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宿松县汇口开始，至和县乌江，八百里皖江滚滚东流，奔腾不息。八百里皖江有1/5的流域在枞阳县境内。枞阳，由此得地利之便，得风气之先，得哺育之厚，从而形成了悠久灿烂的地方特色文化。在深远的皖江文化长河中，枞阳人更是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文化景观。
人文蔚起，气节之乡
明代以前，枞阳这方土地上文化较为贫瘠，名人很少，这也就是姚鼐说的“郁千馀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史上，皖江地区的外来人口内迁有两个高峰，一是唐宋时期，二是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寻求新的生息之地，生活在徽州、江西等地的名门望族向北迁移，纷纷落户皖江地区。这些簪缨世家的后裔，在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位思想巨人，他就是朱子学说的创始人朱熹。这些新移民们的到来，让昔日平静的枞阳乡土上响起了琅琅书声。外来文化在融入本土之后，催生了新的生命力。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这些新移民在枞阳扎下根来，凭借着自己的文化成就，形成了诸多显赫的文化世家。
明清两代，枞阳(含桐城)共有进士286人，举人793人，贡生509人，中榜人数在国内其他县域少见。其进士和举人之多，皆比同属安庆府的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望江等5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以上。万历一朝48年间，中榜的枞阳籍学子总人数达31人，知名的主要有吴用先、吴应琦、吴应宾、左光斗、何如宠、阮大铖、方孔炤、阮自华、阮以鼎等。明清时期，枞阳学子在科考中连连折桂，创下罕见的佳绩。如青山何氏家族一门七进士，其中何如申、何如宠兄弟同科中榜，阮鹗家族的阮自华阮以鼎父子亦同科中榜，方氏家族出现了“一门五理学、三代六中书”，等等。
枞阳之所以被称为“气节之乡”，就是因为枞阳人自古崇尚气节。除了文化的影响之外，这与枞阳县盛行的东乡武术的侠义精神也不无关系。枞阳这一水土之上，大至显赫的大学士、六部尚书、封疆大吏，小至普通县令，走出的能臣干吏多不胜数。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爱国爱民，立德立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坚贞朗洁的气节，政迹显著，口碑载道，留下了无数佳话。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算具有“铁骨御史”称号的左光斗。这个称号来源于史可法之语：“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阉党把持朝政，东林名臣左光斗疏列魏忠贤32条当斩之罪。天启五年(1625年)，左光斗于狱中被摧残致死，年仅51岁。
一代宗师方以智
在枞阳县浮山风景区内的白沙岭中，长眠着一位大师，他就是17世纪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墓碑上，一副对联“博学清操垂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简明又准确地概括了方以智一生的成就与品格。
方以智出生于仕宦之家，22岁即著书立说。他曾“接武东林”、“主盟复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他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方以智是方氏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方以智对西方自然科学亦深为关注，并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将西学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加以会通。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方科学具备了一种中国传统学术中最为缺乏的东西——实证精神。他主张向西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光扬祖国的传统科学文化。方以智重视探索自然奥秘的实学思想和实学活动，改变了中国学问一向重人伦而轻自然的致知传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显示了中国学术发展到明末清初已有从人文类型向科学类型转变的历史征兆。方以智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文化由理学向实学转变的道路。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之多、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文学史所罕见。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发扬者刘大櫆，集大成者是姚鼐。因此，三人有“桐城三祖”之称。
方苞(1668—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祖籍今枞阳县义津镇方皋庄。在游学京师时，他的文章得到大学士李光地的赏识。李光地称赞方苞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康、雍、乾三朝，方苞一直是官修重要文献的主要承担者。方苞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他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的文论，都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形成了主盟清代文坛持续繁荣两百余年的桐城派。
刘大櫆(1698—1780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桐城派三祖之中，若从个性的洒脱方面来说，非刘大櫆莫属。刘师培说，桐城古文家，“惟海峰稍有思想”。与方苞、姚鼐不同，刘大櫆在天道、理学、伦理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他接受了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敢于一针见血地说出真相。
姚鼐(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枞阳县钱桥镇麻溪人，因其书斋名为“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在桐城派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姚鼐被公认为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至姚鼐时，桐城文派始正式形成，并进入鼎盛时期。
姚鼐在继承戴名世“道、法、辞”兼备说，方苞“义法”说和刘大櫆“神气、音节、字句”说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学理论，并以自己的创作进行实践。他提出“以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侧为文之至”的文学观念。这种观点不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也不再单纯强调文以载道，而是强调文学是“道”与“艺”的有机融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通。更为可贵的是，姚鼐所说的“道”，并不限于孔孟和程朱之道，更重要的是指天下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姚鼐的文学理念有着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姚鼐还提出了“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的统一，还有他那著名的阳刚、阴柔的文学风格论。
戏曲之源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给高宗弘历祝寿，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由于徽戏曲调优美，剧本通俗易懂，舞台演出新颖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北京观众的空前欢迎。乾隆年间，活跃于北京剧坛的四大徽班分别是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徽班进京，直接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剧种——京剧。
“安庆色艺最优”(《扬州画舫录》)，安庆人高朗亭、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楼等艺人把京剧艺术锤炼成了国粹。而追溯皖江戏剧发展的源头，不能不提到两位枞阳籍士子，他们就是阮自华及其侄孙阮大铖。
阮自华，今枞阳县藕山镇人。他狂放不拘，不守礼法，有“风流太守”之称。阮自华组建了皖江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戏班——阮氏家班。
在安徽戏曲发展史上，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年份。这一年，阮自华自福州辞官归里，在天台里的阮家大院，创办了家庭戏班，以昆曲声伎自娱。阮自华按照家班演出的需要，对老宅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这样，作为皖江戏曲艺术源头的“阮氏家班”就有了正式的演出场地。阮自华的风流个性和对戏曲艺术的痴迷对阮大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阮大铖在南京组建的阮氏家班代表了当时昆剧创作和演出的最高水平，他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等大量剧本，很快唱红江南。特别是《燕子笺》，几乎无班不演。
阮自华在安庆创办家班时，培养了不少了安庆本地的戏曲人才。安庆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戏曲之乡，艺人辈出，走出了高朗亭、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楼、郝天秀等戏曲大家。而枞阳人阮自华和阮大铖两人，可以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皖江戏曲文化的奠基人，为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勉成国器
“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脱如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勉成国器”。这是近代教育家吴汝纶在兴办桐城中学时为学校题写的门联。在吴汝纶的影响下，自近代至当代，枞阳出现了一批像李光炯、光明甫、朱光潜、方东美、慈云桂等教育家和学者，他们在教育、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建树不凡。
吴汝纶出生于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幼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汝纶在家乡桐城创办桐城学堂，后改名为桐城中学。他既是桐城派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让他在桐城派这个作家团队中，更显得见识深远。
朱光潜，枞阳县麒麟镇人。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精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方东美，枞阳县杨湾人，他一生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为学术主旨，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并力图贯穿古今，统摄诸家之学。他深入中西哲学堂奥，融汇百家，又最终回归中国文化本位，创造出一个富有特色的哲学体系。方东美以生命为中心建构的本体哲学架构，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相融性，使他成为世界级现代新儒学的杰出代表。
当代科技领域里，枞阳人也写下了自己的传奇。慈云桂成为“中国计算机之父”，汪旭光号称“炸药大王”，疏松桂点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倪皖荪从事低温声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王奎仁发现了“张衡矿”，陶善昌研制了国际首创闪电探测定位系统，他们的科研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
千百年来，生活在枞阳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行走中洞察，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考。他们求真务实、通变创新、开放兼容、忧国爱民，彰显着枞阳集体文化人格的魅力；他们就像流经这片土地的长江一样，浩远激荡，进取不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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