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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仲淹家风(上)


文章来源:《文化河南》

  作者:杨德堂

【摘要】家风是一个家族的传统风尚,是家族成员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好的家风可使家族繁荣昌盛,可以推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故而家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出将入相的范仲淹在一生历练中形成的忧国爱民、光明磊落、乐善泛爱、尊老敬贤、自甘清贫、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对范氏家族乃至对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

范仲淹为官38年,不但在州县为能吏、在边疆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而且在家族中更是楷模。他在一生历练中形成的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又有独特闪光点的家风,堪称一流,无可疵议。范仲淹家风不但对“北宋士大夫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起了倡导作用,而且对于后世范氏家风的至善至臻,人才辈出更是起着划时代的作用。

范仲淹家风主要体现在:志存高远、忧国爱民;光明磊落、诚信不欺;乐善泛爱,扶危济贫;崇尚孝道,尊老敬贤;自甘清贫,廉洁从政;尊妻爱子,严谨治家等方面。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范仲淹家风的最高境界。

一般来说,一个家族家风的形成客观上要受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制约。但是,从根本上看是家庭内部因素决定的,特别是家族中领军人物的道德操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对范仲淹家风的形成及其内涵作一探讨,以期引出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范仲淹家风的成因

范仲淹作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兼传教之人”,有着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笔者认为,范仲淹家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因素。

1、坎坷人生奠定了范仲淹家风的基础。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父亲范墉,进士出身,是个州里掌管文书的小官吏,在范仲淹两岁时病亡,母亲贫而无依,改嫁给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名叫朱说。朱文翰也是进士出身,为人耿直,不附炎趋势,一生不但没做多大的官,而且还被调来调去,仲淹母子也就相随游居,颠沛流离。范仲淹21岁时只身一人前往长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境内)读书,常常是每天只煮一碗粥,放凉后划为四块,撒上点盐和野韭菜沫,早晚各吃两块充饥。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划粥断齑”典故。范仲淹对这样的艰苦生活曾写过一篇《齑赋》,其中云:“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 嚼出宫商角徵。”彰显出了范仲淹安贫乐道的情怀。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后因继父去世,加之又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决意自立门户。遂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秋,辞别母亲,独往千里之外的应天府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 辄以水沃面,往往擅粥不充,日昃始食。”这期间,范仲淹曾写了一首名为《睢阳学舍书怀》的诗:“白云无赖帝国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自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充分表达了范仲淹甘于清苦、渴求知音的向上精神和箪食瓢饮、自得其乐的豁达情怀。青少年时期的坎坷磨砺, 深刻影响了范仲淹自甘清贫,勤俭持家的一生。

2、传统文化薰陶滋润,铸就了范仲淹家风的特色。

应天府书院,因位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而得名。应天府书院原名睢阳学舍,五代晋时杨悫创建,弟子戚同文继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城人曹诚出资重建。因规模宏大,藏书千卷,真宗皇帝亲赐“应天府书院”匾额而名满天下。应天府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宋初称宋州,因是宋太祖发迹之地,于真宗景德三年(1006)改为应天府。它是夏商文明的发源地。春秋战国时更是中华哲学的故乡,道、墨、儒三家创始人的故里和讲学之地均在此。老子故里距此60公里,庄子故里距此25公里,墨子是宋国人,孔子祖居宋国。范仲淹就是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经历了五年深造。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又回到应天府为母亲守孝。期间受留守晏殊聘请,主持应天府书院。他“尝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教也。”三年中,他在此留下很多珍贵的诗文。文中提出的“君以民为体”、“用天下心为心”、“政在顺民心”等,折射出的修身、齐家、治国理念,都要高出儒、墨、道先辈们的境界。

特别是在守孝期间冒哀上书,开头便表现出了忠孝为本的人格:“盖闻忠孝者,天下之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继而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十八字治国方略,都反映出范仲淹的忠君爱民理念。这些思想已成为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毫无疑问,范仲淹两次进入应天府书院,为他全面系统接受中国优秀文化,吸纳升华道、墨、儒、法学说精髓,最终形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天而乐”思想,并为他逐渐凝结的以忠恕仁爱为中心的高尚家风,起到了催化作用。

中学生深情朗诵范仲淹《家训百字铭》

3、家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是范仲淹家风形成的历史源渊。

范仲淹家风的形成无疑受其先辈们优秀思想的影响。战国时的范蠡是范氏家族的先祖之一,也是士大夫中不贪权贵、激流勇退的楷模式人物。北宋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调知越州(今绍兴),便立即拜谒范蠡的旧居翠峰院,为有这样的先祖而骄傲,遂作诗:“翠峰高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还将他在州衙的住处取名“清白堂”。范仲淹的高祖父(四世祖) 范隋,唐朝末年任处州丽水(今浙江丽水)县丞。后因北方战乱不归,定居苏州,其后人数代在吴越国担任重要官职。范仲淹生父范墉, 博学能文,为官耿直,曾任诸王幕府。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随吴越国国王钱俶归顺北宋。先后任成德军、武信军、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翻阅范仲淹的家族历史,世代官宦,皆无劣迹,包括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亦属忠直之士。在封建社会的官宦家庭中,没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没有良好的家风,是不可能长期维系这种世家传承的。可以说,范仲淹骨子里的遗传因子和家族传统文化的薰陶,对范仲淹家风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性影响。

二、范仲淹家风的主要内容

范仲淹家风有好多方面,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志存高远,忧国爱民。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忧国爱民是士大夫们倡导的最高境界,由于范仲淹家族世代多有为官者,故这一理念也成了范仲淹家风的闪光点。

范仲淹自幼胸怀大志,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青少年时代便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20岁游关中,见病尸遍野,立言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晚年知邓州时写下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总结了其做人之道和为官之本,提出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在古代,君代表国家,忧君就是忧国家、忧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忧国爱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不仅成为范氏家风千年不衰的基石,也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推崇的思想境界。

范仲淹忧国爱民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利泽民生。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监。当时泰、海、楚、通四州,位于江淮之南,东临黄海,唐代修建的捍海堤因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朝廷盐利受损,百姓也流离失所。范仲淹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他虽不管地方行政, 但却一再给朝廷上书建议复修捍海堤。天圣二年(1024),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负责治理海患。他不负重托,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修堤工地。正当施工高潮时,突遇暴风雪,大浪突然袭来,一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仲淹力排众议,上书朝廷,申明了修捍海堤的好处。经前后两任三年努力,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恢复,国家盐利增收,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人们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京东、江淮一带遇大旱,相继又遭受了严重的蝗虫灾害,庄稼颗粒不收,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刚回京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得知情况后,立即上书,请求仁宗皇帝派员赈济灾民。当时仁宗正忙着在后宫吃喝玩乐,很少上朝理政。范仲淹见上书石沉大海,于是冒着触犯圣威的风险,前去质问仁宗皇帝。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他的这番话问得仁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派范仲淹前去赈灾。当年,范仲淹以一个盐官因上书自讨了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 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范仲淹为了利泽民生而不避艰险。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他知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就遍设诊所,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药丸分发百姓食用。回京时又特意带回灾民吃的野草,请仁宗传示后宫,以戒宫中奢侈浪费。

范仲淹的爱民还表现在勇于担当上。皇祐二年(1050),杭州遭旱灾,百姓生活无着落。知杭州的范仲淹根据杭州人喜游西湖,好佛事的特点,鼓励百姓赛龙舟,自己还亲自带着官员们游宴于西湖。他又召集各寺方丈,说灾荒之年工价最低,号召大兴土木修建寺庙。他还组织修建官房,以粮代发工钱。当时有一名监司弹劾范仲淹,说他不恤荒政,大灾之年游西湖,还大兴土木,伤耗民力。范仲淹说, 大肆官游,大兴土木,是为了用官府和富豪们多余的钱粮,加惠受灾的百姓,游玩的是一个人,靠他活命的就是几十个人了。实践证明, 范仲淹这些招数的实行,每天都要出动劳力数万人。这一年杭州平安渡过了灾荒。

2、光明磊落,诚信不欺。

范仲淹一生光明磊落、诚信不欺,集中体现在“不欺”二字上。庆历六年(1046),邓州人贾黯考中状元后回乡省亲,专程到花洲书院拜见恩师范仲淹,请教治国立身之道。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如获至宝,终身佩服践行,后官至左司郎中、开封知府、御史中丞。为官清廉耿直,遇事敢说敢为,深孚众望,当得益于范仲淹的不欺教诲。

范仲淹不但诲人不欺,自己的一生,也是践行不欺的一生。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期间,与朱某要好。一日,朱某生了重病,范仲淹精心照料,亲自为他煎药捧汤。朱某临终前对范仲淹说:“某尝遇异人,得变水银为白金术。吾子幼,不足传,今以传君。”遂将其方并白银赠范仲淹,范仲淹力辞不受,朱某已气绝身亡。范仲淹无奈,只好把它包好存了起来,此后再也没有打开过。朱某的儿子叫朱寀(采),渐渐长大成人,在范仲淹的精心培养下,考中了进士。范仲淹便把方子和白银还给了朱寀,并嘱咐他好自为之,早日成家立业。

范仲淹一生推荐人才无数,但胸怀坦白,正大光明,从不夹杂个人恩怨而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在对胡瑗和石介的使用上最能说明这一点。胡瑗和石介均为大学者,与孙复并称“宋初三先生”。范仲淹曾三次推荐胡瑗,先是聘请胡瑗任苏州郡学教授,并于景祐三年荐胡瑗进京参与更定雅乐,成为胡瑗一生的转折点。第二次是范仲淹受命边帅时,荐胡任陕西丹州军事推官,充分发挥了其军事智囊才能。再后荐胡任学官。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天章阁侍讲兼管勾太学,铸就了胡瑗一生的辉煌。石介一生疾恶如仇,极力支持范仲淹、韩琦等忧国忧民的改革者。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等人都推荐石介为谏官,宰相也己认可,唯范仲淹不同意。他认为石介性刚直,天下所闻。然性亦好异,若任谏官,必以难行之事为难朝廷,稍不随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必误大事。怎么能用这样的人为谏官呢?大家佩服范仲淹的公正无私,从此不再推荐石介为谏官。

不欺,在理念上即为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也就是于己无欺,于世无欺。表现在实践上则是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公平处事,坦诚为人。从冒哀上书到主持庆历新政;从三次被罢官到携子守边;从年轻时提出“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到晚年时发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 的呼喊,无不渗透着范仲淹的不欺精神。

3、乐善泛爱,扶危济贫。
范仲淹一生“天性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家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范仲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调任越州知州(今浙江绍兴市)。到任不久,户曹(掌管户籍、赋税、土地、财政收支的官)孙居中病死在任上。孙为官清廉,家贫子幼,无力办理丧事。范仲淹便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百缗(一缗为一千文),料理孙居中的后事,又雇了一条大船,派了一名可靠的衙役,护送着孙居中的灵柩和一家老幼回原籍。临行前,范仲淹还写了一首诗交给那位衙役,并嘱咐他路上若有关津盘查,可让他们看看他的这首诗。诗曰:“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儿寡妇船。”充满了对孤儿寡母的怜悯与同情。
范仲淹知邓州期间,有一次叫他的儿子纯仁到苏州搬运五百斛小麦(古代十斗为一斛, 南宋改为五斗)。一天晚上,船行至丹阳,忽然听到附近的一只船上有哭声。便派随从过船相问。原来,那船是石曼卿护送亲人灵柩回家安葬的,船至中途,钱尽粮绝,一家人正为此发愁。石曼卿,名延年,北宋文学家,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历官光禄寺、大理寺丞,太子中允。政治上与范仲淹志同道合,后落职海州通判。他一生廉洁自律,家道清贫,突然遭遇三起丧事的不幸,实在难以应付。范纯仁便把麦子和船送给了石曼卿。范纯仁回到邓州,把遇到石曼卿的情况说了一遍。范仲淹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救人危难是做人的本份, 这才象我的儿子。这就是“麦舟助丧”的典故。

范纯仁接受家风洗礼,把麦子和船全部送给了石曼卿

范仲淹一生未置房产,景祐元年(1034) 六月,范仲淹回到他的故乡苏州任知州,朋友们向他介绍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叫南园,原是五代时吴越广陵王钱元璙的别墅。范仲淹很满意,便买了下来,准备简单整修后搬进去, 退休后也有个安居的地方。一天,一个风水先生对范仲淹说,你买的这块地是龙头宝地,将来子子孙孙定会科甲不断,成为世世代代的公卿之家。范仲淹听后,感慨地说,我家世代出贵人,还不如让天下有志之士都来这里接受教育,源源不断地产生治国之才。于是就捐出了这块宅地,并主持建成苏州郡学。后经其子纯仁等扩建,规模之盛,甲于江南,培养了大批人才,仅宋代50余年间登科者就超过百人,明清两代苏州出的状元、进士居全国之首。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由邓州知杭州,在一次闲谈中曾流露出想退闲的意思,孩子们打算为他买下洛阳一处叫“绿野园 ”的住所,让他安度晚年。“绿野园”曾是唐代名相裴度的住所,在当时非常有名气。但被范仲淹拒绝了。他说:“在唐如晋公者,谁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孩子们又提出在洛阳买块地建一处园林住宅,也被他拒绝了。他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有钱应用到赈济同族上。这就是范仲淹,真可谓以四海为家的大丈夫!
范仲淹虽然不买裴堂,但却留下了“义田活族”的典故。范仲淹晚年献出自己的积蓄, 由其三兄范仲温购田千亩,办起了义庄。范仲淹又专程去苏州,与族中长辈们共同议定了义田的管理办法,同时选出了族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掌管义庄。范仲淹在《告子弟书》中道出了办义庄的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与吾固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怕?自祖宗来,积德百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宗族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范氏义庄曾延续900多年,义田最多时达五千多亩,在周济族人,稳定社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据记载,范仲淹除在苏州置义田外,还在他的第二个故乡,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也置义田400多亩。有学者研究认为,范仲淹是社会大同的发明者。
(杨德堂,系政协河南省邓州市委员会八届、九届主席,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总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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