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不好听一点，天下大多数的文人，或者大多数准备做文人者，其文章或多或少是从古人、死人、名人、别人那里牵取腾挪，本来所谓人脑也好、电脑也罢，都是有输入存储和输出提取的特性，但凡一个成名的作者，其早期作品也多少会有模仿和因袭的影子。再从中国文字语言的特点上来讲，中国的语言常用字不过数千，常用词汇我不太清楚，估计亦不过数万，即便如西方一些语言词汇量浩如烟海，常用词汇至多也不过上万，所以语句词汇的重复甚至撞车在所难免。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起来，天下文章一大抄，此言诚然！
不过如何能抄得有创造性，如何能抄出一点名堂，用我今天发明的话来讲，就是抄袭与抄创的差别（确是我现时想出，如有撞车纯属英雄所见）。抄袭很容易界定，现如今不少本科及硕士论文，我看都逃不脱抄袭二字。而要辨别是否抄创就不太容易了，在我看来，我们国家自先秦以下，凡成名写手，十之八九也都是抄创好手。抄创的分野在此试举一例说明——伟大领袖诗词有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从宋人石曼卿“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这一句化来，而石则又是抄创于唐人李贺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好诗，就可以被这样成功地经过两次转手，二番抄创，然而后二者可以自开生面，各有己意，当然算不得抄袭，而是抄创。
抄一句句子古人美其名曰袭句，这算是抄创，同样抄一篇也有抄创的。汉时杨雄善于抄创，仿过《易经》《论语》和司马相如；唐人李商隐做诗要在案头准备好大量“备抄”之书；近人周作人亦常径直拿古人文句铺设成章；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曹禺先生的《雷雨》，细究之下也都有俄罗斯前辈作家作品的影子。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贯穿了大半个中国文学史。
上面这些是抄得好的。那么同样也有抄的不好的，其一便是死抄，有的抄手好逸恶劳，白手起家，别人现成的整段整句原样搬来，毫不咀嚼，这样等于连学习领会的成本都不愿付出，迹近偷盗，为人所不齿。
其二也是死抄。抄的毫无水准，去菁存芜，点金成铁，把人家好好的文字白白糟蹋了。比方伟大领抽写“春风杨柳万千条”，那是巧妙化用古人“一树春风千万枝”，若换了特别不会抄的，才情想象力皆无，死抄成“一树柳条千万枝”，则不但未得原句神髓，反惹暴殄天物之嫌了。
其三还是死抄，所抄的范围太过狭窄，全因抄手胸中文章寥寥，不敷搜罗，于是便死叮一处，死咬一篇，所悟所言亦不超过这一处一篇的血肉与灵魂，这样得抄手除了有偷盗之嫌，还一定是一个懒汉。还抄鲁迅先生的话劝勉这样的抄手：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非常有限枯燥。
其四又是死抄，这一类抄手大概属于极度虚心的，只要是见到有文章，立即仰之弥高，也不管人家的文章是否锦绣珠玑，是否有抄的价值，统统抓进篮里便是菜，照猫画虎，结果三流的文章抄成了不入流，得不偿失。
初学写作者，为练笔计，多要经历模仿的过程，即便是死背死抄，有益无害。古人为何在蒙学阶段有《佩文韵府》、《龙文鞭影》之类？不就是供写作者抄仿借鉴词藻和文句之用？不过万事有度，如果从始至终，写了好几年了还老是一门心思死抄做文屠，并且拿抄作为自己进身之计的话，到头来长进甚微不说，还没准会弄巧成拙，死抄反把自己抄死。
死抄的人毕竟不多。很多抄者是介于抄创于死抄之间。本来著书长恨古人多是凡人之常情，文章乃天下之公，世上有文章便有抄文章。在很多人还未能上升到抄创层次的情况下，如何对待这样的抄文，便有厚道与峻急两道，近日论坛争端，也多围绕此二道展开。今天有空，便顺便来谈谈这两种态度。
如今这两个词以前者为流行，不厚道往往招人讥讽，太峻急则鲜有同人。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不太注重个人权利，不太讲究法制，而看重的是宽仁情分，鄙视的是刻薄寡恩，象古时候的海瑞刚峻朴直，人号“刚峰”，尽管确实执法如山，刚正不阿，为人却不招旁人喜欢。对待抄深恶痛绝的人在古代还不多见，也许由于古时候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大多数古人对待抄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传统文人金圣叹便是如此，他曾大方地宣称抄书并无不可，理由是可令世上多一文人少一盗匪，居然能将抄上升到积功德的地步，真厚道之极也。
其实这也提醒了我们，对待抄的态度还是要看站在哪一块地皮上，若著文为的是娱己娱人，为了抒发情趣，传道于天下，那么是不很介意文章如何被抄，此所谓让善，当然前提是抄者也够厚道，有起码的德性，目的正当；而如果要向现代文明看齐，维护个人权利，反对不当得利，文章关乎个人利害，抄者又不够厚道，据为己有，此所谓掠美，那么当然不能对其听之任之，要坚决反对这种行为。古人也是这样辩证地看待抄的，并不是一味姑息——比如像考场抄袭之类，一样严惩。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