转达死者的意愿。在表达死者意愿时，土老司会转换表情，从祈祷时的虔诚，变成严肃，庄重等。
对远古神话有深入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对我们这个发现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正是《楚辞》与现代巴文化的暗合之处。
现在的巫山、巫溪等地，“土老司”跳丧时必身着长袖大袍，头戴特定的头箍，手拿法杖、司刀。这样的风俗，在许多文化学者看来，都与《楚辞》中屈原的形象非常吻合。在《涉江》里，屈原描述自己头戴高冠，长袖大袍，腰配长剑，以奇特的造型引起了楚王的关注。土老司的大袍、头箍、法杖、司刀，正好对应了屈原的长袍、高冠和长剑。而现代“土老司”跳丧的舞蹈动作，在屈原的《招魂》里也有明确的表现。
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如果说这林林总总的相似都是“巧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华中师大教授张正明在他的研究中透露，鄂西地区一些土家人中，至今还会在一些节庆场合吟唱屈原的《九歌》片段。土家族人为什么会唱《九歌》？难道他们的祭祀歌谣与《九歌》有着某种跨越时空的神秘联系？抑或是，土家人在纪念屈原？在土家族人古老的习俗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们的祖先和屈原的某种联系。
死因之谜
当考古学撞击传统的屈原身世定论的时候，关于屈原真实的死因，也在一系列的质疑中成为新的谜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屈原身上的巴人影子。
死亡真相
每年端午节，我们都要重述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传说——屈原“投汨罗江自沉”，家乡人为防止饥饿的鱼虾伤害三闾大夫的身体，用龙舟将裹着大米的粽子投入江中。据说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起源。但这个传说也遭到质疑。
首先是死因。
屈原真是死于投江自杀吗？新的立论层出不穷。一度有人说屈原死于政治谋杀，或者是中毒而死。而北京学者王红旗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更为理性。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屈原巴人巫师的身份看，他不会投江自杀。在古代，自杀属于大家非常忌讳的“凶死”，身为巫师的屈原不会明知故犯。他认为，屈原既非死于投江自杀，也不是死于政治谋杀，而是自然死亡，巴人的船棺是屈原最后的归宿。
在王红旗看来，许多推测都来自屈原的作品中。虽然屈原在他的诗歌里多处提到“赴江湘之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要自溺。这些文字，更多的属于表示决心的文学修辞。比如形容一个人有登天之志，是比喻他有远大理想，并非就说明他有攀上青天的想法。
而且，就算屈原曾经有过投江自杀的念头，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实施了。
他说，许多人发现，屈原在《惜往日》中写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满篇的追死之词，赴死之意，感觉就是屈原写给自己最后的挽歌。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屈原最后的作品，创作时间离他自沉汨罗江不会太久。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王红旗提醒我们思考一下当时的地理状况：屈原此诗创作的地点在沅水、湘江之间某地的“玄渊”（黑水潭），位于今天湖南省的中西部；而传说中屈原投水自尽的地点是汨罗江，位于湖南省的东北，两地相距很远，屈原是无法写完《惜往日》之后立刻就自杀于汨罗江的。
王红旗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屈原的情绪非常低落，的确萌生过投水自尽的念头，甚至准备“不毕辞而赴渊”。不过，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不仅创作完成并流传下了《惜往日》，而且写得很有条理，说明他的生活并没有混乱，也没有立即结束，一个要自杀的人，怎会在意文章条理是否清晰，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
通常，人们都认为屈原是在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郢都（公元前278年）之后不久就自杀，死时大约62岁。王红旗按照这一说法分析，屈原记述郢都沦陷的作品《哀郢》中有“9年而不复”的句子，是说他亡国后9年都没有回到郢都。如果屈原在楚国亡国后很快自杀，怎么能有“9年而不复”的说法？。照此推算，屈原起码活到71岁高龄之后才去世，如此年纪死去，在那个时代算得上寿终正寝了。
王红旗甚至分析了屈原的性格特征：屈原在《天问》里一口气提了174个问题，关注天下万物，自然演变，宇宙运行等问题，其胸襟何等宽广博大。一个有如此胸襟的人，就算有再深沉的痛苦，在9年之后还会自杀，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被误解的船棺
巴人船棺
人们不禁追问，屈原最终是如何离去的？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很可能暗示着他离去时的一个真实场面。
关于屈原《九歌》里《怀沙》一篇的标题，一度有一些学者认为“怀沙”是怀念长沙的意思，也有人说那是“怀抱沙石而自沉”的意思。但在王红旗看来，这种种说法，其实都忽略了两千多年前巴人地域内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而一系列有关屈原死因的误解，也由此发生。
他强调，当我们立足于屈原是巴人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就应当注意到当时巴人区域的典型葬俗——船棺葬。
王红旗分析，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屈原选择的下葬方式。船棺水葬是巴人生活中一种主要的葬俗之一。而所谓船棺水葬，是为了防止尸体漂浮，用沙石将尸体固定在船棺内。船棺在水上漂流时，死者的亲人划着船，不停地向船棺里投放沙石（包括食物、生前用品和其它的随葬物），促使船棺沉没，以完成葬礼。汨罗江位于湖南省东部，靠近江西省的地方，当地百姓对巴人的船棺水葬原本毫无所知；因此，当地人见到屈原死后使用的船棺葬，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最终误传为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
事实上，端午节龙舟竞渡、向江河里投放粽子的习俗，乃是模拟再现屈原船棺水葬的场景。王红旗得出了这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使屈原与巴人的联系更加清晰可辨。
这样，我们这次发现之旅又有了一个意外收获。结束之前，请容许做一个总结——
巴文化的自觉
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同于这个认识——屈原是巴人。但这个认识至今仍处于猜想之中，尽管随着三峡考古的推进，我们已能看到越来越多有关这个猜想的证据。
不过，强烈的巴文化的元素，也的确如影随形，缠绕了屈原传奇的一生。
屈原是否真是巴人巫师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一颗两千多年前由巴楚两种文化共同孕育的伟大灵魂，一个丰满、真实、完整的巨人。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管维良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从关于屈原身世的猜想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看似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对整个中华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缺少巴文化的中华文明是残缺的。巴人的身影并没有消失在远古的峡江，而是化为热血，浸染了整个巴渝大地，哺育了重庆人。远古巴文化转化为今天的巴渝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阵痛着，适应着，期待着，如凤凰浴火的重生。”
从峡江边一个巴人聚居的地方走进荆楚平原的宏大政治舞台，屈原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一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象征，影响着两千多年后的炎黄子孙。
走过这一段发现之旅，我们隐约感到，灿烂一时的巴文化，也许最终是在大山的阻隔之下走上了与中原文明不同的道路。大山大江孕育了一个出色的文明，同时也为这个文明的持续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山地文化的厚重积淀，需要在更大的地域舞台上获得新生。开放与交流，对当代巴渝文化的复兴，是如此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