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邱祎 赵磊 发自高密
莫言是个行事低调的作家,去年获茅盾文学奖后,他也没太多在媒体上露面。在大家都在为他获诺奖庆祝时,莫言早在多日前就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山东高密。11日一早,莫言的家乡就迎来了大批记者。获奖后的莫言,依然平静低调,不愿平静生活被打破。11日晚,记者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莫言位于高密的家,莫言一边面对狂轰滥炸的电话祝福,一边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谈获奖
“大哥告诉我
说我得奖了”
记者:得知获奖时,您正在干什么?
莫言:我正在家里吃晚饭,我大哥就住在我楼下,平时家人不让我看电视,正吃着饭,大哥从楼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莫言你获奖了,电视里都播了,就是这样。
记者:得知获奖消息您什么反应?
莫言:说不激动那是在装蒜,心里还是高兴的,但也就是高兴。去年获茅盾文学奖时,很多人问我什么感受,当时我的女儿正在生孩子,我就告诉他们,获奖跟我女儿生孩子比,还是后者更重要。
记者:之前有关您获奖的消息持续了半个多月,当时为什么不回应?
莫言:要跳出来的话不成了滑稽剧了吗?是一个博彩网站拿着我当赌注,如果我真的出来说,岂不很滑稽?我也关注到了网友对我的看法,有挺我的也有批评我的,挺我的也好,批评我的也好,都对我是一种帮助,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才有这种可能性,以前在平面媒体时代,一个作家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对自己的评价,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在喜欢你,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在厌恶你。所以我第一次面对了广大的读者和群体,最近这一个时期来网上对于我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论,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我自己。
记者:您觉得您这次获奖,是您作品中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
莫言: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作品的文学的复制。因为这是一个文学奖,它授给我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是一直立足于写人。我想这种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的界限。
记者:获奖之后您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变化?
莫言:唯一的变化就是要接待这么多记者,到明天恢复正常,你们回到自己的岗位干该干的工作,我还是在我家里,吃饭、看书、写作。
谈文学
没有任何作家
是为奖项而写
记者: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的顶峰,如今获奖了,要再次超越以往的作品会不会很难?
莫言: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最重要的文学奖我不同意,它和其他文学奖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它只能代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我作品的认可。
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写作,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读者而写作,为了自己的灵魂写作,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奖项写作的。而为了奖项写作难道就能得奖吗?这其实很荒诞。
记者:这么多中国作家在书写,您认为自己作品里的哪些特质吸引了读者和评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莫言: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如果说有特殊之处,就是把人物放置在了矛盾冲突的惊涛骇浪里面,把人物放置在最能够让他灵魂深处发生激烈冲突的外部环境里边去书写。也就是说设置了一种“人类灵魂的实验室”,一种在生活当中不会经常遇到的特殊环境,或者说叫典型环境,然后我把人物放进去,来考验人的灵魂。我的作品在努力让读者从小说里看到人,看到人的灵魂,看到人的灵魂里面的痛苦和矛盾,并由此感悟到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宽容对待别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记者:您的每部作品中都有很多关于暴力和苦难的描写,也因此得到了部分文学评论家的批评,您怎么看?
莫言:对于我们这种经受过苦难,见过苦难场面的人来讲,我觉得是有责任把它写出来,这是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对于作品中的暴力描写,其实残酷是所有人类都具有的一种隐藏本性,随着故事的推进和环境的演变,自然而然出现的元素,并不是我为了吸引眼球硬造出来的噱头,这些读了作品的人可以理解。
记者:您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批判性?
莫言:文学首先是文学,作家生活在社会当中,所以他描写的社会生活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个关心社会的作家,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带有批判性。文学作品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功能,但是好的东西也要歌颂,真善美也要歌颂。所以一个作家在选择题材的时候,肯定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激发了他的共鸣,产生了创作的灵感,然后才可能让他运笔如飞。
谈故乡
要把东北乡写成
中国的社会缩影
记者:高密老家的生活是您小说的重要来源,它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莫言: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对自己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都知道我们高密有三贤四宝,这些民间艺术、民间文化都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在我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元素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
记者:故乡给了您创作的素材,但是其实它也在不断变化和成长,农村的变化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莫言:物质上的变化能触摸到。房子比过去漂亮,吃的穿的比过去有很大改变,农民劳动方式也有很大变化。难把握的是人心的变化,去年我在家里待了半年多,觉得最难的是对当下农村年轻人想法的把握。
记者:您以后的创作还会以家乡为基调吗?
莫言:我的家乡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地理,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跟真实的它有了很大的差别,或者说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高密。夸张一点说,我一直想把它写成一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因此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都有可能被我当作素材拿到这个文学地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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