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业的鼻祖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到乔治·索罗斯，再到许多其他不那么出名但在这个领域同样有影响力的人物，从1987年的股市暴跌，到网络泡沫，再到抵押贷款证券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对冲基金参透了市场的玄机，不断赚取巨额财富。它们的创新改变了世界，孕育了特殊金融工具的新市场，改写了资本主义的规则。
为了打造矿业城市诺里尔斯克，斯大林借助于奴役。他的秘密警察捏造罪名拘留了数百名工程师，将他们送到北极的西伯利亚，那里没有树木，没有植物，也没有蔬菜，也许有20万犯人或政治犯，在城市建设和采矿的过程中死去。多年后，年年融化的积雪还继续冲刷着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的头骨和遗骸。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大约有 26万居民挤在这个荒芜的地方，和零下 40摄氏度的严寒以及从一个像狄更斯所描写的冶炼厂里大量冒出的硫磺烟雾做斗争，在北极有整整五个月见不到太阳。一位居民对来访的人说：“时间一直在流逝，但我们还在这里。 ”
从地理上和心理上来看，很难想象一个脱离曼哈顿快节奏的交易场所的环境。但在 1990年，保罗 ·都铎·琼斯和其他一些对冲基金经理就在这附近的保娜伊河（ Ponoi）的一个捕鱼露营地度假，他们在这个北极荒芜人烟的地方狂欢，和强有力的鲑鱼斗智。基于富有的人有时产生的直觉，他们决定，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这个营地，就应该把它买下来。当他们去和省政府协商捕鱼权的时候，他们听到的一个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在赫尔辛基表面上关于渔业的一次会议上，一名俄罗斯官员提到诺里尔斯克，感叹说前苏联煤矿的脆弱基础设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朱利安·罗伯逊老虎基金的前合伙人索普 ·麦肯齐本来在代表对冲基金渔民的利益进行协商，听到这里竖起了耳朵：诺里尔斯克的矿井含有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钯，如果这个产品开采量不足会产生全球性后果。
麦肯齐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每年都回保娜伊河，他把俄罗斯官员请到捕鱼营地，追问有关矿产及其前景的信息。他研究了钯金属的市场结构，发现这种金属有三个主要用途：牙科，对此的需求基本稳定；汽车的催化式排气净化器，因为对环境的监管，这个行业对此的需求在增长；还有就是手机，一个看上去还有些前景的新市场。除了诺里尔斯克，钯的其他主要供应地是在非洲，而非洲也面临基础设施的挑战。掌握了这些情况，麦肯齐的结论是，对钯的需求增长将超过其不稳定的供给。他自己买了一些这种金属，并将消息告诉了朱利安·罗伯逊。到 1994年，老虎基金买了价值 400亿美元的钯，一个年轻的老虎基金的商品专家德怀特 ·安德森（ Dwight Anderson）被派去那里调查。
安德森是罗伯逊雇用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在这个任务中，强烈的冒险欲望发挥了作用。他飞往莫斯科——当时西方的投机性交易者正在将它变成一个快节奏的城市，然后登上前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一架古旧的飞机飞往西伯利亚。当他在 11月一个阴冷的日子抵达笼罩在昏暗光线里的诺里尔斯克时，他看到了散落在机场的失事飞机的残骸，显然有些零件被取下来，以保证另外的飞行正常飞行。安德森咬紧牙关，尽量不去想他回去时的飞行安全。但是，当他第二天参观了诺里尔斯克的矿后，他被它良好的运作情况震惊了。
安德森见到过许多矿，但是这次的不同。这根本不像在阿巴拉契亚山（Appalachian）的煤矿，下去的时候都弓着身子；它也不像美国西部的露天矿，或是南部非洲的很深的矿井。
西伯利亚的采矿方法是真正的前苏联风格：你可以开着卡车进到底下，在让人晕头转向的巨大的洞里穿行。发掘的规模超过了任何必要的采矿规模，但这种过剩是一件好事。如果一个隧道或运输系统出了问题，还会有很多其他办法将矿石运出去；如果一个机械钻头坏了，手边就有两个废弃不用的，它们可以提供一些零件，就像机场被遗弃的飞机一样。
诺里尔斯克的庞大规模使它得以持续运行，安德森很快得出结论，那个说生产要崩溃的故事被故意夸大了——当地官员知道崩溃的传言会推高钯的价格，由于他们都能从矿产销售中得到好处，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来访的外国人说生产即将崩溃。
但是，安德森可以看到别的什么可能崩溃。在俄罗斯与各方人士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他确定俄罗斯人卖出的钯比开采的多：他们从前苏联废弃的军事装备中找出这种金属，然后出售。这种行为迟早无法持续，安德森估计大约在 2000年，就再也没有武器被拆除，钯的价格就会直线上升。因此，基于安德森的调查，老虎基金坚守钯的头寸，尽管背后的原因已经变了。这个头寸在接下来的三年都是亏损，但随后，我们将会看到，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老虎基金在西伯利亚的尝试是一个更大的动作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经济中封闭国家的大门对西方资本敞开，对冲基金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以前，西方人是不能进入科拉半岛的，无论是捕鱼或察看矿产；同样，在1990年以前，东亚和东欧国家只允许很小规模的外资进入其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小得在任何情况下都抓不住什么机会。但 1990年后，当索普 ·麦肯齐率领他的第一批垂钓者来到西伯利亚，新兴市场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发行量在一年内从 4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 1 000亿美元，而且这种迅猛的增长势头在那个年代剩余的时间里一直持续。
传统的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逐步开始投资于周边的经济体，但对冲基金出手迅速。到 20世纪 90年代初，他们买了大量像秘鲁这些国家的债券，并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1992年，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推出了一只名为量子新兴增长（QuantumEmerging Growth）的新基金，以利用这一新领域的优势。第二年，路易斯 ·培根的摩尔资本也依此设立了一个专门投资新兴市场的工具。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新秩序有很多好的地方。对冲基金在别人不愿意的情况下愿意提供资金；一旦对冲基金开了这个头，其他西方资产管理公司最终也会跟着来；而且因为外国人总的来说对选择给哪些公司提供资金比较老练，他们的出现常常会提高经济的资产质量以及数量。
但是，对冲基金在全球的蔓延也带来了风险。对冲基金可以提供资金给新兴经济体，使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几年，但它们也可以抽出资金，打击其经济增长。就像英国政府在 1992年以及格林斯潘两年后的发现一样，深入、迅速增长的资本市场可能会对货币和利率不利，打破一个经济体的政治家能主宰其国家命运的幻想。如果在富裕国家都是这样，在脆弱的新兴经济体里就更没错。
截至 1994年底，墨西哥在一次全面的货币危机中屈服。而事实证明，墨西哥的问题只是一个大得多的事件的预演——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由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策划的大事件。
在英镑交易之后的几年里，斯坦利 ·德鲁肯米勒给量子基金带来了更多的利润。
1993年，在债券市场的黄金时期，量子基金上涨了 63%；第二年，尽管债券市场崩溃，它仍然取得了 4%的收益； 1995年又回到了快速增长时期，回报率达到 39%。
但这些年里，德鲁肯米勒与索罗斯就他们的对冲基金的规模问题开始了长期争论。英镑交易表明，大规模可能是压倒政府的武器，但它也表明量子基金过于庞大。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曾认为，由于其基金的规模，他们应该出售价值 150亿美元的英镑，但他们只能够出售 100亿美元；这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基金规模小三分之一，他们就会以实际出售的数量——100亿美元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基于资金规模的收益率就要高出三分之一。
对于德鲁肯米勒来说，杰出的业绩数字是主要目标：他的收入和这个数字息息相关，他的自我形象也全在于此。另一方面，对索罗斯来说，他的考虑不一样。公司规模和回报率的大小对他的自我形象同样重要：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公司使他成为全球性的玩家，这可以提升他的著作和慈善事业的形象。索罗斯以唯一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个人而出名，他陶醉于连著名的政治家都争先恐后地要去他的办公室的事实。
有一天，索罗斯的一名员工听到老板告诉德鲁肯米勒说亨利 ·基辛格要来。
“你想和他说话么？”索罗斯问德鲁肯米勒。
“他知道什么消息不？”德鲁肯米勒反问，用一种对此很不屑的语气。
“噢，是的，”索罗斯回答说，他找到了一个吹嘘他的政治关系，又好像不畏惧基辛格权力的机会，“我不喜欢他，但是他确实知道一些事。”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达成了关于他们的对冲基金规模的协议。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将继续集聚资产，但这些资产不会流入量子基金。到 1996年，刚刚超过 5亿美元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新增了另外三只基金：量子新兴增长基金、类星体基金（ Quasar，由外部对冲基金经理投资）以及配额基金（ Quata，由一名神秘的驻守伦敦的宏观交易员尼古拉斯 ·罗迪提（ Nick Roditi）管理）。要运行这些新公司，索罗斯聘请了新的人才，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阿米尼奥 ·弗拉加（ Arminio Fraga）。他们两人在 1993年初次见面时，巴西人弗拉加刚刚辞掉巴西中央银行行长的工作，几天之内，索罗斯就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合伙人。
“斯坦利，我聘请了这个家伙。”他轻描淡写地告诉德鲁肯米勒。
德鲁肯米勒看着弗拉加——这个瘦小的、礼貌的、有学术风度的人，这是他考虑“如果我不能选择和谁一起搭档，那么我该怎么管理这只基金”这个问题的时刻之一，但他没有泄露这种想法。
“行，”他说，“让我们看看他能带来什么好处。 ”
在索罗斯公司的未来 4年里，弗拉加对对冲基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向传统的投资者回避的新兴经济体提供融资。他买了像巴西和委内瑞拉之类的拉美大国的债券；他涉足了摩洛哥贷款之类的另类投资；他买了巴西公用事业的股票，那些股票以国际标准来看便宜得不可思议。然后， 1996年底，弗拉加参加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二把手——斯坦利 ·费希尔（ Stanley Fischer）组织的一次会议。会议气氛总体很乐观：墨西哥的货币已经走出了危机，新兴市场蓬勃发展。不过还是有人问费希尔：“你认为谁是下一个墨西哥？”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个墨西哥，”费希尔回答，“但我确实看到在亚洲的一些不平衡，研究它们可能会很有意思。”弗拉加后来回忆说，这一评论“让我心里燃起了一些希望”。几个星期之后，弗拉加看到了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合写的文章，题目是《双重危机》（The Twin Crises），文章十分详细地阐释了货币崩溃和银行体系的崩溃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回想起费希尔的那个评论，弗拉加去找德鲁肯米勒。
“你介意我去亚洲看看是怎么回事吗？”弗拉加问他。
“没问题，”他回答，“去吧。 ”
1997年1月，弗拉加到了泰国。在拜访了当地官员、公司高管和经济学家后，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国家正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合写的文章里所说的“双重危机”的模式。泰国的出口受到中国——低成本竞争对手的打击，更糟糕的是泰国的货币与强势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挂钩，这更加削弱了它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泰国有着巨额贸易赤字，但它拒绝对此进行调整：这个国家没有放弃与美元的联系，以允许货币贬值来恢复竞争力，而是让消费多于其生产的产品，用外国人的钱来付这个差额。这样的安排让这个国家有很大的风险。如果外国人不想再借款给泰国，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出口足以弥补其进口费用以及偿还外债的量，而为了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泰铢将不得不下降——急剧下降。
弗拉加在泰国实情调查期间，外国人资助泰国的意愿已经越来越弱了。 1996年，泰国的一家大银行倒闭，让人对贷款给这个国家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泰国中央银行降低了利率，以防止给更多的银行带来麻烦，但是这又减少了外国债权人借款的回报，从而给了他们另一个去做别的投资的理由。脆弱的银行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的那篇文章所描述的一样加在了一起，对弗拉加来说，很明显这种相互影响可能变成恶性循环。如果外国资金撤出使得泰铢贬值，银行将从摇摇欲坠变成直接崩溃。外国对泰国的贷款大部分是用美元计价，这些钱流入房地产和其他一些项目，而产生的收入是以泰铢计价的。如果美元对泰铢上涨，这些债务就不可能还得起。
其导火索出现在弗拉加去视察泰国银行的时候。弗拉加连同索罗斯的亚洲股市研究专家大卫
·科维茨（ DavidKowitz）以及在中国香港工作的经济学家罗德尼 ·琼斯（ Rodney Jones）一起，获许会见中央银行二级官员。借鉴他作为巴西中央银行行长的经验，弗拉加提供了一些关于泰国所面临的困境的想法：一方面，政府决心保护货币汇率，这得维持高利率以吸引到资金；另一方面，泰国有贸易赤字和不稳定的银行系统，这使得货币贬值和较低的利率具有吸引力。
弗拉加的巴西背景使他不温不火，似乎更像是一个和善的新兴市场的人，而不是华尔街危险的掠夺者。因此，这位官员看着弗拉加，给了他一个一看就很诚实直白的回答。他简单地说，直到现在，泰国已接受任何被证明可以保持其汇率在指定范围内的利率。但现在重点可能要转变了。鉴于银行的麻烦越来越多，降低利率可能比保持汇率水平更加重要。
其实，这位官员提供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他承认，泰国的货币挂钩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做空泰铢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弗拉加和他的同事几乎可以想象一个装满了钱的手提箱，从接缝中就有钱掉出来，但为了拿到这笔钱，他们得假装没有注意到。如果他们的东道主意识到了他的这个评论的影响力，他可能会抢回手提箱：中央银行可能上调利率，提高借款做空泰铢的成本，或者可能会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打击外国投机者。弗拉加一向礼貌、内敛，对那个泰国官员和气地点点头，让讨论继续下去。过了一会儿，大卫·科维茨不动声色地将谈话引了回去。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理解，”他谦虚地说，“您能不能重复一下您几分钟前说的话，以确保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该官员重申了他的言论，索罗斯的这几个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泰国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告诉他们，他知道计划破产了：他已经承认并重申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官方声明怎么保证泰国将坚持盯住汇率，泰铢的贬值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韩国逗留之后，弗拉加回到纽约，并报告给德鲁肯米勒。他听了弗拉加的故事，迅速批准了交易，在 1月下旬的数天之内，索罗斯的团队卖空了价值约为 20亿美元的泰铢。这种卖出既是对危机的预测，也是可能引发危机的导火索：为了抵御来自德鲁肯米勒和弗拉加对泰铢的压力，政府出售了其越来越少的外汇储备的一大部分，并将利率提高了 3个百分点，鉴于泰国银行已经摇摇欲坠，这个加息幅度是难以为继的。但这个加息来得太晚，吓不走掠夺者了。索罗斯的小组已经借了 6个月期的泰铢贷款，并将贷款锁定在政府加息前的低利率，他们的头寸万无一失，德鲁肯米勒和弗拉加可以等到 7月底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中，关于对冲基金是否加速了亚洲金融危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之后会说到这个问题，但目前，一个相反的观点很突出：为什么德鲁肯米勒和弗拉加不做得更彻底一些，迫使泰国货币贬值？早在1992年，索罗斯小组出售了价值 100亿美元的英镑，约为公司资本的2.5倍。但投资在泰铢上的 20亿美元只是他们资本的五分之一，这只是德鲁肯米勒有能力出售的一小部分而已。通过重新利用他之前用的杠杆效应，德鲁肯米勒可以另外卖出 230亿美元左右的泰铢，迅速增加索罗斯基金的回报，并消耗掉泰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这会使它的储备枯竭，泰国将很可能在几天内投降，快速、巨大的利润对德鲁肯米勒来说显然唾手可得。但他为什么不抓住呢？
按照普遍的想法，索罗斯的团队是极其残忍的。但事实是，它对积极投机新兴市场的胃口有限。
索罗斯本人对投机就很矛盾——他喜欢说市场像破碎机一样摆动，毁坏经济，而不是像钟摆一样摆动。德鲁肯米勒更清楚他的目的，但他的重点并非泰国：他接受弗拉加和他的小组的意见，而缺乏当完全掌控一笔交易时所拥有的强烈的坚定信念。索罗斯基金公司基层有复杂的情绪：驻中国香港的经济学家罗德尼·琼斯对在发展中国家投机的道德准则问题提出过质疑：如果货币崩溃，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将被迫陷入极度贫困。早在 1992年，索罗斯就曾敦促德鲁肯米勒“全力以赴”。但是 1997年在泰国，索罗斯小组的一些成员感觉放不开手脚。
在泰国的讨论之后，琼斯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泰铢崩溃后出版的一本书中，索罗斯也给他的做法做了一个同样的辩护。这个辩护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投机起到预警的作用，而不是起到打击的作用的话，是会让贫穷社会受益的。
投机起到的好的作用是提醒各国政府变革的需要，就泰国的情况来说，就是泰铢必须贬值。这种信号对普通人来说可以避免苦难，因为政府对贬值拖得越久，最终的货币崩溃就会越残酷，那时外汇储备会耗尽，当危机出现时，资本大量外逃所带来的冲击就没有了任何缓冲的余地。投机有其潜在的正确性，但它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论证了投机。对泰铢的全力攻击触发了一场危机，而不是督促政府去避免一次危机。
在德鲁肯米勒首次出售泰铢之后的几个星期，泰国的行为揭示了琼斯和索罗斯理论的一个缺陷。只有在政府能足够明智地做出回应时，投机所产生的预警才会有所帮助。但是，德鲁肯米勒的空头头寸没有促使泰国理智地早点贬值，而是无视，这种无视的代价是惨重的：政府用光了其外汇储备，以一旦泰铢贬值就肯定亏本的汇率从德鲁肯米勒那里买进泰铢。与此同时，泰国的经济继续疲软。当罗德尼·琼斯在 4月的最后几天再次访问时，这个国家明显已经近乎停滞：
琼斯远远看到曼谷有 100台起重机，但几乎没有一台在工作；过度扩展的房地产公司已停止偿还贷款；泰国90家金融公司据说有 87家破产。泰国在 20世纪 70年代末曾经历过金融危机，但琼斯看到这一次更严重的危机有多恐怖。之前，贷款总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40%，而现在，由于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这个比率是 140%，这会使银行破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严重。琼斯推断，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当局还仍然有一点时间，他们应该理智地将货币贬值，而不是等着被迫贬值。
结果表明，琼斯在泰国的出现加速了这次危机，这也正是他担心的。泰国媒体将他的来访传播了出去，外国对冲基金就在周围的消息吓坏了紧张不安的本地投资者。泰国金融家和公司开始抛售泰铢购买美元，迫使中央银行再次进行干预，保持货币水平。 5月 11日的那个周日晚上，泰国总理差瓦立 ·永猜裕出现在电视上并声称要支持泰铢，然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上一句：他不能承诺能做到这一点。这次讲话加剧了这场危机。正如英国的情况一样，明明知道计划已经破产，却还是继续捍卫英镑，因此泰国的领导缺乏勇气接受其站不住脚的理由。而且，正和英国的情况一样，索罗斯小组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
差瓦立的电视讲话三天后，德鲁肯米勒将对泰铢的赌注从 20亿美元增加到 35亿美元。新的头寸仍然只占索罗斯基金资本的三分之一，如果德鲁肯米勒积极利用杠杆效应的话，这只是能出售的一小部分。但是现在德鲁肯米勒不再是游戏的唯一参与者，泰国投资者在搞垮泰铢，其他对冲基金也跟着。每天和德鲁肯米勒通话几次的保罗·都铎 ·琼斯很快开始下注，和他关系密切的集团里的其他宏观基金也是。继德鲁肯米勒之后最大的玩家可能就是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它建了一个后来达到 20亿美元的泰铢空头头寸。
就在德鲁肯米勒补仓的那一天，泰国中央银行被迫使用了至少 60亿美元的储备以维持泰铢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一周内，猛烈的攻击一直在持续。但泰国政府仍拒绝接受贬值，给弗拉加指明道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斯坦利·费希尔的访问也未能说服泰国政府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泰国政府没有屈从于市场，而是进行反击。
这是德鲁肯米勒没有全力以赴的第二个原因。金融交易商必须要应付市场风险，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政治风险。 5月 15日，德鲁肯米勒提高赌注的第二天，泰国当局禁止所有银行贷款泰铢给别的国家的人。这使得卖空的人处于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借入泰铢来出售，除非他们以惩罚性的利率得到离岸贷款。（摘选自《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