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
■ 在交响曲逐渐式微的20世纪，朱老大大拓展了这一西方体裁的表现力并延续了它的命脉，可谓独树一帜。在一代代中国作曲家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表现中国之时，朱老的作品成为后辈学习、研究的楷模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于前日以95岁高龄仙逝。尽管已封笔近十年，主要作品更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上演也不算频繁，但音乐界、文化界依然深感震惊和悲痛，因此前视他为一个永恒而无形的精神支柱。正如好友君石先生两年前撰文所说：拥有朱践耳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两天来，专家、乐迷、同行均已写下诸多文字论述朱老的伟大，而我依然感到难以下笔。朱老历经磨难却不失率真，他的孤独、谦和与坚定，他对“交响梦”矢志不渝的追寻和求索，他作品的精、气、神和技法方面的完善，都让晚辈如我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仍愿细细品味。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觉得他和我们同在的原因：他写完并出版了他所有想写的作品，还留下了一部 《创作回忆录》，可以说完成了毕生的功业，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体会却仿佛才刚刚开始。
从1940年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到2008年的 《丝路梦寻》，朱老的创作生涯长达近70年，在不同时期均有佳作问世：少时卧病所作的艺术歌曲，其旋律之优美、气质之文雅不逊于同时代学院派作曲家黄自及其弟子的同类作品；之后，不仅 《唱支山歌给党听》 等群众歌曲家喻户晓，《节日序曲》 《欢欣的日子》 等管弦乐作品也深受欢迎；1980年代起，又以11部交响曲为代表的管弦乐作品将西方先锋技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民间与传统文化、文人风骨、知识分子的关怀融于一炉，开创出一片天地。这些管弦乐是朱老创作成就的核心，作品既具备交响乐所要求的严整、宏大与包容，又深刻地表现出属于中国的内容和气质。在交响乐逐渐式微的20世纪，朱老大大拓展了这一西方体裁的表现力并延续了它的命脉，可谓独树一帜；可惜由于传播不力，他的作品在世界乐坛上知者不多。在一代代中国作曲家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表现中国之时，朱老的作品早已成为后辈学习、研究的楷模。
以上叙述，在音乐界已是共识。然而，仅在音乐范畴内讨论朱老的成就是否已经足够？ 或者说，朱老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对音乐外的事务又有何启示？
朱老后期的交响乐创作，最为业内称道的是他以花甲之龄敢为人先，不拘一格地运用当时少有人涉足的西方先锋作曲技法，甚至令以“新潮”闻名的后辈都自叹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同行劝他不要“走上歪路”，以免“晚节不保”，但这些“先锋”的作品却始终深受乐迷喜爱。显然，他用这些技法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乐思，在作品中让人听到了他对历史的严肃思考(如第一、第二、第九交响曲)，对民俗在交响乐体裁中的成功嫁接（如第三、第六交响曲和《灯会》《纳西一奇》《黔岭素描》)，对人民的礼赞（如第五交响曲)，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音乐表达（如第四交响曲) 以及对自我的剖析和述志(第八、第十交响曲)。
让朱老的音乐表达成功凌越于技法之上的，是贯穿他一生的“求真”精神以及对这种精神的严格实践。朱老的民俗作品之所以能够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是因为他驻扎采风、体验生活长达数月之久。他对历史的思考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真正知识分子式的写作，是因为他走访过各行各业的人群。他能把传统的哲学理念与西方的音乐形式和写作技法结合得浑然天成，不至流于表面，无需“标签化”的诠释，背后是透彻的研究和感悟。甚至他对自己性格、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剖析，对“假大空”的憎恶，亦“求真”到严苛。
上海音乐学院的孙国忠教授说：“朱先生的音乐不仅真切地表达了一个作曲家的内心之声，而且形象地展现出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景象与社会脉动。”只有了解到朱老“求真”的艰辛，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如何把孙教授所说的“内心”“历史景象”和“社会脉动”化作几乎有洁癖的作品逻辑和手稿的。
对于身处现代中国而希望向全世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这恐怕才是朱践耳先生留下的最大启示，而他的作品也应该是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在精神、技术和成效三个方面的榜样。
朱践耳先生的去世，并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应该且一定会继续与我们同在。
(作者为乐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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