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于5月15日在美国病逝，享年86岁（1937-2023年）。
卢卡斯教授于1959年和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短暂任教以后，1974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至今。他是毋庸置疑的芝加哥学者，是20世纪和21世纪全球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杰出代表。
他1978年开始担任《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在他的精心管理下，JPE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AER，JPE, QJE），因为这个期刊一年四辑，发表文章数量远远少于美洲经济评论(AER)，因此, JPE成为全球经济学者梦寐以求想发表文章的经济学顶级刊物。卢卡斯对该期刊的发展，以及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英国出了一位凯恩斯（剑桥学派），他倡导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不能放任市场，而应该通过灵活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投资激发市场活力，确保比较充分的就业。通过有效的政府干预，极力阻止经济自由落体下滑。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使当时的世界经济在极度萧条中走出了黑暗。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救治市场的措施背后，都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然而，凯恩斯理论无法克服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预言的“繁荣-萧条-衰退-复苏”的周期规律魔咒。马克思认为，这种周期规律魔咒，是资本家盲目追求剩余价值、政策缺乏公平性、大企业垄断、劳资双方利益分配不合理、政府低效运作的结果，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协调的矛盾。
因此，在自由市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如何破解或弱化经济周期影响，寻找避免萧条和衰退的经济政策，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苦苦寻找的理论焦点。卢卡斯是寻找这一理论解决方案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他提出“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假设和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的理论，是他获得199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主要贡献。该理论的背景是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倡宏观政策必须建立在微观主体理性预期之上，这种预期包括供需两侧动态平衡，微观企业和消费者对宏观环境变化的理性预期，不仅充分考虑过去的实践经验，还要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理性预期变化。理性预期与经济周期规律理论，旨在克服凯恩斯理论所无法克服的经济周期魔咒。
应该说，西方主要经济体，因为有了这些理论指导，在遇到各种经济危机或突发事件以后依然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韧劲，与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是分不开的。
卢卡斯对近代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与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产生共同影响。罗默1955年出生，比卢卡斯小18岁，也是芝加哥大学本科（物理）和博士（经济学）的毕业生。
以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资本和劳动力是主要生产要素，其它解释经济增长的“残差项”只能被简单解释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 1904-1989，1972年诺奖得主，一般均衡理论创立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大学教授）的自然技术进步。这些不变的要素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被卢卡斯和他的学生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所突破，卢卡斯和罗默特别强调技术、人力资本、生产组织形式的内生性，以及“看中学”的人力资本外溢性，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无法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无法趋同的现象。
我和我的两位博士生，2001年和2007年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CE, 比较经济学杂志)分别发表了两篇应用卢卡斯-罗默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文章，一是证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如何从发达的中国城市溢出到落后的城市及农村，以及外溢作用随着距离延长而衰减的非线性传导作用；二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吸引外资能够增强国内企业“看中学”“做中学”的能力，从而揭示了国内企业大幅度缩小生产非效益和技术生产前沿外移的两个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趋同的客观规律，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区域城市群建设、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卢卡斯的逝世既是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能够让我对他特别怀念的是24年前，我在JPE上面发表一篇独立作者文章的难忘经历。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效率以及影响,投给了JPE，主编就是卢卡斯。一开始没有回复，我又去了一封信专门谈之前JPE的相关文章存在的问题，以及我的两个创新观点。卢卡斯看到我的文章和信件以后，再次给我写信，肯定我的说法和分析。前后经过6年时间的研究、沟通，在卢卡斯耐心指导下，文章终于在1999年的JPE上发表。紧接着，我的第二篇关于农村发展和减贫的独立作者文章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本期刊（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EDCC）上也发表了，得到了另一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教授、时任EDCC主编，林毅夫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Gale Johnson (盖尔-约翰逊，1916-2003年)的高度肯定。这篇文章对中国今后数十年“三农”发展，和我国长期与贫困作斗争的不懈努力，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卢卡斯教授不仅在美国经济学界影响巨大，对许多中国经济学者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我对卢卡斯教授的尊敬，不仅是他肯定我在JPE发表文章的科学态度，而是他墩墩不倦的研究精神。他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以后，一直与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一道，不断寻求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难题的理论。Lucas Critic的提出，其实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雷同之处，只不过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特别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罢了。
我上大学时候，受益最大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国读研究生学的是曼彻斯特学派中的希克斯技术进步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解释力。上世纪90年代，我自己和带领的博士研究生认真学习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人力资本溢出（后来发展到中国高铁的溢出、吸引外资的“看中学、做中学”）、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等理论。2014年回国工作以后，看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潜力，以及其对全国空间地理经济构建的重要性，针对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域性和全要素性发展潜能，我首次提出了“马阵跨阱”“板链拉动”理论，对实现我国“内生增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战略对策。这些都得益于我对卢卡斯辩证经济学理论的启发，具体落实到如何让中国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双魔咒上，这些理论探索，对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育部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