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湘乡侯府千金嫁入衡山科举世家
李超平
清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四日，一场低调的婚事在长沙洪家井的曾府举行，这是一场推迟了三年多的婚礼，新娘曾纪芬已经24岁，她是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满女，遗憾的是曾国藩夫妇已经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十三年（1874）先后辞世，而公公聂亦峰也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在广东任上去世。由于哥哥纪泽、纪鸿还在守孝期内，因此只能由堂兄曾纪渠等为曾纪芬送亲，婚礼只有仪仗，没有鼓乐。
新郎聂缉椝，是广东高州知府聂亦峰的次子。聂亦峰，籍属湖南衡山县荆林聂氏，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比曾国藩小两岁，与继配张氏共育得三子四女。
衡山聂氏为科举世家
聂缉椝的家世渊源可能是最先能打动曾家人的，因为这是湖南少见的科第世家。
荆林聂氏来自江西清江县（今樟树市）荆林村，派班行诗以“继”字为首。开籍祖聂继模，字乐（ǎo音）山，系江西荆林聂氏第十五代，康熙十一年出生于衡山，他的曾祖含初公（12代）、祖父公明公（13代）均是名医，明末清初游医于湖广，后在衡山开设药局而定居。乐山公性格仁慈，治学严谨，事亲至孝，精通医道。他写给次子——陕西镇安镇县令聂焘（先焘公）的《诫子书》如同传世名篇，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贤达之士。1982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常黎夫的《实心为民造福》一文，引用了聂家父子的事迹，并赋诗激励当今干部“为父当比乐山翁，做官要赛聂家郎”，更足以证明这封家书的历史价值。
聂焘是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举人，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进士，十三年（1748）选授陕西镇安知县，遵奉父教，八年中勤恳理政，心切爱民，治绩卓著，迄今仍被商洛人称颂、敬仰。
聂焘育有五子三女，但存活的只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聂肇堂是廪膳生，次子聂肇基是优廪生，第三子聂肇奎是优廪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乡试亚魁（第6名举人），大挑一等，授益阳县教谕，主讲虎溪、东山、洣江、岳屏、清浏、雯峰、集贤各书院。他育有七个儿子，分别是镐敏、镜敏、铣敏、镇敏、鏸敏、鈒敏和钰敏。
聂镐敏，优廪生，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恩科举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官后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调安徽学政、浙江严州知府等职，告养回籍后主讲雯峰书院。
聂镜敏，优廪生，嘉庆六年（1801）拔贡，壬戌（1802）朝考一等，钦取七品小京官，授礼部仪制司主事，兼祠祭司主事，充大清会典馆、方略馆纂修官和礼部则例馆纂修官，纂办川楚豫三省方略。回籍后主讲雯峰书院、湘潭昭潭书院。
聂铣敏，优廪生，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乡试举人，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改兵部武选司主事。后特旨复授编修，充武英殿协修、国史馆纂修等职，提督四川学政，拣发浙江绍兴知府。回籍后主讲岳屏、鳌山、鹅湖等书院。入祀四川名宦祠、本省乡贤祠。
聂镇敏，优增生，历任中城、南城兵马司副指挥，特旨以知县选用。
聂鏸敏，邑增生，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举人，充镶蓝旗觉罗官学教习，补授宝庆府邵阳县教谕，保升云南知县，历署昆阳、会泽、定远、滨川知县，补授建水知县。
聂鈒敏，优增生，道光元年（1821）考奏孝廉方正，候选盐课大使。
聂钰敏，廪膳生，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举人，历任河南新郑、太康、孟津、修武、商水等县知县。
聂镇敏的长子有瀚出抚给伯兄镐敏为嗣；次子有湘在湖北任知县，夫人及两个幼子因武昌城沦陷而投水自杀。聂镇敏是如何到京城任职的，族谱中并没有详细交代原委，但很显然，这个任职给第三子有豫带来了科举的便利。有豫，原名泰，更名尔康，号亦峰，增监生。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纂修、武英殿协修，散馆后以知县拣发广东，历任石城、新会知县，南雄知州、高州知府，以领兵克复浔州奏奖以道员用。著《廉江冈州梅关高凉诸公牍》，2012年以《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牍》整理印行。
可见，聂家一门四代共有四进士、三举人，四位进士的名字至今仍能在北京国子监内的进士题名碑上分别找到。从聂焘到聂亦峰，他们或为官或讲学，以百余年的不懈努力，确立了科第世家的地位，一跃成为湘南望族。
曾纪芬老人照片
婚事一波三折
聂家这门亲事，是曾国藩生前定下来的，而媒人则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荃与聂亦峰是如何相识的，目前已经难以考证。他多次写信与曾国藩、曾纪泽父子商量满小姐的婚事，最早见于同治八年（1858）六月二十一日给曾纪泽的信，从言辞间可知他就是媒人。而他于十一月初六写给曾国藩的信，就颇为有趣了：
弟前信说媒，请以满小姐许配聂一峰之二世兄。查聂世兄之八字极为吉祥福寿，昨次归来，与内人谈及，亦喜其累世科第，居址甚近。望兄商定后赐一详信，并寄女庚回南，以便寄聂家合婚定妥。
不过，他的“前信”并没有在兄弟两人的全集中找见。次年正月十五日，曾国荃再次写信：
聂家姻事，以看八字者说，聂世兄将来有果大阁出身，榜上必要两次名字挂在上头，是以将生庚寄呈。至于一峰观察吃洋烟与否，则弟不得而知也。但求佳婿不吃烟而有出身，便是良缘，不问一刀红纸之亲家老子也。俟面晤蒋芗泉、张仁生等，乃能灼见烟瘾之有无。
今人既可以体会曾国荃做媒的信心，也可以窥见作为侯爵之家对儿女婚事的一些基本做法：首先是讲求家世渊源，其次是预测未来运势，再是调查家德家风，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荃通过相关途径很快核实到聂家的子女都不吸食“洋烟”（即鸦片），主要是同乡蒋芗泉（益澧）于同治五、六年任广东巡抚，与聂亦峰有所交集，了解其家况。旋即就是给聂家寄去满小姐的庚帖，聂亦峰自然也是非常认同这门亲事。五月廿日，曾国荃信报：
聂一峰昨有信来，已遣其甥汪少泉率其仆张顺送庚书到舍，并有手镯、耳环、红绿胡绉等件，五月十八日交庚。弟为满侄女填庚并备袍褂料、靴帽、手卷、信笺、笔墨、茶叶、纨扇等件，交其甥与仆带回广东。
这显然已经到了交换聘礼、庚帖的订亲环节。此时曾纪芬18岁。一南一北天高地远，男女双方尚无交集的机会，全靠各自的父母以曾国荃为中介，你来我往地交换意见。
多年以后的民国二十年（1931），八十岁的曾纪芬在上海回忆当年的婚事，提到了聂家聘礼中的那对手镯，是聂亦峰购于广东，价值800金，加工时尺寸偏小，夫人和女儿都不能戴。于是就预备为未来儿媳的聘礼，并言能戴者就必有福气，结果曾纪芬戴上正合适。她坦言，这对镯子并非好料，六十多年后已经褪色。
到了十月十一日，曾国荃再次报告曾国藩，聂家希望本年冬天或明年春天请曾纪泽送满小姐到广东完婚。一个月后他写信沟通新情况，一是是否走海路去广东的问题，二是提议男方明春到南京完婚，如延期到秋后或冬日，可到衡山老家办喜事，或送女去广东。几番往还，到同治十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荃告知说聂家认为喜事可延至“今冬夏秋”。转眼到了十月中旬，曾国荃信中提及满小姐的婚期定在十一月，由聂亦峰送子到南京完婚。但此时又碰上曾国藩沿长江东下巡阅驻军及上海江南制造局，他要求聂家改为来年二、三月春间，或走陆路到九江换轮船，或走海路到上海中转。并且书信中几次出现“入赘”、“招赘”字样，看来曾家还似乎有招一个女婿上门的打算，且得到了聂家的同意。曾国藩本身有两个儿子，且均已成家立业。五个女儿也嫁出去了四个，只是各自都不够美满如意。满女要远嫁广东，亲家之间、新人之间完全没有见过面，更别说深入了解，显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已经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将满女留在身边，可能是他有招赘想法的原因所在。
这两位年纪相近（只差两岁）、出身相似（均为湖南进士）、互相倾慕（分别为名臣循吏）的亲家最终未能见上一面，并目睹子女缔结百年之好。先是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在南京两江总督署内去世。六天后，尚不知情的聂缉椝从广东出发，到达上海后才闻变故，急忙拍电报问进止，曾纪芬回忆说，电报费昂贵到每个字需4银元。聂亦峰要求他仍赴南京吊唁，并拜见岳母，吊唁岳父，这也是他和满小姐的首次相见。随后返回广东，到家仅三天，五月二十九日，聂亦峰也因病去世了。
曾国藩虽不认识聂亦峰，但聂亦峰的一个挚友正好是曾国藩湘军时期的幕僚长沙李寿蓉（号篁仙），所以他们仍可能藉此神交已久。李寿蓉是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安徽芜湖道。咸丰九年（1859），李寿蓉在任户部主事时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肃顺被下狱，聂亦峰曾去探望并赠以钱物。李寿蓉直到肃顺被慈禧太后处死后才恢复自由，从此他对聂亦峰感铭于心，在聂亦峰获外放广东时赠以诗作，在聂亦峰病逝时亦前往吊唁，以诗和挽联表达深切的悼念，读来令人动容，足见两人感情真挚，尤其以挽联颇见深意：
孤櫬自万里而归，依然故国山川，问何处葬君仙骨；
诸子亦一时之秀，如此旧家门第，幸无忘读乃父书。
满小姐和聂缉椝的婚事不得不再次延期，直到三年之后才正式踏入聂家。并且，与四个姐姐按曾国藩的规定每人只有200两嫁资不同，她手头有3000两的丰厚嫁资，分别来自叔叔、嗣父曾贞干战死后的遗产和父母去世后分得的遗产。这笔银子存在长沙城的“乾益银号”，老板是长沙首富朱宇田。
第二排中为曾纪芬老人
侯府满女不辱使命
新婚后不久，聂家张老太的存款7000两放在曾氏族人有股份的“玉振银号”钱庄发生倒闭，血本无归，张老太非常心疼，欲提起诉讼。聂缉椝息事宁人，以纪芬鼎力自出2000两，并借三姐1000两，又托郭嵩焘等人各出1000两“赔”上，方骗得张老太释怀。
聂亦峰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先是由张太夫人挑起，聂缉椝参加乡试未中，改而以监生身份遵例以郎中分部行走，这是聂亦峰在任病逝给他留下的体制福利机会。光绪五年（1879），在湖南滇捐局案内出力，由时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奏保补郎中缺，随后以道员用。刘长佑是湘军宿将之一，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自不待言，安排聂缉椝在湖南滇捐局谋个差事，月薪50两，不仅帮这对小夫妻度过了眼前的窘迫，还名正言顺地为他进入仕途打下了基础。
光绪七年（1881），曾国荃被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日后还将调任两江总督，是聂缉槼未来的靠山。聂缉椝由姐夫陈鸣志（时为江宁筹防局负责人，官至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关照，先至南京帮办江宁筹防局营务处，月薪8两，而湖北巡抚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得力门生之一，更是委其担任督销局差事，月薪50两，遂可勉强度日。
转折发生于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对聂缉椝的识拔，即任命为上海制造局会办，亦即副负责人。他随同时获得任命的一批人进见，左宗棠独留他单独谈话：“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此语足见左宗棠对官场的洞见、对聂缉椝的深望。
聂缉椝没有辜负各方的期望，在江南制造局前后8年，从会办到总办，均勤勉任事，止亏为盈，达10余万两。而曾纪芬贵为千金小姐、总办夫人，仍自己纺纱，并向翻译馆负责人傅兰雅的夫人学会了编织毛衣。光绪十五年（1889），聂缉椝被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荐保道员，次年实授苏松太道。当他办理移交时，才发现亏空高达80万两之巨，曾纪芬只能变卖金器，千方百计筹款归还。原来是接任之初前任已经亏空20万两，而聂缉椝经验不足，接任时并未先经清点核计，留用账房徐某等均还是原班人马。遂令其用轮船一只及珠宝若干补缴亏空，这批珠宝一度暂存聂家数月之久，曾纪芬做到了不曾取出试戴。
此后聂缉椝辗转浙江、安徽、江苏等地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随着湘军在政局方面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畏于“办事棘手”、官场复杂等因素，聂缉椝听从夫人的意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申请开缺（离职）获准。曾纪芬则以接手公婆的家产经营，开始接班主理家政。至光绪34（1908）年，聂家因故举债购买纱厂，更名“恒丰”，又新建中华纱厂，均由聂其杰主理，聂家由此在沪上发展实业。
宣统三年（1911）正月十八，张太夫人逝世。聂缉椝因劳累和哀伤过度，于二月二日去世，弟弟聂缉荣也因伤母兄之逝而于三月二日辞世。迭遭巨痛的曾纪芬年届六十，聂家门庭由她和儿子们努力支撑，四年后与聂其杰等人受洗，皈依基督教。
生逢千年未有的变局，从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曾国藩开始，他的子孙后代面对朝代更迭、西方科技、文化、宗教的全面传入，显然不可能再置身度外。聂家子弟或兴办实业，或出洋留学，鲜有涉足官场者。
民国七年（1928），曾纪芬主持分家，家产均分为十份，其中一份按《圣经》逢十献一的规律作为慈善经费基金，每年收入捐给教会或公益捐款；两份作为曾纪芬的养老保障；承嗣和出继的两个儿子各得半份。每份价值银八万余两，但主要以工厂股份、田产折算，并无多少现金。此外捐出一处地块交工部局，建“聂中丞公学”，该校现为上海市市东中学，位于杨浦区辽阳路，目前校园南侧仍遗存聂家的四幢私宅，为民国十五（1926）年建，分属曾纪芬和四个儿子居住。
聂其杰（云台）于民国九年（1920）被推举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一年后获辞。民国十五年（1926）起，在曾纪芬的安排下，聂家每星期开家庭会，由聂其杰讲论，后又编辑发行家庭报，她以这些独创形式来维系聂家的家德家风。
民国31年（1942），曾纪芬以91岁高龄在上海去世，距离她嫁入聂家正好67年，在这期间，聂家完成了从传统科第世家到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巨大转变。与祖先们的著书立说类似，聂云台除建企业、开矿山、办航运外，所著《保富法》也曾风靡一时，近年竟又流行于朋友圈。
当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到曾国荃当年笃信聂缉椝有好八字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只算准了聂缉椝有一番作为，而科举、福寿两项，却没有能够应验。当然，他的12个子女除外长子因病于16岁早逝外，以聂云台为代表，大都在实业方面有一番作为，第四子其炜还是中国银行的创始成员之一。即便是几个女婿，也很不凡，如长婿张其鍠官至民国上将、广西省长，小女婿周仁是著名的冶金和陶瓷专家。聂家的联姻圈涵盖了左宗棠、李鸿章、梅启照、瞿鸿机、沈葆桢、刘锦棠等晚清重臣家族。显然，聂家子孙所经历并发生的这一切，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凭借着曾纪芬的努力超越，她在聂家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使得两个望族的结合达到了最理想的结果。在八十岁时（1920）曾口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整理出版，在九十岁时（1930）挥毫写下“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十六个字赠人，这也可以说是她自己一生践行的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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