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茶道”一词的出现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此前，日本民族对吃茶的称呼主要是“茶の湯”或“侘び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茶の道”或“数寄道”的说法，但流传不广。其中“数寄道”仅出现在千利休时期前后的较短时间内。
现在，日本国内对茶道的习惯称呼仍然是“茶の湯”[[i]]，按照形式可分为崇尚形式的豪奢书院茶和茶室面积四畳半以下的素朴“侘び茶”。后者不仅是当今日本茶道的主流，在广义上也就是千利休茶道体系的全部。此外，根据日本茶道中的“真、行、草”三种级别的定义，“侘び茶”当对应于“草”级茶。可见，相比用“茶道”或“茶の湯”，用“侘び茶”来定位与分析千利休的茶道思想更加合适。
众所周知，与我国的传统饮茶习惯相异，虽然也存在类似的“煎茶道”，但日本茶道的“茶”就是指能边饮边吃的翠绿色抹茶。简言之，日本茶道是将精制的茶叶用茶磨碾成粉末状的抹茶，再将这种抹茶放人茶碗里，注人热水后用茶筅搅拌的过程和相应礼仪。可见“侘び茶”显然更贴近日本茶道的内在神韵。而探讨这种独特饮茶形式的产生，就要追溯到活跃在四百年前的织田信长[[ii]]、丰臣秀吉[[iii]]时代的一名茶师以及他提倡的茶道精神。
千利休其人
在“织丰时代”，茶师千利休与今井宗久[[iv]]、津田宗及[[v]]并称“天下三宗匠”，在当时就被尊称为“天下一宗匠”，位列日本茶师之首。在现今的日本文化生活中，体现其审美观亦冠以其名的物品数不胜数，如“利休灰”、“利休豆馅”、“利休豆腐”、“利休头巾”、“利休木屐”、“利休扇子”等。
一位茶师能够形成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实在值得深思。审视千利休的生平，他极高的茶道技艺和人格魅力固然引人赞叹，但也需同时参照当时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就像“英雄”与“时势”，向来都是相互造就的。
“织丰”茶师千利休
千利休（1522-1591）出生于今大阪府堺市的一个咸鱼商家庭，幼年名与四郎，19岁时改名为宗易，号抛筌斎。早年曾向北向道陈[[vi]]修习由“唐式茶会”演变而成的“书院茶”，后拜村田珠光[[vii]]的弟子武野绍鸥[[viii]]为师，修习“草庵茶”。另一说是，在向武野绍鸥求教前，千利休就已师从禅僧村田珠光，因此深得“茶禅一味”内蕴。63岁时在京都禁中小御所举行的茶会上，千利休才被正亲町天皇御赐“利休居士”之号。这个称号采自大德寺春屋宗园的语录，其意思是“名利共休”或“名利顿休”。
值得一提的是，在千利休之前，作为日本茶道开山者的村田珠光就创立四张半榻榻米的“草庵茶”和“茶禅一味”思想（姜天喜等2009）。
曾作为连歌师的武野绍鸥也将和歌引入茶道，提出了茶汤的真意在“侘び”。
（伊藤古鉴2006）他在《侘之文》中说“ 侘是真正的‘真深之心’，以此为旨，诗句、茶道知量禅味，实为格言故，爱奇货珍宝，选精好酒食，或乐于建茶室结构，摆弄庭木泉石，游乐设施，乃与茶背道而驰惟有专于茶道修行，方为茶道本愿，点茶全在禅法，功夫在了解自性。”芳贺幸四郎认为，千利休深化了“侘び茶”内涵，真正使茶道具的“和物”取代“汉物”，促使“侘び茶”从武士阶层扩展到平民阶层，即确立了茶道“侘び”精神和使茶道生活化。因此，千利休的茶道思想及体系被称为“侘び茶”。
在千利休剖腹离世后，中间辗转崎岖。到他的三个后人分别继承祖业，承袭或创立了茶室不审庵、今日庵、官休庵，并分别称为“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被茶道界统称为“三千家”。其中“里千家”是当今最大的日本茶道流派。除三千家外，日本茶道流派还有远州流、大日本茶道学会等许多流派。各流派虽在风格上各具千秋，但茶道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大同小异。有时流派差别仅在仪式步幅或茶巾颜色。
由上可看出，千利休对茶道上的贡献主要是，他将原本局限于贵族或僧侣的日本茶道塑造成了可以供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侘び茶”。具体措施就是在精神上给日本茶道注入新内涵，在外在表现上选择简素的茶室、茶道具、茶仪式等，而前者是后者的根本所在。
信长与秀吉的“茶头”
相较而言，中国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起初仅限于贵族或某些特定社会阶层、后来被推广到民间的艺术文化形式；也不乏自成一家、使“阳春白雪”融入“下里巴人”的艺者雅士。纵然千利休“侘び茶”促使茶道成为日本国粹，但若对一门纯艺术而言，拥有如此大影响力着实突兀。因此，“侘び茶”成长的外在因素不容忽视。
千利休生活的时代正是战乱频发、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开始交融的日本战国时期，与追求精神宁静平和的“侘び茶”精神迥然相异。
此前在日本平安时代，由中国传入的饮茶文化就是天皇、贵族、高僧们模仿中国唐文化的雅事。镰仓时代[[x]]从宋朝传回饮茶方法，把茶作为一种救命灵药，为寺院僧侣所利用。在室町时代[[xi]]，贵族书院茶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在新兴的武士阶层和富裕阶层中流行（滕军1992）。即，茶在流传入日本之始就与中国平民茶不同，在贵族中象征地位和修养，在僧侣阶层是神秘药材，后来对武士就是炫富与娱乐手段。
在室町幕府逐渐衰落时，武士阶层开始把握政权、占据主要统治地位。如同中国的开国皇帝总要编造神话故事来说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统治阶层更替可能引起的隐患，也需要能有稳定民心、广受认同的精神文化。如此，原先作为上层文化标志的茶道也渐成为武士阶层的教养要求。“当时上至幕府将军、下至各诸侯国大小领主都会聘请著名茶人为茶道老师，学习、推行茶道。”（滕军1992）作为当时茶道第一人兼巨商，千利休成为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茶头”也就理所当然。
据考证，到1570年为止，千利休曾和武将织田信长交好，至1573年左右，在日本妙觉寺中担任织田信长的 “茶头”[[xii]]。而织田信长又把茶道与政治融为一体，以掌握茶道代表控制中央政权，用赏赐所收集的名贵茶道具来笼络人心。
深究茶道能与政治相连的原因，一方面如赵方任（2002）所述“茶道所提供的禅的境界既可为随时面对死亡的武士提供一块暂时的心灵乐土，使他们能勇往直前，还可以化解武将们野鄙粗放的习性，这对将来统一后治理国家将大有裨益，因此织田信长积极鼓励部下学茶事茶。”
另一方面，在1582年“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杀后，已经62岁的千利休受到丰臣秀吉赏识，成为丰臣秀吉的“茶头”。相比织田信长更甚的是，丰臣秀吉将举行茶会和参与茶会的资格作为对部下的奖赏，把茶事提到了荣誉层面。这种荣誉化的茶事，对社会文化无疑具有了形成某种价值取向的条件基础。
追随丰臣秀吉的时期，千利休完整确立“侘び茶”思想，也走到了茶道艺术的巅峰。1591年，因政见和艺术见解均背道而驰，被丰臣秀吉赐死的千利休，在京都聚乐第霞屋町的私邸剖腹自杀。千利休之死也为“侘び茶”蒙上传奇色彩。
商人出身、后为僧侣的千利休却被赐与武士礼法的切腹，说明在当时千利休的个人地位远不止一个茶师。同时，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将茶道当成政治工具使用、并不遗余力地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下，千利休的“侘び茶”不再是纯粹的禅门修行，而与世俗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可见，千利休“侘び茶”在战国时期之所以受到各个阶层的追捧，与其他历史社会因素密不可分，比如贵族、僧侣赋予茶事上的高雅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将茶事茶具奖赏化，千利休本人则集名僧侣、巨商、“茶头”于一身。
在这些因素渐淡的当代日本社会，千利休“侘び茶”为何同样处在重要地位，仍值得细究。有人说“如果不是茶道，如今摆在日本料理旁边的可能就是可乐”，那么日本茶道与附着于可乐上的文化观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对现在日本社会风貌的形成有何影响，尚需深析千利休“侘び茶”的精神内涵。
[[i]] 本文为叙述方便，以“日本茶道”而非“茶の湯”来统称
[[ii]]织田信长（1534-1582），是活跃于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
[[iii]]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时代大名。
[[iv]] 今井宗久（1520-1593），战国时期最有名的茶道大师与堺市的富豪。
[[v]]津田宗及(-1591年)，堺的茶道家、富商。
[[vi]] 北向道陈（1504-1562），书院茶茶师。
[[vii]]村田珠光（1422-1502），被后世称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
[[viii]]武野绍鸥（1502-1555），为茶坛名人之一。
[[ix]]圆悟克勤是中国宋代的禅僧，禅门第一书《碧岩录》的著者
[[x]]镰仓时代（1185-1333），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
[[xi]] 室町时代（1338-1573），是日本史中世时代的一个划分，名称源自于幕府设在京都的室町。
[[xii]]原指佛前奉茶奉水者，也指即专职献茶和煮茶待客的人，这里可以视为茶道方面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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