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罗宿藏书印：丰城熊氏旧补史堂所藏
【编者按】近代中国，门户渐开。欧风美雨，澎湃而来。藏书事业，得藉流通便捷，资讯发达，藏书大家，遂蔚然挺然，大有超迈前人之势。江右虽僻处内陆，而故家典籍，插架犹在；名家胜流，独擅缥缃。本刊自此期开始，陆续刊发南昌大学毛静先生介绍近代江西藏书家系列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毛静/文
近代藏书家熊罗宿藏书、写书、刻书，甚至开店从事图书经营（“贩书”）。他还是中国最早提出并创办公共图书馆的学者。
一、金匮沉沉夥大藏
熊罗宿生于同治五年（1866）四月七日，字浩基，号译元，丰城西庄（今河洲街道太阳庙村）人。他自幼天赋颖异，七岁入私塾发蒙，光绪三年（1877），投当地名儒何云樵、蒋薪舆先生门下读书。光绪十三年（1857），二十二岁熊罗宿考取丰城县学。
熊罗宿勤敏好学，博闻强记，此时熊即流露出对经史、版本目录和音韵学的浓厚兴趣，他认为，“读书当先知门径。识字义，谙目录，则知门径；通声韵，则识文字，二者读书之本也。”他正式的藏书活动，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按他自己的描述，每遇善本，必欲措款得之，哪怕衣食不继也不顾。本来藏书不是穷人的事业，但熊罗宿坚信贫者也有乐道的权利，于是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钱买书，每本书都得来不易，读来令人嗟叹。熊罗宿以是家境更为窘迫，箪瓢屡空，后来妻病子夭，与经济拮据不无关系。
熊罗宿藏书印：丰城旧补史堂藏书
壮年以后，熊罗宿来到省城南昌，先后入友教、豫章和经训三个书院肄业。特别是到注重经义和实用的经训书院后，他成为湖南经学名家、内阁中书皮锡瑞（鹿门）的入室弟子。
熊罗宿系统地学习版本目录学知识，则得益于丰城同乡先辈、经训书院“四子”之一的欧阳熙（阮斋）先生。欧阳氏“本西江名士，收藏甚富，见闻博洽”，熊罗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乡贤的悉心指导。后来熊罗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欧阳熙之孙、欧阳溥存之子常玺，也是因了这层师生情谊，当然这是后话。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乡试，熊罗宿以贡生的身份中式举人，与崇仁华焯，新建程学恂，南昌梅光羲、梅光远，吉水欧阳成，九江桂念祖同榜。次年翰林沈曾植来为南昌知府，听说熊罗宿学术深湛，便延请至幕中。熊知道沈曾植为一代通儒，而且喜欢藏书与校刻古籍，遂执弟子之礼，帮助沈氏校勘赏鉴之事，使熊罗宿接触到很多古籍善本的第一手资料。
清末对科举和教育进行改制以后，朝野掀起了新学思潮，并选送了大量学生放洋留学。署南昌知府徐嘉禾保送熊罗宿赴日本留学，直到宣统元年（1909）返国，此时沈曾植已任安徽提学使，召熊罗宿到提学使署中佐幕。二年（1910）熊罗宿赴北京参加举贡考试，被派分广东即用知县。考虑到从北京去广东路途辽远，即使去广东赴任也可能会分到偏僻州县，自己年纪不小，而两年前夫人陆氏病故，母亲又年迈，自己照顾不过来，便放弃了去广东赴任的打算。正好此时江西同乡九江刘廷琛在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任总监督（校长），便聘请熊罗宿去京师大学堂教历史，时间两年。在此期间，他还在北平开设“丰记书庄”，一面经营图书，“以书养书”，一面结交同道，搜罗珍籍。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熊罗宿才南归江西。
熊罗宿侨寓南昌。时逢故友、新昌（今宜丰）籍的前清监察御史，也是著名藏书家胡思敬，在东湖边将自己的藏书楼“问影楼”改成退庐图书馆，便请熊罗宿帮助建馆事宜。熊罗宿、胡思敬、魏元旷等这些前清遗老也藉此聚会。民国十二年（1923）冬熊正式在东湖边筑室藏书，插架达两万多卷。熊罗宿在此读书批史，影印古籍，弘扬国学。都昌诗人胡雪抱赠诗云：“金匮沉沉夥大藏，百城坐拥豫章王。红蟫洗嫩摊书手，自是嫏嬛却老方。”熊罗宿藏书楼先后叫“顾顾斋”和“旧补史堂”。前者是因为他特别膺服顾炎武、顾千里的学说，所以为自己书斋取名为“顾顾斋”；旧补史堂，则是因为在两宋之际丰城有位叫熊方的学者，撰成《补后汉书年表》一书进呈宋高宗，受到朝廷嘉奖。这段史实有据可查，而熊罗宿恰巧得到一部清刻本《补后汉书年表》四卷（今藏江西省图书馆），自谦从事的事业与责任又是“补史”，所以祖述先贤，用了“旧补史堂”这个书斋号。
熊罗宿听说上海刚从国外引进“写真制版”，也就是照相制版技术后，很快联想到用这一技术进行古籍影印，并为此筹集资金，远赴上海措办影印事宜，效果颇佳。但要大规模系统化地影印珍本古籍，凭借他现在这种窘境是不可能的。为此熊罗宿于民国十八年（1929）冬远赴辽宁，具体的动因可能是去进行商业活动，以期在经济上有所收益，回头贴补古籍影印事业。遗憾的是，此行无果而终，却耗尽了他极大的心血。熊罗宿黯然返回关内，并再度滞留北平，此时他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熊罗宿预感自己来日无多，他用最后的精力对《明堂图说》进行了最后的修订，并在北京印行。他感慨地说：“图成矣，吾死无恨矣！”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十二日，熊罗宿逝于北平丰城会馆，享年六十五岁，由弟子丰城涂闻政（后为南昌乡师校长）撰传行世。
熊罗宿藏明李廷谟《白云窗草》稿本
二、缥缃颁为天下公
一般人把熊罗宿视为近代私人藏书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具备公益意识的开明绅士，曾经在国内最早发起公共图书馆事业。
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图书馆兴起于上世纪初，如1904年杭州的古越藏书楼、1910年的武昌文华大学公书林等。但笔者通过研读史料，发现熊罗宿等人比上述图书馆更早地提出公共藏书楼理念，他在1897年提出创办公共藏书楼方案并加以付诸实施，它有专人管理，而且“任人披览”，具备向全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性质。这座国内已知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即南昌苍颉庙藏书楼（后移设中西实务学堂内）至今已有117年历史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6月20日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这个开设公共藏书楼的禀帖，呈帖人正是“经训书院高才生”熊罗宿。他首先说服了强学会的骨干，曾率领学生赴日留学的高安籍京官、刑部郎中邹凌瀚，请他首倡捐买中西书籍，在省城南昌的仓颉庙开设公共藏书楼。这个藏书楼属于公共性质，“多储中西有用图书，任人披览；并延精通英法文字者数人主讲席”。为了扩充藏书，熊罗宿上书布政使翁筱山、按察使张筱船，请求得到官方后续资金支持。他认为公共藏书的类别应该不仅限于传统古籍，而是中西并重。除了创立图书馆，他还提出创立一所“中西学堂”，选拔通晓中西文字的老师授课其中，请求官方对两个“当务之急”的大事进行捐助。这两个建议都充分表现了他的全球视野和科学眼光。
文尾《申报》馆加以按语，对熊罗宿的大胆建议深表赞赏，说“窃谓此事如果有成，江西风气渐开，多士学归有用，创立者功德讵可限量哉！”
熊罗宿辑刻朱印本明涂棐《韦庵奏疏》
三、红蟫洗嫩摊书手
熊罗宿藏书方面的主要功绩，不在于藏书的质量与数量，而在影印和校刻古籍方面，这也是他跻身有建树的藏书家行列的主要因素。他影印和刻印的古籍有内府钞本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岳刻《五经》、顾刻《元丰类稿》五十三卷、许刻《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李注《王荆公诗集》五十卷目录一卷、《王荆公诗笺注》五十卷、成注《伤寒论》四卷和袁仁林《虚字说》。校刻的古籍有江永《音学辨微》，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和《历代纪元编》。独立撰著有《明堂图说》二卷、《资治通鉴校字记》四卷。此外，他和很多藏书家一样，对乡邦文献的收藏和传播非常重视。依笔者目力所及者，熊罗宿校刊的乡贤著述有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朱善（丰城湖塘人）的《朱一斋先生文集》后卷六卷；又从曲江《涂氏族谱》中辑出明监察御史涂棐的《韦庵奏议》付刊。值得一提的是，为此书题写书名的正是退庐老人胡思敬；而省图所藏，则为熊氏所赠退庐旧物。
熊罗宿最重要的藏书，当属元刻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和四库馆臣邵晋涵批校进呈本《旧五代史》原稿。这两部书得之厂肆，系熊罗宿寓居长巷头条丰城会馆，时往琉璃厂巡书时所获。尤以《旧五代史》因为珍罕，此书甚至惊动了正在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张元济。只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两人没有合作成功。《古今掌故》记载此事原委说：
熊罗宿，字译元，南昌人。民初，穷居于前外陋巷之某会馆中。日必往琉璃厂翻书，久之，书贾及名流始知其精于版本之学。熊固寒士，竟得一宋刻《资治通鉴》及四库馆臣批校《旧五代史》辑本原稿，宝秘之，靳不示人。后因负债累累，值商务印书馆张菊生拟影印百衲本《廿四史》，而《旧五代史》自元、明已佚，遍觅不得。闻熊氏藏此善本，多方商借印，熊氏拟索巨金偿宿负，终以索价过高，张氏乃借南浔刘承幹刻嘉业堂印辑本影印行世。《百衲本》既风行海内外，故熊氏藏本再无人愿出高价矣。熊氏愤极，不得已乃借资将其书石印一百部，版式及诸臣粘签等，均加套印，一似《四库全书》批校本原书，除如百衲本附载一校字记外，又作一跋，暗示此本远胜于百衲本。熊氏后穷愁而死，所藏此书至今不知落何处。即其石印本亦成瑰宝矣，惟朱本《通鉴》传之其子，今归江西省立图书馆。
民国十年（1921）熊罗宿影印《旧五代史》，曾于卷首及书尾写有序跋各一篇，说明自己影印的目的，是因为此书元、明时期就已失传，所以才付诸影印，以广其传。乾隆年间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各条，并引用其他版本进行了校补和考订，注释考订部分粘有黄签，拟付誊写。但主持审详的总裁官看过这部底本后，感觉有很多“违碍字眼”，副总裁彭元瑞曾力争，不听。于是此书遭到大加改窜，牵合穿凿，“变乱原书，所在皆是”，从而导致以讹传讹，面目自非，后来以《四库全书》为底本的诸刻，都存在这个问题。熊藏此本“朱丝黄帙，字画谨严，粘签甲乙，燦焉具备，审是武英旧物”，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熊罗宿还例举此本与正式印行的库本相比较，并专门撰有校记四卷，更突出了此本之珍贵。
此书及元刻《资治通鉴》在熊氏物故后，其家售与月池熊季贞。新中国成立后熊夫人捐赠给省文管会，省图书馆用地方志向省文管会交换入藏此书。2009年，此书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1232号）；元刻本《资治通鉴》到熊季贞处后又转售给中正大学教务长胡光廷；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图书馆斥重金从胡家收购，2008年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0448号）。两部古籍于2008年和2010年分赴国家图书馆参加第一、第三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这也算是熊罗宿为江西藏书事业作出的一大贡献吧。
熊罗宿旧补史堂旧藏宋熊方著《补后汉书年表》
四、众书端为一书亡
熊罗宿一生贫困，却能聚书至两万卷，颇属不易。只是因为他醉心研究与藏书看似并无关系的明堂制度，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去研治，却最终妨碍了他取得更大的成就。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之《熊罗宿》诗就说：“毕生绝学考明堂，是否平方误立方。学就屠龙时已晚，众书端为一书亡。”说起具体的情节，伦明既为熊罗宿全力以赴想影印古籍嘉惠士林而感动，又为他不谙工艺、盲目上马和书生气十足导致事业失败而惋惜，颇有为后来者取为殷鉴的意思：
先生精鉴别，兼工心计，积书甚富。余所知卖出之值，已逾数万金。晚岁于故都设丰记书庄，又影印《旧五代史》、岳刻《五经》，俱获利。而败于《江氏音学十书》。盖印此书时，因图雇工购料之便，移家上海。又欲究求一更精更捷之新法，诸工人皆待先生指挥，而先生午夜读书，至翌日午始起床，工人上半日皆不事事。又以款不足，奔走筹措，常数月不归，数月中，工人俱无所事事。数年书未印成，又须退回购预约者之原值，所借款皆出重息，遂至破产。先生未设肆前二年，居故都研求，得一新法，系用影片粘钢版上，以某项药水浸之，取出如字刻木上。据云较石印工省，而先生是时境已大窘，不得一试。方研求之际，助之者有书庄伙计黄玉，玉能传其法，亦无有试之者。先生殁后，遗稿并仅存之书，归南昌图书馆，尚得值三千金。
熊罗宿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哲匠录》就熊的生平遭际评论说，“建筑工匠之命运亦与国休戚，若熊罗宿者，本为专家，却无奈经商破产，观其晚年参观北京故宫制度，于斗室中仍伸纸作绘，欲毕其说，亦可敬可怜矣。国家若知惜才，爱国学者岂会得此下场？”至今读来，为之唏嘘不已。
毛静 青年学者，《豫章》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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