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文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清代帝王都喜欢写诗，最有影响的还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三代皇帝持续统治时间长达134年，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三帝诗歌及其诗学观既是“康乾盛世”时代风云的形象反映，是清廷文治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帝王文化素养、审美趣味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观照，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清代康、雍、乾三帝与诗歌评议
郑欣淼
清代帝王都喜欢写诗。在紫禁城生活过的十位皇帝中，除了第一位入关的顺治帝仅有一组30首为母亲孝庄皇太后祝寿的《万寿诗》以及年幼的末代皇帝宣统外，其他八位都有诗文集传世：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诗文相当可观，嘉庆帝诗作达11760余首，道光帝超过2000首；尔后诸帝诗作不多，咸丰仍存370余首，同治330多首，光绪600来首[1]。
以帝王本人文学创作及其活动为中心的宫廷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帝王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文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有清一代的帝王诗歌，最有影响的当然还是康、雍、乾三帝。三代皇帝持续统治时间长达134年，清代从清兵入关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被推翻，总计为268年，而三帝就占了整整一半。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当然盛世局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三帝的诗歌及其诗学观既是“康乾盛世”时代风云的形象反映，是清廷文治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帝王文化素养、审美趣味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观照，自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2]。
一 康熙与诗歌
康熙（1654－1722）十四岁亲政后，先后定三藩，统一台湾，并粉碎了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抗击沙俄的侵略，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同时，他大力发展生产，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南书房为清代内廷机构之一，在紫禁城内月华门南，原为康熙帝读书处，候选翰林文人才品兼优者于此办事。这些人最初只是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因此也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与机务。他们的地位虽不显要但备受敬重。最早入值南书房的是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张英是桐城派的开创者之一。康雍乾时期，张英、张廷玉父子先后被皇帝倚重，均是一代名臣。张英主要辅佐康熙治《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经史之道；高士奇也是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修养的学者，他主要辅助康熙帝的诗文探求，以陶铸其文学素养。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南书房记注》载，从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到十九年三年多的时间里，高士奇精选了大量优秀古代诗文供康熙帝学习。诗歌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唐诗。如康熙十六年十二月间就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二日“上阅唐诗十首”，二十五日“上阅唐诗七首”，二十六日“上亲阅唐诗六首”，二十七日“上阅唐诗六首”，二十八日“上阅唐诗七首”等。康熙学得非常认真。如有一次康熙帝竟背诵唐人五言律诗67首，“姓名、诗题一字不遗”[3]。康熙从诗史的高度对唐诗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唐人诗，命意高远，用事清新，吟咏再三，意味不穷。近代人诗虽工，然英华外露，终乏唐人深厚雄浑之气”[4]。此外，他更将杜甫、李白定位为唐诗的两座丰碑，称：“杜诗对仗精严，李诗风致流丽，诚为唐诗绝调。”[5]作为帝王的角色定位，他特别推崇唐太宗，称：“前代帝王，惟唐太宗诗律高华，朕亦常于宫中即景命题，以涵泳性情（朱笔：但恐古人之意深远，未能即得）。”[6]且强调，“诗以吟咏性灵，如唐太宗诸篇，未有不以天下黎民为念者。因复诵其诗至三十三首，一字不遗”[7]。
康熙帝对我国的文学遗产，特别是诗歌传统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有独特的体会与思考。他曾说：“朕尝详览古人诗文，造语精微，才学兼到，阅之似易，效之甚难，故云读书万卷方能下笔。有神更须善运古人于笔底，化陈腐为清新，斯为尽善。”[8]又说：“诗文之道，以命意为上。意在笔先，然后发为文词，形诸歌咏，自能超出众人之表，令读者寻味无穷。所以古来名人著作，皆言近而旨远，千载而下，犹如见其心思，聆其謦咳。”[9]他认为熟读经史有益于诗赋创作：“吟诗作赋虽文人之事，然熟读经史，自然次第能之。”[10]这些观点虽无新奇之处，但作为帝王的深切体会，自有其意义。
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记载了一段皇帝的读书心得，康熙帝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11]可以说，高士奇是康熙诗文的引路人。
《南书房记注》还记载了对于康熙所作诗文，君臣共同探讨的一些情形。十七年，康熙帝先后把自己20多首新作让侍臣点评，还鼓励身边的文臣修改自己的诗作。如十七年八月，康熙命侍臣观御制诗集，并下旨说：“朕万几之暇，偶有吟咏，未能深造古人。因尔等在内编纂，屡次请观，故出以示尔等。中有宜改定处，明言之，毋隐。”[12]由于君臣名分的关系，臣子自然不会“明言”，但康熙皇帝这种开阔的胸怀，无疑给诗歌交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政事之暇，康熙帝还和侍臣频繁唱和，不仅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对翰林们也是一种鞭策。如康熙诗集中就收入写于康熙十七年的《夏日登景山同翰林张英、高士奇作》《下戒坛将至潭柘马上同高士奇联句二首》等。
“南书房”是康熙十六年（1677）开设的，现存康熙的诗歌，据《康熙诗词集注》[13]一书考订，十七年（1678）之前的作品不过区区4首，而写于康熙十七年的就有一百多首，占到其一生诗作的百分之九。这说明了康熙帝的创作热情和勤奋，也说明南书房在其诗歌学习道路上的重要作用。
康熙对自己的诗作也曾进行修改。康熙诗词主要有三种版本：一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20卷《御制诗集》的内府刻本，二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汇集20卷《御制诗集》及第三集8卷《御制诗集》的内府刻本，三是雍正十一年（1733）《御制文集》的内府刻本。依据内蒙古师范大学王志明先生研究：“文集本与其他两种版本相对照，在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所作的792首诗词中，词句不同者有80余处；在四十二年至五十四年所作的249首诗词中，词句不同者竟有260余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编《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一辑中，记载了遵照康熙谕旨，在四十三年《御制诗集》刊印中多次“刊正”“修补”“抽换成书”的情况；甚至在康熙已肯定改后的样本“甚好”，且已印刷五百部进呈后，康熙仍对《自江宁至京口》一诗加以修改，“诗中‘艘’字，今改‘艗’字”。并于“艘”字旁批一小字“平”，“艗”字旁批一小字“仄”[14]。
他继承儒家传统诗论，重视诗歌的教化功用。康熙帝标举“诗言志，歌永言”[15]，同时又认为诗以“吟咏情性”[16]，“诗者心之声也，原于性而发于情，触于境而宣于言。⋯⋯故曰感天地而动鬼神，莫善乎诗”[17]。这里，他将“志”“情”并举，说明在康熙的思维里，两者应是统一的，都是对诗歌本质的认识[18]。
他重视诗教的作用。“诗之为教也，所从来远矣。⋯⋯思夫伯鱼过庭之训，小子何莫学夫诗之教，则凡有志于学者，岂可不以学诗为要乎？”[19]康熙的一系列诗论，始终贯穿着“温柔敦厚”这根诗教主线，以期发挥诗歌“正人心”、“厚风俗”的现实作用。
他提倡清雅醇厚。康熙帝在《训饬士子文》中明确提出，“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20]；后又览《皇清文颖》一书收录大学士陈廷敬所作各体诗，称其“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特赋诗表彰[21]。“醇雅”的文章观与“清雅醇厚”的诗歌观体现了康熙完整的文学观。
康熙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与一般帝王诗作迥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诗歌极少描写宫苑、朝廷之间的琐细事件，而是紧密接触社会现实，全方位地反映他在重大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或者是他个人感情的真诚抒发，不作无病呻吟之唱，更无浮靡轻艳之作。这与他奉为楷模的唐太宗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唐太宗的100多首诗作中，以宫中咏物和出游为内容的约占半数。隋唐时期书法家、诗人、政治家虞世南对唐太宗喜作宫体诗颇不以为然，进行过劝谏[22]。康熙诗的这一特色，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良好素养的体现，为后代诗歌爱好者所注重。
康熙诗写得最有影响的是他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讨噶尔丹、抗击沙俄侵略期间等所写的反映征战的军事篇什，如《收复岳州作》《滇平》《瀚海》《夜至三鼓坐待议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赐奉命大将军杰淑二首》《中秋日闻海上捷音》《赐宁古塔将军巴海诗》《入喜峰口》《山海关》等，这些作品抒怀言志，体现了作者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割据、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熔铸了作者亲临战阵、身处边塞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充溢着金戈铁马之声，气格雄浑壮美。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作诗约90首。例如，他作于三十五年（1696）第二次亲征时的《瀚海》一诗，为人称道不已，诗曰：“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驱驰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清代著名诗人、诗词理论家、文坛领袖王士禛认为，康熙征伐噶尔丹所写的《瀚海》等诗篇，“气象高浑”，胜过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的诗作[23]。这话虽然包含有臣子对当朝皇帝的溢美在内，但“气象高浑”，却非常准确地道出了康熙征噶尔丹诗的特点，并非虚誉。
关心民生、关心农事、关心民瘼的“勤民”题材，在康熙诗中占有一半的比例。正如他在《春雪》中写的，“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君”。康熙帝写了大量祈求丰穰、勤恤民隐的诗篇，他一生经常出巡，江南塞北，近畿远徼，省方问俗，察吏安民，多以“勤民”为务。例如治理淮黄、视察永定、奖励垦殖时，就有不少的“勤民”之作。即使在他“六下江南”时，虽然写了很多流连风景的诗篇，但“勤民”之什亦不在少数。
康熙在《御定历代诗余选序》中认为，词虽“风华典丽”，然亦可“归于正”，与诗有同样的“扬厉功德，铺陈政事”的功用。他从帝王的角度，对以缠绵悱恻为特点的词的文学艺术功用有所轻视，但仍肯定了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康熙帝同时大胆尝试，有12首词作存世。三十九年（1700）出巡塞外之时，四十六岁的皇帝填了第一首词，题为《柳梢青·咏岭外金莲盛放可爱》。词的上阕以轻灵散淡之笔，描绘了岭外金莲盛放的可爱，下阕刻画了词人身居岭外“悠雅处”的“清闲”心境。除过康熙帝，清代帝王填过词的还有咸丰，不过他只写了两首[24]。
康熙的诗词，直抒胸臆，真率自然，洋溢着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清初大词人纳兰性德的词以“真”取胜，王国维曾这样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25]用来评价康熙，也是合适的。康熙诗作的不足，主要是往往注重伦理教化，一些作品说教味较重，削弱了其艺术性，也有不少粗糙浅陋之作。正如他晚年的自我评价：“小诗自觉乏文丽，可尽衷肠对士民。”[26]
出于对诗词的热爱，康熙还亲自组织近臣编选了《四朝诗选》《咏物诗选》《历代题画诗类》《历代诗余选》等诗词总集。以朝廷之物力，以内府所藏之文献为基础，较之私人纂辑，显然在完整性等多个方面均高出一筹。他还亲自为这些书作序，虽有教化、导引之嫌，但也体现了一代帝王对文学创作的认同。尤其是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编纂的《钦定词谱》《钦定曲谱》《佩文韵府》都具有经典性意义，特别是《佩文韵府》，这是一部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的著名类书。
二 雍正与诗歌
雍正（1678－1735）名胤禛，康熙第四子，是满人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勇于革新、勤于理政，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雍正在位13年，是“康乾盛世”的重要中间环节。雍正素性刻薄，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
从尚用观点出发，雍正帝不喜欢大量写诗，也自认为不善于写诗。他在《雍邸诗集》序中说：“朕素不娴声律，每于随从塞北，扈跸江南，偶遇皇考命题属赋，勉强应制，一博天颜欢笑，初不计字句工拙。至于宴赏登临，触物寓感，有会而作，因诗纪事，借以陶写性情而已，岂曰与文人墨客较论短长耶？”等到登上帝位，“向之优游恬适，今则易而为惕励忧勤，花朝月夕之吟，皆成祈寒暑雨之思矣”。
他告诉人们，写诗的目的是陶冶性情，是优游恬适之人才干的事情，一旦手中有宏图大业，写诗就不应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就不该“与文人墨客较论短长”。怎能想象一个朝乾夕惕的帝王还能整天风花雪月？在雍正帝执政的13年里，他只写了160首诗，每年还不到13首。
不喜欢大量写诗并不表示不重视诗歌的作用。作为帝王的主要事功就是政治统治，雍正帝从帝王、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所倡导进行的诗歌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实用目的。雍正帝认为，诗歌只是一种工具，所以他不提倡臣子吟诗作赋，风花雪月之辞，很少让他们做应制诗文。但是，在他登基以后所作诗集《四宜堂集》中的第一篇《苫次苦哀》，他却曾要求“翰林诸臣”依他的原韵“呈送朕览”。这是首七言古风，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康熙皇帝丧中，他刚继位当了皇帝。苫，旧时居丧睡的草席。苫次，就是指居亲丧的地方。“慕思君父泪千行，四十余年顾复长”；“海水可枯石可化，终天仰恋谁能忘”，等等。如他所说，“此篇乃中心迫切不能自禁之词”，思亲之情恳切动人。要“翰林诸臣”来和，既宣示他的孝心，显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意义。
在雍正四年（1726）的钱名世“名教罪人”案中，雍正命令臣子写诗集中批判钱名世，把诗歌作为斗争的利器，也是雍正帝空前绝后的创造。钱名世，康熙年进士，翰林院侍讲，参加过《佩文韵府》等书修订，曾赠诗年羹尧，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年羹尧遭到雍正打击制裁，牵连了钱名世。雍正认为钱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诛”，革职发回原籍，亲自书写了“名教罪人”四字，还要做成匾额，悬挂在罪人的宅子里，让人天天观瞻。又命在京举人、进士出身官员385人“咸为歌诗，以攻其恶”。这些诗歌被辑录成《名教罪人》一书[28]。雍正的上谕说，之所以没有处死钱名世，是因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而“益其辱”的方法，就是书匾额和群官做诗编纂《名教罪人》，也就是由诛身转为“诛心”。雍正很认真地审阅这些作品。詹事府詹事陈万策以钱名世的名与字（钱字亮工）分别与戴名世和周亮工相同，作诗云：“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雍正认为此诗利用名字的巧合，属对工整，称赞为好诗。侍读吴孝登因诗作得不好被革职，发配到宁古塔为奴。两位侍读学士与一位翰林的诗作被斥为“谬误舛错”“文理不通”，均被革职，发回原籍[29]。
围绕钱名世的这场诗歌批判，说明雍正虽然自己不大喜欢作诗，但十分重视诗歌的力量，在政统需要的时候，他会以诗文的形式及时地激励或是有力地进行打击，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这是一种极端尚用的诗歌观。当然，这不仅是对钱名世的“诛心”，同时也对作诗的文臣乃至读诗的士人都带来巨大的震慑。
雍正诗风的总体特征是闲适清雅。《雍邸诗集》序第一句即称：“朕昔在雍邸，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据他解释，所谓“闲”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境之所处闲”，“位列亲藩，寝门定省之余，无他事事”；二是指“情之所寄闲”，宣称自己“赋性不乐浮华”，既不求富贵，也不烦贫贱，只期望能够“消融机巧，遂觉随处乐天”。雍正帝说，这一“闲人”，他做了四十余年。对此，他在《御制〈悦心集〉序》中再次强调：“朕平生淡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随境养和。前居藩邸时，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
清史界普遍认为，雍正帝反复强调自己的“闲”，实际并非如此。他在未继位之前，费尽心机争夺储位，其实心不闲，境也不闲。这确是事实。康熙帝曾仿汉族王朝之制，册立皇后所生嫡子胤礽为皇太子，但是胤礽不争气，胡作非为，两立两废，争夺储位的局面十分复杂。雍亲王胤禛极力塑造“富贵闲人”形象，韬光养晦，并讨好康熙帝，增强父子感情，终于得登大宝。“闲”是雍正的政治策略，是自我保护的手段。
另一方面，这种“闲”，我们也无妨看作是雍正克服自己“喜怒不定”性情的一种努力。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册封十八岁以上的六位皇子为郡王、贝勒，时已二十岁的胤禛被封为贝勒而非亲王。康熙说“四阿哥为人轻率”，将来看其奋勉情形再为加恩[30]。胤禛深知，喜怒不定是为人品德的重大缺陷，这是贵人所不允许有的毛病。他决心改正，把“戒急用忍”四个字置于居室，以便朝夕观览，谨言慎行。他在储位斗争时，编辑《悦心集》，研究佛学，就是动心忍性的表现。过了整整十年，胤禛央求皇父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时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帝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下令“此语不必记载”[31]！第二年，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康熙帝回顾往事，说皇四子少年时好犯“喜怒不定”的毛病，朕用“戒急用忍”教导他[32]。这些应是雍正闲适清雅诗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雍正的抒情诗，或吟咏四时风物，或读书赏画，或出游交友，或寻仙访道，不带有明确历史背景和政治色彩，总数超过200多首，占有很大分量。这些诗，在题目上就可看出来，如《春日泛舟》《立夏》《立秋日怡情亭》《冬日早朝》，反映的是四季景物；《书斋坐雨》，与雨有关；《元夕》《元旦》《七夕》，与节庆有关；咏月的更多，如《山月》《池月》《楼月》《船月》等；咏植物，最多的是梅、竹、松、荷。此外还有题画诗，写读书的诗歌等。这些都描绘了作者观景、读书、赏画、交游等一幅幅闲适生活的图景，也展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人生的独特感悟。
胤禛诗歌艺术自成一家，用词讲究，有声有色，富于优美的意境和柔和温婉的浪漫气息。如《夜坐》：“独坐幽园里，窗开竹影斜。稀闻更转漏，但听野鸣蛙。活活泉流玉，溶溶月照沙。悠然怡静境，把卷待烹茶。”有的诗富于哲理，有的甚或以禅入诗，但语意明白晓畅，毫无扞格之感，富有感染力。如“识得如如妙中妙，尘尘刹刹任悠悠”[33]；“一息不停新绿水，四时相对旧青山”[34]等。而他的“斜倚筠笼睡起时，丹唇皓齿瘦腰肢。毕竟痴情消不去，缃编欲展又凝思”[35]所展现的香艳纤秾风格，完全可以侧之于《花间集》《玉台新咏》。但这是康熙、乾隆坚决反对的吟咏对象。
雍正注重炼字，多有巧对。如“浪暖鱼吹沫，泥香燕作窠”[36]；“村畔砧声听渐暝，林端蝉翼噪逾幽”[37]；“溪风吹缓带，夜色逼吟肩”[38]；“酒幔篱边飏，渔舟苇畔歌”[39]。还有迭字的运用，如“远村烟淡淡，野老意悠悠”[40]；“萋萋芳草春将去，冉冉韶光酒莫空”[41]；“寂寂荒村临水际，翩翩飞鸟向云边”[42]；“处处相酬三角黍，家家笑馈五时花”[43]等，对仗工巧自然，且朗朗上口，十分传神。
雍正诗集中除过反映闲适的作品外，与康熙有关的诗有着特殊的意义。雍正在为皇子期间，曾30多次随从康熙帝出巡、避暑、打猎、祭祀。他也写作了大量随驾纪行的诗歌，如《大猎》《秋狝扈驾》《热河园中避暑》《瞻仰盛京宫阙》《谒福陵》《渡扬子江》《阅永定河应制》《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运河舟中二首》等。这些诗的主题，主要是歌颂升平之世，歌颂康熙的文治武功，歌颂父爱皇恩。对雍正来说，随驾的经历以及这些诗作都有重要意义，这使得他能参与军国大事，了解民情，接受康熙的教诲与熏陶，为以后执政积累经验。在他做皇帝的13年间，再没有过南巡、北狩以及东巡、西巡。而雍正诸多的应制诗，可以看作是在父皇逼迫下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使不爱写诗的雍正提高了诗歌的写作能力，陶冶了文学素养。
康熙对雍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治国理政的一些基本理念，这在诗歌中也有反映。例如，勤政恤民，尤为关心农事生产。康熙曾命宫廷画家焦秉贞绘制反映水稻耕种的“耕图”与丝麻纺织生产过程的“织图”各23幅，每幅亲题诗1首，共46首，并有长序。雍正也写过《耕图二十三首》《织图二十三首》，分别对耕、织过程及多种农具形象地进行了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生产过程比较熟悉，表现了奖励耕织、惜民爱物的思想，与康熙的思想一脉相承。又如，反对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康熙朝就曾向西北准噶尔部蒙古用兵，但并未征服。雍正继位七年以后，又开始用兵西北，但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直到乾隆时方彻底平定西北边疆。西北用兵是清朝的大事，康熙、雍正、乾隆都有诗纪之。雍正曾写过不少征讨准噶尔的诗，如《己酉夏南甸大阅》两首是雍正命将西征誓师时写的，还有“国家为准噶尔跳梁，不得已有用兵之举。自己酉以来，将帅士伍枕戈负盾，野宿风餐，三载于兹矣，朕每一廑念，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因避居便殿，停御晏会，日与廷臣筹计军需，惟冀上苍默佑师旅早旋，论功颁赏，朕怀始释。爰作截句四首以见意”等。
三 乾隆与诗歌
乾隆（1711－1799）是清代第四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以及最长寿的皇帝，他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活了八十九岁。他是一位雄图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乾隆多次用兵统一疆土，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出现，对于中国疆域版图的最后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熙、雍正是盛世的上升阶段，而乾隆则是盛世的高峰和终结。乾隆帝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相当重视文化事业。
乾隆有《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馀集，现存诗歌总数为43630首。乾隆又有《御制文》初集、二集、三集、馀集，共著文1041篇，有论、说、序、记、跋、杂著、表、颂、赞、箴、铭、赋等10多个门类。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乾隆御稿》约45000页，为乾隆帝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嘉庆三年（1798）长达76年间诗文创作的手稿（大部分为诗稿，小部分是文稿）与词臣的清抄稿。
《御选唐宋诗醇》选本，体现了乾隆帝以唐诗为尊、以杜甫为尊的观点。有评论认为，经过顺、康、雍三朝帝王的励精图治，乾隆时清朝步入了全盛时期。昌明盛世，客观上需要雍容典雅、格高调响的盛世宏音来宣扬文治武功。
乾隆朝发生了一件在清朝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大事，即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代会试开始加试五言八韵律诗。随后一系列科举考试中均增加了诗歌的内容。我国科举考律诗，主要在唐宋，元明两代则不考，清代也是建国一百多年后才加考的。中国科举在长达470多年间不考律诗。因此这一政策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文人的普遍欢迎。如名士袁枚就曾作《香亭自徐州还白下将归乡试作诗送之》诗，送弟回浙应乡试，中有“圣主崇诗教，秋闱六韵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风华”之句。随后一系列科举考试中均增加了诗歌的内容。乾隆进行的这一重大变革，使试律诗在唐宋之后再次成为国家储才、选才及用人行政的重要标准，对清代中后期的士林风气影响深远。这反映了乾隆对诗歌重要性的认识。
写诗也是乾隆的一种娱乐方式：“然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45]乾隆帝这样明确地表达他的诗歌创作宗旨：“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46]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他所经历过的军国大事，一定要以诗的形式记下来；二是即使是寻常题咏，他也会小中见大，因文见道；三是以杜甫为榜样，“诗以纪史”，让自己的诗歌成为诗史，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从乾隆元年开始，乾隆每12年编一本诗集，在位60年，共编得五集。他总结诗歌内容：“凡坛庙祭祀，用人行政，省方问俗，关心暘雨，廑念农桑，并几暇辨订经史子集，阐发儒先奥义，或游览所至，或一名一物，抚笺染翰。”乾隆特别强调，这些作品“皆有为”，并在“为”字后专门注了“去声”两个字[47]。说明这些诗都是有所为、有缘故、有意义的，绝非无病呻吟之作。乾隆退位后直至去世的三年，又写了750首，也是“皆有为”的作品，收入五集之外的《御制诗馀集》。
1796年，八十五岁的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儿子嘉庆，实现了他在“御极六十年”退位的诺言。他说，他不做皇帝了，“应娱老罢咏”，因还要“训政”的缘故，“不敢自耽逸豫，每关几务之大及课量晴雨，涉笔成吟，犹不能自已也”，“而例成之作，可以大简于昔矣”[48]。他是正月初一退位，至正月十九，共写了47首诗，他算了一下，这比上年同期已少了15首。为什么写得少？不是作者身体问题，也不是时间安排问题，更不是创作热情问题，唯一原因是作者认为他不当国了，“例成之作”可以不写了[49]。话虽如此，但该写的还是写，例如“津阁年年率有诗，今来归政合停词”，这不又写了一首《题文津阁》吗？
从乾隆的叙说中可以看到，他写诗有明确的目的，也是有计划的，许多是“例成之作”，必须写，这是他作为皇帝的责任。诗意不是第一位的，他已十分得心应手：“我闻古人语，诗以道性情，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50]激励他的是留下“诗史”，榜样是杜甫：“五集诗成四万多，每惭杜老有前哦。”[51]他始终充满着写诗的激情。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一，八十九岁的乾隆写了七律《己未元旦》，初二写了五律《望捷》，初三去世，走完了他将政治家品格与文人气息相结合的一生。《望捷》是他的绝笔诗，附有200多字的注，说白莲教蔓延是官员轻忽的结果，殷切期望平乱能“计日蒇功”，捷报快传。作品虽已毫无诗意，但他这种着眼于国家治乱以及一息尚存、吟诗不止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乾隆这些诗的纪实价值，不仅是诗歌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关于诗的序和所加的注。打开他的诗篇，几乎每一首都有注释，常常是几行诗歌正文，两边几乎都是密密麻麻的注释小字。乾隆注释的特点，是一般都会把某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些被历史学者公认为是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前辈学者章乃炜等先生依据大量历史档案原件及宫廷秘籍编成《清宫述闻》，孟森先生为之作序并给予极高评价。乾隆的诗注或跋作为第一手材料在本书中占有相当分量。如在述及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四年清宫的维修工程时，就引用了乾隆《冬令还宫》《戊子春仲经筵》《题静怡轩》三首诗的注。
乾隆如此倾心诗歌，引起一些议论。乾隆十年（1745），江西道御史李慎修劝谏乾隆帝勿以诗为能，恐“摛翰”有妨政治。乾隆召见了他，问：“是何渺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李慎修回答：“臣面陋而心善。”乾隆为之大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李慎修奏对，勿以诗为能，甚韪其言，而结习未忘焉。因题以志吾过》。乾隆认为李是直言，说得对，这是“吾过”，但强调自己“结习未忘”，等于说已不可改了。
这种非议显然一直萦绕在乾隆心头。对这种传统观点，他其实是相当不认同的。在他八十八岁时，通过对自己作诗历程的回顾，他针对大量写诗有妨政治之说进行了驳正。他说：“予初非以韵语一事与文人学士絜量多寡也。夫诗以言志，言为心声，非仅章绘句如词人东涂西抹之为。且为人君者，若专以吟咏为能，亦即溺情之一端，自古有戒，予曷肯出此？实因予临御六十余年，中间大功屡集，鸿仪叠举，兼以予关心民事，课雨量晴，占年省岁，数十年如一日。而阅事既多，析理尤审，即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非率而操觚者。此乃质言，非虚语也。”[52]他治理的国家已到盛世之巅，国家发生过这么多大事喜事，他怎么能不歌之咏之？因此他钟情于诗当然不是“过”了，而他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并自信可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比肩：“白傅陆监较过彼，李狂杜苦亦殊其。”他认为他的这些被目为“意溺诗”的诗歌经得起后人论说的：“谩使人评意溺诗。”[53]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写作传统。他执政25年，写诗超过万首，是紫禁城写诗最多的第二人。他的诗也以纪事为主，但附注几乎看不到了。
值得关注的是，乾隆还写有大量文物鉴赏的诗。这个量是很大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了一本石光明选编的《新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收有乾隆题咏绘画、玉器、陶瓷、漆器、石砚的诗6000余首，其中绘画类4800余首，玉器类700余首，陶瓷类200余首，漆器类60余首，古砚类200余首。其实乾隆有关工艺类的诗还不少，例如玉扳指，他就写过近50首。这些诗占到乾隆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以上，反映了乾隆的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
乾隆书画鉴赏诗最多。题画诗更能体现乾隆的文人心态，或描述画面，或借题发挥，由此及彼，启人思考。如《题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图》：“飞觞醉月共游盘，银烛烧阑兴未阑。漫惜光阴如过客，于今已作画图看。”借图中情景抒发自己对光阴如梭的感受。这幅画为明代仇英所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乾隆看的是原迹，身边又有一批饱学之士的交流，这些题画诗就保存了大量与原作有关的资料，尤其是诗中的小注及诗后的跋语，更具资料性、知识性，给研究者不少启发和提示。
乾隆在书画鉴赏中，也时有不寻常之举。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乾隆在题宋人李迪的《鸡雏待饲图》时，因念荆州方遭水灾，饥民望赈，正如鸡雏的待饲，于是“摹画泐石，遍赐诸行省为民父母之官”。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又将王榖祥《春雏得饲图》题句刻石分赐官员。他在《春雏得饲图》题诗的跋中说：“政在养民，诚当保赤。良有司俾各发天良，与我共治也。”《鸡雏待饲图》是南宋画家李迪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图中绘两只雏鸡，一卧一立，描绘传神，将雏鸡嗷嗷待哺的情态表现得真切感人。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春雏得饲图》为明画家王榖祥绘制，描绘雏鸟被母鸟喂食的情景，笔墨刻画细腻到位，将禽鸟间的母子情展示得淋漓尽致。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乾隆的咏瓷诗运用于瓷面上，则促进了中国瓷艺的发展。康熙、雍正时期，御制诗在瓷器上虽亦时有所见，但数量上并不多。乾隆时一改古瓷题于底部的做法，而大量地运用于瓷面，并以配画诗的形式出现，诗意亦由咏叹之美而转为对画面的感悟和释义，从而使瓷艺风格发生重大转变。乾隆御制诗瓷器不仅促使书法装饰瓷器更为流行，还使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国画形式几乎成为一种定例。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乾隆御题的瓷器有199件。
吟咏玉器的诗文更多，刻有御制诗的玉器，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有收藏。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桐荫仕女图”山子，就是俏色玉中的佼佼者。器底阴刻了乾隆的“御题诗”和“御识文”，高度赞扬了慧眼识良材的玉工，体现了他赏玉的独特眼光。
乾隆诗歌艺术也颇有特色。他的许多诗形象生动，写景更尽其似，状人栩栩如生。如《帝京岁暮八咏拟乐府并序》，简直就是一组风俗画，将腊八粥、祭灶、立天灯、贴门神等风俗习惯写得绘声绘色。他的怀人诗、悼亡诗为人称道。他在诗中出色地使用迭字和对仗，增添了诗的语言美。
若论不足之处，乾隆诗以文为诗的习气太重，将散文的章法、布局引入诗歌，大量使用虚词，使许多作品神气索然，为人诟病。
乾隆很多诗作缺乏新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同类作品太多。每逢节庆大典或重要活动，他都要“依例”作诗。同一处建筑，同一个活动，我们惊异于乾隆能不断地、反复地吟诗。例如文华殿的主敬殿为经筵之所，《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室》中收录了乾隆五年至五十年与此有关的诗25首。编纂者又作了说明：“臣等谨案：节年恭逢经筵，俱有御制诗，谨绎有关纪述事实者恭载卷内，余不备录。”就是说，他写的经筵诗远不止这些。这样写诗，难免公式化，很难写出新意。又由于产量太高，每天数首，当然来不及推敲，有些作品就显得粗糙。
赵翼这样记述乾隆写诗与身边文臣的关系：“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值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汪由敦）、刘文正（刘统勋）所书，其后刘文定（刘纶）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于敏中）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作者特加注：“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54]
可见，汪由敦、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等人经常为乾隆代笔，或草拟文章呈由乾隆删改，或记录乾隆的只言片语，补充润色再记录于诗集。虽如此，但这些诗作皆为乾隆之属意。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约45000页《乾隆御稿》，应是当年的“诗片”，每年写的整理为一小叠，用一手指头宽的纸条束起来。乾隆的多是朱笔书写，也有墨笔。笔者看过《乾隆御稿》一小部分，其诗稿多有修改之处。
乾隆赋诗好与词臣商榷。他曾以《觉生寺大钟歌》示沈德潜，其中有句是“道衍俨拜荣将命”，沈德潜校进时，改“荣将”为“荣国”。乾隆说，你改为“荣国”，是因道衍（明永乐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曾封荣国公；我这里的“荣将”，则是黄帝时的铸钟人，字没有误。“古书读不尽，有我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要他“尽心校阅，不必依违”[55]。又每出诗稿，令儒臣注释。《塞上雨猎》诗中用了“著製”二字，众皆莫晓。乾隆笑着说：“卿等尚未尽读《左传》耶？”他用的是齐陈成子帅师救郑篇的“衣製杖戈”，注曰：“製，雨衣也。”[56]
乾隆还让沈德潜为他整理诗稿[57]。乾隆四十三年发生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连累到被乾隆称为“天子门生兼故人”的沈德潜。沈已死去九年，仍被追夺阶衔谥典（文悫），撤出贤良祠内牌位，扑毁所赐祭葬碑文。有论者认为乾隆如此对待沈德潜，是因为沈曾为乾隆捉刀或受委托对乾隆诗集有所删润，乾隆发现这些作品竟又收入沈的诗集[58]。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乾隆并不讳言词臣的协助，他的诗歌的总体水平和风格也是比较稳定的。乾隆如此惩处沈德潜，完全是基于维护皇权的政治原则性。
四 康、雍、乾三帝与文人学士
康、雍、乾时代极为重视文治，非常关注文风建设，帝王常通过训饬与御选总集的方式来引导文坛创作方向；又通过各种文艺政策、文学活动以及与文人的交往来左右文人心态，影响当时文坛的走向。
突出的表现，就是三帝身边都聚集了一批当时声望极高的文人学士。康熙朝有张英、高士奇、王士禛、姜宸英、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尤侗、查慎行等。纳兰性德那首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就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扈从康熙出关告谒先祖行程中所作。雍正朝最受重用的是张廷玉，雍正多次赐给张廷玉匾额题词和对联。历事康雍乾三朝，或事康雍二朝的，有蒋廷锡、方苞、朱轼、张廷璐等。乾隆朝著名文人学士更多。乾隆晚年作了不少怀旧诗，其中有《五词臣》诗五首，讲述了他与梁诗正、张照、汪由敦、钱陈群、沈德潜五位汉族文人官员的特殊友谊。康、雍、乾三帝还经常通过赐诗的方式，加强与词臣的联系。康熙诗集中明确标为赐诗的即有60首，雍正赐赠诗有34首，乾隆的则更多了，仅赐、和沈德潜的就有数十首。康熙、乾隆常与文臣唱和。应制诗、恭纪诗是文臣的经常性任务。康熙朝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中，“纪恩”“恭和”等应制之作约近千首，几占全部诗的五分之一。他的一位弟子升任翰林后，他即有诗曰：“未妨小变平生格，从此须工应制诗。”[59]
清代宫廷文学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形式是君臣联欢的宴饮赋诗。
赐宴与联句相当于一般文人雅集，文人雅士大多借宴会之际切磋诗艺，交流感情。自康熙朝始，欢宴联句就成为君臣诗文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载：“康熙间，赐宴臣工，或于乾清宫，或于瀛台，恩礼稠叠，不可殚述。若内直诸臣，扈从宴游，诸家纪载尤夥。”[60]乾隆亦好此举，几乎每年都举办联句活动。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因云南底定，“三藩”乱平，康熙欣然举宴庆贺。与宴之日几乎囊括了所有能诗会文的朝臣。关于此宴的目的，康熙是这么说的：“宜共成篇什，以绍《雅》《颂》之音。朕发端首倡，效‘柏梁体’，班联递赓，用昭升平盛事，冀垂不朽云。”
内阁大学士等93员集于太和殿下。康熙首唱“丽日和风被万方”，内阁大学士勒德洪、明珠都说不通汉文，康熙便为二人代咏“舞云烂漫弥紫阊”“一堂喜起歌明良”，且戏曰：“二卿当各釂一觞，以酬朕劳？”二臣果然捧觞叩谢[61]。此次联句，辑有《升平嘉宴同群臣赋诗用柏梁体并序》，收入康熙诗作中。过了十天，康熙不仅让诸臣恭阅御制升平嘉宴诗序，而且亲书诗序，同时命沈荃书诗，将其勒石，“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中”。后来更将这“柏梁体诗”制成诗册，赐与宴诸臣每人一册。可见康熙对这一次宴会的重视。
而康、乾两朝宫中的四次千叟宴，又是古往今来规模最大的宫廷文学活动。第一次千叟宴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畅春园举行，参加者4240人，年龄皆在六十五岁以上，故名千叟宴。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第二次千叟宴上，康熙帝分两次，赐宴年65岁以上的文武大臣以及致仕退斥人员共1020人。期间，康熙帝席上赋七律一首，诸大臣和者13人，其他千余人各赋七绝一首，后编成《御定千叟宴诗》4卷，共1030首。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和风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伏而读之，如华鲸奏威，凤仪铿震，耀八音会而五色彰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治世之音安以乐，具见于斯，允宜袭琅函而贮石渠矣。”[62]乾隆五十年（1785），千叟宴第三次举行，参加人数超过了3000人。乾隆帝席上御制七律一首，赞与乃祖康熙同举盛事：“祖孙两举千叟宴，史册饶他莫并肩！”大臣酬和者23人。乾隆帝又与群臣赋柏梁体联句诗一百韵，其他与宴者皆自由赋诗一首或数首。后编成《钦定千叟宴诗》36卷，共3429首。第四次千叟宴在嘉庆元年（1796），坐上宴席与列名邀赏者总计8000人以上。太上皇乾隆帝依康熙帝当年的千叟宴诗原韵赋诗，新登基的嘉庆帝率诸大臣恭和，与宴者也各有诗。这次未汇编成册，否则其部头当远在前两部《千叟宴诗》之上。嘉庆以后，因清廷财政困窘、国力衰竭，千叟宴不再举办。
雍正四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雍正帝召集皇子、诸王、大学士、学士及翰詹科道等官员能诗者94人，在乾清宫共赋柏梁体诗。雍正先自赋诗一句“天清地宁四序成”，然后王公大臣们纷纷赋诗联句，无非都是“赓歌拜手颂升平”“仁风四洽天宇清”之类歌功颂德之句。雍正对作诗本不太热心，为什么这一次兴致如此之高呢？我们从他的《九日宴群臣拟柏梁体诗》序言可知，这次的重阳节诗会主要是为了效法其父康熙皇帝，模仿古代帝王君臣赴会，上下同心，为营造盛世氛围而举办的庆典。此时，君臣赋诗的形式对雍正的统治是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后将柏梁体诗200册赏赐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等官。
著名的重华宫茶宴联句也是清代宫中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乾隆年间，常于正月初择吉日在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参加者起初人数不定，多为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等，每次由皇帝选定。开始时只12人，后增至28人。大体是皇帝出题并先出御制句定韵，然后群臣依韵恭和，均仿每句用韵的“柏梁体”，内容皆颂扬盛世之吉语。起初还要求当场写出，后来人数渐多。不会作诗的人也命参加，只好由内廷词臣事先预备好发给大家，到时填个姓名即可。当时视为韵事，并列为典礼之一。乾隆时共举行44次，嘉庆时举行10余次，道光时还举行过1次，以后就停止了。重华宫茶宴之“茶”，不用一般茶树之叶，而用松实、梅花、佛手烹茶，故名三清。此宴亦从来不赐馔、不赐酒，而以果类为席。宴毕，每人所特用之瓷杯亦赐，间或赐石砚、画卷等物。
围绕着皇帝的这些人、这些活动，织成了一个影响天下、带动士林的网络，共同推进着大清帝国“文治”政策的实施。
附记：本文为作者2019年6月21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诗词班”讲座的整理稿。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张 露）
[1]从康熙至同治七位清代帝王的诗文集，清内府俱曾刊印过，惟光绪的未刊印。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收录清诸帝的诗文集，包括光绪的《清德宗御制诗文》。
[2]本文所引康、雍、乾三帝诗文，除另有说明外，俱引自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收录的《清世祖圣祖御制诗文》（6册）、《清世宗御制文》及《清高宗御制诗》（16册）、《清高宗御制文》（2册）、《清高宗乐善堂全集》。
[3]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 ·七月十八日》，《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4]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 ·二月十九日》，《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5]王澈整理：《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书房记注 ·十二月十七日》，《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
[6]上揭王澈整理《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书房记注 ·十二月二十日》，《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
[7]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 ·六月初三日》，《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8]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 ·八月二十日》，《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9]《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七《康熙暇格物编·诗文以命意为上》。
[10]（清）胤禛辑：《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
[11]（清）高土奇：《蓬山密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8册第271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12]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 ·八月十八日》，《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清圣祖实录》卷七六，“康熙十七年八月丙戌”，亦有康熙这段话记载，但删去“未能深造古人”6个字。
[13]王志民、王则远校注：《康熙诗词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王志民：《谈康熙对其诗词的修改——兼谈康熙诗词各种版本》，《语文学刊》1993年第2期。
[15]《乐府说》，《清圣祖御制文第二集》卷三〇。
[16]（清）胤禛辑：《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
[17]《诗说》。
[18]黄建军：《康熙与清初文坛》页215，中华书局，2011年。
[19]前揭（清）胤禛辑《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20]《清圣祖实录》卷二〇八，康熙四十一年五月。
[21]《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清圣祖御制诗》第三集卷三。
[22]（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第一卷《太宗》：“帝（唐太宗）尝作宫体诗，使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
[23]（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御笔类·十四》：“上亲征额鲁特，御制前后出塞诗，气象高浑，非贞观、开元所及。”又见王士祯《居易录》卷三一。
[24]徐世昌著、傅卜棠编校：《晚晴簃诗话（上）》，卷三，页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王国维：《人间词话·五二》。《王国维全集》第一卷页528－529，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26]《忆陕西二首》其二。《清圣祖御制文第四集》卷三六。
[2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集部四十三·总集五。
[28]（清）胤禛：《名教罪人》，清雍正间刊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64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29]史松：《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页18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30]《康熙起居注》，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丁丑。
[31]《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七十一月戊子。
[32]《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八三月辛巳。
[33]《偶成二首》其一。
[34]《初夏西苑游瞩》。
[35]《美人展书图二首》其一。
[36]《初夏至玉泉山》。
[37]《临流》。
[38]《月下闲步》。
[39]《运河舟中二首》其一。
[40]《运河舟中二首》其二。
[41]《月夜对落花有感》。
[42]《早行》。
[43]《午日》。
[44]《沈德潜归愚集》序，《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一一。
[45]《御制初集诗小序》，《清高宗御制诗初集》。
[46]《惠山园八景·寻诗径》诗中注，《清高宗御制诗馀集》卷一。
[47]《观历年诗集即事》，《清高宗御制诗馀集》卷一。
[48]《观历年诗集即事》，《清高宗御制诗馀集》卷一。
[49]《惠山园八景·寻诗径》诗中注，《清高宗御制诗馀集》卷一。
[50]《遣兴》，《清高宗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二〇。
[51]《观历年诗集即事》，《清高宗御制诗馀集》卷一。
[52]《鉴始斋题句》附识，《御制诗馀集》卷一九。
[53]《鉴始斋题句》，《御制诗馀集》卷一九。
[54]（清）赵翼：《檐曝杂记·圣学二》页7、8，中华书局，1982年。
[55]（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八《诗人遭际以沈归愚为最隆》页459，中华书局，1984年。
[56]前揭（清）赵翼：《檐曝杂记·圣学二》。
[57]（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一八：乾隆十四年（1749），沈德潜又一次乞归，命原品休致，校御制诗稿，校毕起行。沈德潜受命，尽心校勘。诗稿进呈后，乾隆欣然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
[58]如“野史谓德潜以诗学致卿贰，告归时，弘历以己所著诗集，委之改订，颇多删润。德潜死，调其诗集进呈，则平时为之点窜及捉刀之作，咸录焉。弘历大恚，始有革爵撤祀之令。”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页27，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
[59]（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一八之《秋鸣集》。
[60]（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五，页196，中华书局，2005年。
[61]（清）毛奇龄：《西河合集·诗话》，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五）康熙朝卷》页2462，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6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〇，《集部四十三·总集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