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四年三月）

周恩来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象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

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

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

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

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

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

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的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对“八七”会议的总结

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

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

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

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

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

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五、秋收起义

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

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拚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六、广州起义

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

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这是周恩来1944年3月3日到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第三部分，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