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从隋朝因吏治腐败而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刻体会到吏治廉明对于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用人方面是非常注意的，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他希望手下的人都做到清明廉洁，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皇帝带头之外，没有一套严密的廉政监察制度来保证是不行的。从贞观初年起，唐太宗就“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他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祜的建议，将殿中侍御史由4人增至6人。监察御史由8人增至1O人。因此御史台在“贞观之治”期间，比较出色地履行了“弹纠不法”的主要职责。唐太宗嫌这样还不够，他觉得皇帝决定的事情也不一定正确，因而提出了纳谏的主张，鼓励手下人敢于犯颜直谏，不管皇帝高兴不高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应当讲出来，坚持意见。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做是很难的。魏征是百官中第一个敢于犯颜直涑的大臣，常常由于据理力争，引起唐太宗的恼怒，甚至差一点被杀头。尽管如此，魏征还是进谏不已，纠正了唐太宗趋于腐败的许多过失。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依魏征遗言，“以布车载柩而葬”。太宗登长安禁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他思念魏征不已，乃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比较虚心纳谏，并重视发挥监察官的作用，因此当时监察官不畏强权·奋起肃贪弹奸成风。贞观初年，高季辅为监察御史，“多行弹纠，不避权要”。权万纪任治书侍御史时，以公事奏劾魏征、文彦博，太宗认为不避豪贵，“甚礼之”。又曾弹劾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琏选内外官不公平，太宗认为权万纪“不阿贵近”，再次给予重赏。
为了防止朝政腐败，唐太宗在中国谏诤史上第一个明确创立了谏官监督决策的制度。魏征生前。太宗曾向他：“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若君主“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由于魏征愿为良臣，不为忠臣，故敢于对朝廷得失直言不讳。太宗对宰相说：“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曾经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又“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这就是说，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以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这不但对于谏官履行职责有利，更可以避免朝廷在决策上的失误。因此唐太宗的这一规定，在秦汉以来谏诤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太宗对自己规定：凡“有上书益于政事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正由于太宗遵行此规，“故外事必闻，刑戳几措，礼义大行”。他还经常对臣下说，隋朝群臣“唯取决收成，虽有愆违，莫敢谏诤，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还说：“朕常恐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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