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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靖康之难
游彪：女真提出这个，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派出的使者出去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求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那么多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宋钦宗在和战之间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的内外官员，不管是官员也罢，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了他就没办法答应这个条件，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正当宋钦宗因为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时，正月二十，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勤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军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奇兵劫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勤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赵冬梅：他（宋钦宗）本来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了，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当家的、能调动的又有多少，所以宋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斥奸臣投敌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钢、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苏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黄河之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伏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的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一批以六贼为代表的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了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废财的罪名，几度被贬。
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8月，金兵再度南犯，9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勤王之师在主和派耿中南、唐恪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诏诸路勤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议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游彪：檀渊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檀州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而且就是檀州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契丹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合击，没有形成有一种均势，和是很难的，所以到了这种大军压境，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了。
2月6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粘罕、斡[wò]离不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赵冬梅：其实是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该是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游彪：在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来走，一会儿又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政策就全乱了，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忽然就来回转，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看到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时候最乱，徽宗改年号改的最多，最乱的时候。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北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二十四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定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驰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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