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7月，商务印书馆厂房失火重建。在建之际，与日本著名出版企业金港堂的合作机遇来临。
这一次帮助商务印书馆牵线的，是刚刚入股商务的股东印有模。
印有模入股商务后，仍在纱厂做老板，经营日本布匹，利润较可观。印有模在与日本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和日本三井洋行的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关系密切，并与山本合资开办了两座较大规模的纺纱织布厂。这位山本条太郎，是日本金港堂书店老板原亮三郎的三女婿。关于金港堂方面与商务的接触，通行的说法是，1903年，山本条太郎受其岳父原亮三郎委托，在上海寻找出版方面的合作伙伴。山本条太郎找到印有模，印有模已是商务股东，理所当然首先推荐商务印书馆。
印有模
金港堂由岐阜人原亮三郎1875年在日本横滨弁天通创办，创办第二年迁至桥本市，以出版和销售小学教科书和教具为主。由于原亮三郎等人的战略定位准确，经营得法，广开门路，企业迅速取得成功。至1877年（明治十年）末，已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一流教科书出版公司和销售商。1884年前后,金港堂的发展更上一层楼，特别是在教科书出版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力，无人匹敌，成为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
金港堂出版的书籍
然而好景不长。1886年时，日本开始实施小学教科书检查制度，规定凡是未经过文部省检查通过的教科书，一律不允许各府县学校采购使用。这样一来，集中在东京的许多较大规模的教科书出版公司，开始了异常残酷的激烈竞争。由此导致为让教材检查通过和府县学校采购使用的贿赂行为屡屡发生，金港堂作为最大规模的教科书出版公司，在教科书贿赂行为中难以独善其身，这几乎给金港堂带来灭顶之灾。
商务版国文教科书
金港堂1892年成为股份公司，原亮三郎作为创始人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1900年，原亮的长子原亮一郎接任社长一职。一郎接任后不久，1902年12月17日，日本爆发“教科书丑闻”。这次事件爆发后，共有152人被起诉，被告中有出版商、学监和日本文部省参考书审查官以及文学界有声望的人物。这些人被控收受贿赂、偏袒出版商等罪名。审判一直持续到1904年6月才告一段落，计有116人被判刑，引发日本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金港堂管理层为了摆脱教科书贿赂案造成的巨大困境，特别是为金港堂公司中被卷入贿赂案牵连受审的当事人找到新的出路，大约在1903年间由原亮三郎决定在上海寻找合适的合作人进行投资。
在金港堂急切寻求合作伙伴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正处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时期。
1902年7月，商务印书馆在北京路的厂房失火，损失不小。侥幸的是，夏瑞芳有先见之明，事先购买了保险，火灾后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不致陷入灭顶之灾。夏瑞芳用这笔补偿款在福建路的海宁路购买地块，筹建新的印刷工厂，又将发行所搬到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的运营得以继续。但是经此火灾再重建，所需资金量大，要想有所作为，图谋更大的发展，必须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特别自1902年开始，夏瑞芳采纳蔡元培的建议，决定编撰出版教科书，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在设备和印刷技术方面，虽然经过努力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在新技术的采用和革新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企业，当时只能做铅印，铜锌版还不能做。高凤池后来谈及与日本人合资的原因时说：“本馆虽说是粗具规模，但是本馆所有印刷工具能力，只有凸版，相差很远，万难与日人对敌竞争。权益轻重只有暂时利用合作的方法，慢慢的再求本身发展，可以独立。”
从另一个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在人才、印刷技术和质量、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已具备很多其他印刷企业没有的优势，这也是日本金港堂能与商务达成合作的最具说服力的筹码。
1903年的金港堂，正是在日本国内无法立足需要向外寻求生存机遇的关键时期，中国市场则是首选。商务有很好的基础，对金港堂来说有特别的吸引力，籍由商务在上海开展他们熟悉的业务，比自己另起炉灶要简单省事，也更有把握。而且金港堂有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更不乏专门人才，这些方面的水准比之商务更胜一筹，能够相互借力，正是互惠合作的关键前提。
当时曾长期在上海天安堂担任牧师的张孝基，在回忆这段合作历史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当时北京路商务印书馆被焚，即领到保险费12万两银子。于是利用此款即在海宁路造屋建厂，营业逐渐发达，以致资金运转不灵。其时适有日本人拟在上海开设印书房，往访美华书馆费启鸿研究，经费启鸿告诉日人：'30万两银子在上海开印刷厂，开不大的，不如投资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更好。’”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华书馆负责人费启鸿先生的态度，鲍咸昌、高凤池等人本为费启鸿的学生和徒弟，费对他们辞职自己创办印刷企业不但没有反对，还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日本金港堂诸人来华投资出版印刷业，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又会多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是费启鸿很智慧地向金港堂负责人提出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建议，对促成日资加入商务应有促进作用。这样的结果，既化解了一个竞争对手，又帮助了商务，可谓一举两得。
夏瑞芳从印有模处及时获知日本金港堂欲在上海寻求合作伙伴时，非常积极主动地推进合作进程。夏瑞芳之所以如此积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那就是以合作的方式来消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因为夏瑞芳在请到张元济加盟之后，雄心勃勃，欲大展身手，特别是在教科书编撰出版上大力投入。此时金港堂携资金、技术和人才诸多优势出现在上海滩，他们在教科书领域是行家里手，如果自立门户，坐大之后肯定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设若与其他机构合作，更能借助本土企业之优势对商务形成巨大威胁。这些不利因素，都可因为商务与金港堂的合资而消除。
1903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初一），双方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开始合作经营。
此次合资金港堂的投资人共出资10万元，商务将已有资产作价5万元，另筹资5万元，成立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20万元。
由高凤池提到的合作事实来看，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作，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商业合作。更进一步分析，双方出资额相当，日方投资人在商务的权利并不彰显，或者说很少干预经营层面的事务，这又给商务领导层极大的经营自由度和发挥空间。可以说中日合资后的商务印书馆，其经营和管理仍是由原来的商务领导层主导，经理层和中层管理者都未发生任何改变。不少学者称之为“主权在我的合作”，是属实的。
公司由中方主导，还体现在公司的名称上。樽本照雄先生认为，双方对等出资，而企业名称没有金港堂的任何印记，是原亮三郎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一般来说若是双方平等的合资，一定要把公司的名称改变一下。比方说'商务金港印书馆’或者加上另一个新的名称。但商务印书馆一直保持原来的名称，这好像不是合资经营。商务印书馆一次也没有登过广告说明跟金港堂合资的事实。”
虽然企业经营由中方主导，但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对于日方股东和董事都非常尊重，特别在经营管理上，会考虑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的看法，因为他们有掌管现代大型企业的经验，夏瑞芳和张元济遇到重大事项，常征求他们的意见。
从1903年10月到1914年1月，双方合作长达10余年时间，商务的营业额和利润翻了几十倍，中日双方从未发生因为权力和利益分配不均的分歧，这说明双方的合作是极为成功的。
作为总经理的夏瑞芳，煞费苦心请来张元济做编译所所长，解决了出版资源和编辑人才的大问题；推动与金港堂的合作，则让商务印书馆的资金、技术、设备、企业性质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两大战略举措，是夏瑞芳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和总经理，为商务开拓百年基业所奠定的两大基石。有此基础，后续的发展和腾飞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和依托，水到而渠成。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出版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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