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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是古代笔记的繁盛期。两宋笔记，无论是数量、质量和种类，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尤有可贵的是，两宋笔记的史料价值是颇高的。
据相关研究统计，在所有笔记中，历史琐闻类笔记占比近八成，其中，记录时事和野史的笔记，占四成以上，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提供了相当多宝贵史料。来听听孔网书友南面书城（店铺主页：南面书城）来讲讲这背后的原因。
从大的方面说：
一是两宋经济社会繁荣，带来文化繁盛，为大量笔记产生提供了土壤；
二是宋代汲取了宋祖赵匡胤武将夺权、黄袍加身的经验教训，担心当朝武将再次夺权，采取了“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国策，压制武将，以文驭武。同时，大兴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文职官员。这样，文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为笔记等文化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是北宋在“崇文抑武”政策下，思想文化相对开放，文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没有“文字狱”之类的严酷环境，笔记之类文体得以大量产生、流行，不受严格限制；
四是两宋有重视史学的良好传统，史学发达，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过：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史学发达，笔记繁盛，一些有史料价值的笔记自然增多，这些笔记的史料价值有时比正史还高。
具体来说，还有如下因素：
一、记录国史的良好传统，保留了大量五代史料。
宋代之前，是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些小国寿命短，影响有限，正常情况下，随着国灭，有些史实也烟消云散了。但是，我国古来就有“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这样的修史思想，北宋初期，史家发扬了这一思想，把一些五代史料完好地保存下来。
北宋官方由薛居正修《五代史》，但陶岳等人认为缺失太多，私下撰写《五代史补》；郑文宝创作《南唐近事》，记录南唐相关史料；景焕创作《野人闲话》，记录后蜀史料。
《野人闲话》的记录，还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史实：宋太宗为了训导官员，提出官员从政理念，颁行全国，称为“十六字”“方针”：即“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个宋代皇帝引以为豪的“十六字”，竟是抄袭的！人家后蜀国君王孟昶，早就颁布了《颁令箴》，宋太宗只是抄袭了其中两句而已。
若不是《野人闲话》这类看似可有可无的笔记，这些历史真相恐早被淹没了。
二、针对皇帝篡改国史的情况，文人有意创作笔记，保留真实历史。
宋代皇帝虽重视修史，但也开了篡改国史的坏头。唐以前，皇帝是不能看国史的，宋代皇帝则堂而皇之要监修国史，必须经过皇帝把关，这样一些宫庭秘闻、见不得人的历史事实，根本不会写入国史，有些事实，也己修改得面目全非了。
欧阳靖撰写《圣宋掇遗》，记录了一些罕见宫庭秘闻；鲜于卓撰写了《传信录》，记录党争史实；丁特起撰写《靖康纪闻》，记录北宋灭国之家仇国耻；南宋陈骙撰写《政途杂抄录》，记录了南宋时宫庭阴谋。
三、撰写野史笔记，作为党争的手段。
宋代党争盛行，新党、旧党之争，搅动了朝野上下，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众官员不得不选边站队。有些聪明的官员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有意把当政时的一些史实、言行记录下来，作为日后对薄公堂、互相攻击的证据，有的作为修改国史的依据。这样一方登台，就要修改对方写的国史，这些野史笔记，反倒成了重要史料。
如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曾布《曾子宣日录》、欧阳修《归田录》等等。
像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本来就是为修史准备的材料。
四、一些官员，身为史官，在写好正史的同时，业余时间干了不少“私活儿”，写下大量笔记；还有一些官员回家后，将朝庭见闻记录下来，成为重要史料。
如归降宋朝的吴越王钱俶，其儿子钱惟演在宋朝为官，写下《日记》。此类参政笔记甚多，知名的有王曾《王文正笔录》、文彦博《文潞公私记》、司马光《温公手录》、吕公著《吕申公掌记》等。
五、一些官员出访邻邦，随笔做行程记录或日记，成了宝贵史料。
著名的有洪皓《松漠纪闻》、王曾《契丹志》、王安石《王文公送伴录》、范成大《揽辔录》等。
六、一些志怪、传奇，也有史料价值。
志怪故事类笔记，以宣扬神怪、荒诞不经著称，然而到了宋代，理性思想达，新儒学出现，对这些“怪力乱神”相对抵制，这类笔记大大减少，还不足十分之一。
但这少量志怪故事，也跟前朝大有不同。据专家考证：一些志怪故事，如徐弦《稽神录》，洪迈《夷坚志》等，看似荒诞的人和事，是依史事为基础的，部分内容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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