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玩乐，“是最有学术性”，而“热爱生命，对什么东西都好奇，拼命问，问得多了，了解了，脑中产生大量的吗啡，兴奋了，手舞脚蹈了，那就自然醉，不喝酒也行，又达到另一种境界”
——蔡澜
蔡澜、董桥、李国宝，那些代表香港性格的人
文|夏芝然
人生意义何在？对蔡澜来说，这是一条很简单的答案，不过，假如未曾经过七情六欲，假如未曾阅览人生百态，假如未能寻到自己的做人之道，这条答案，一点不简单。
近年来，蔡澜的食家形象深入民心，不过，他自己却“宁愿叫自己一个‘人’，写作人，电影人，对于吃，不能叫吃人，勉强叫为好食者”。
从做电影到吃吃喝喝
开初，蔡澜是电影人。出生于新加坡，父亲副职电影发行及宣传，正职为诗人、书法家，母曾为小学校长，每日吃燕窝喝XO干邑，九十多岁，皮肤比儿女们还白晢。因父亲之故，蔡澜自小爱看电影及看书。长大后，因对绘图有兴趣想到法国留学，但他母亲知道他嗜酒，怕他到法国成酒鬼，于是他到日本在一家现时已成名校的日本大学学电影，不过，他“没有在学校学过什么有用的东西”，因为和现实生活的电影界完全格格不入。
因缘际会，蔡澜就此踏入电影圈，做了40年，电影令他多了许多旅游的机会，也见到人生百态，“看惯人类为一点小利益出卖朋友及家人，也学晓了宽恕。人，到底是脆弱的。”40年后，他“才知道原来我以为最喜欢的事，却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电影得对得起投资者，是团体创作，要建立个人风格，需要牺牲，他不忍心。从此，开始写作，因为那全然属于个人的，一张纸一只笔就行了，“如果说我还不能创造出个人风格，那就应该打屁股了。”
蔡澜于中学时已投稿到报社，发表了，就陆续写，还“靠稿费带女同学上夜总会”。蔡澜的文笔风格简易但内容、结构却很完整，看是随手拈来，结尾时却有神来之笔，蔡澜坦言，是下过苦功的，小时已看许多书，和父亲多年的密切通信也是写作，他常常是对题材时常思考，写完再看再改。对他而言，“作品能不能留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份真，有了份真，就能接触到读者的心灵。”有使命感的文字一定沉重，“和我的个性格格不入。”蔡澜的文风和他个性非常一致，不造作，不扭曲，他时常笑说赚点稿费，不过，“为理想而不顾钱的阶段，在我人生也有过，但是不多。”“钱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对日常生活没什么改变，钱只是一种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我是俗人，我需要这份肯定。”
蔡澜写吃做吃节目，做到街知巷闻，他笑说吃，其实是基本，由小孩吃奶开始就有兴趣了，不过，料不到，他小时候很偏食，不吃肥猪肉和鸡，只对豆芽百食不厌，大口大口塞进嘴，吃相还被父亲笑是“担草入城门”。他小时候不烧菜，但妈妈和奶妈都是烹饪高手，他独身到日本后，就回想她们怎么煮，试着做，失败再实习，也就懂了。“做菜是消除寂寞的好方法，一个人吃东西时，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顿好吃的来享受，生命就充实了。”现在，星期天，他还会大早到街市买大龙虾，懒懒慢慢地煮来做早餐，“配上好香槟和贝多芬音乐，唔，就更接近完美了。”
宁可牺牲一点点健康
当抽烟渐成了一种负面的形象时，蔡澜却懒理，“食肆全面禁烟，由洛杉矶开始，渐成了一种流行，如时装，大家来模仿。”蔡澜十二三岁读中学时，和同学到后山，你一根我一根地抽起烟，反叛行为，受詹姆斯·迪恩在纽约街头一张冷漠黑白照片影响，“寂寞之极，就决定抽了。”他父母也吸烟，都活到九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因支气管戒烟，酒倒照喝。“也许抽烟喝酒是遗传，不是我的错”，“抽烟完全是一种手瘾，我抽烟，是因为手指寂寞。”他随意随心，有一天，当他觉得吸烟闷了，就可能不抽了，现时虽然早上会咳，但还是抽，“智者说过:任何欢乐和享受都是由牺牲一点点的健康开始的。”假如有天他想戒烟，就戒，戒烟之后就抽雪茄。
人家去旅行，拍照买手信，匆忙转一圈回来，他在旅行学到谦虚和不贪心。有一次，他到印度，土女总烧鸡给他吃，他就问吃过鱼吗?土女问鱼是什么，他画条鱼给她看，还说没吃过鱼，多可惜。土女回说：没吃过，有什么可惜？
另一次，他到西班牙一个小岛，早上散步，见一个老嬉皮士钓鱼，他见其他地方鱼很肥大，就提议老头到那边钓，老头回答得妙：我钓的，只不过是午餐。对他而言，旅行不一定要住最好吃最好的，因为无论是怎样的旅途，都是一种体验及吸收，有时，有了最高级的享受，却失去了刺激和冲动，但重要的是一有机会便要放下一切，说走就走，“世界不会因你而不运转的。”
在世界各地游游走走，蔡澜最喜欢的地方，是香港，喜欢香港的原因，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是一碗云吞面或是很繁忙都好，他不认为自己因此而闲不下来，他认为这看你的心境，心太乱，住温哥华也烦躁。香港人的脑筋是华人中最灵活的，穷则变，变则通，总能寻法存下去。他坦言香港的艺术文化很落后，不过金钱文化却带来很多娱乐事业，影响华人世界，“香港电视剧、电影，海外谁不看？流行曲播到任何一个卡拉OK去，还有，香港人时兴什么时装，谁不跟着穿？谁说这不是一种文化？”
样样皆玩得称心如意
风流雅士，身旁美女如云，蔡澜却鲜有绯闻传出，“互相尊重就是。”不过，做节目时，“要忍受听她们讲对方的坏话”，有次，和女星到日本拍旅游节目，浸温泉换衣服，蔡澜不偷看，因他认为“男人在这时候看女人，不叫男人，叫爬虫；女人要大大方方给男人看的时候，男人看她们，这才叫男人”。
对于香港成功商人，蔡澜自有妙论，“学习他们的奋斗，但不该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太闷，只计较游艇多少英尺，连私人飞机都舍不得买，收藏名画、做环保等文化工作都不做。时下最流行的就是捐钱。他有很多钱，也捐，不过，对他而言，他简直不算做生意，是在玩生意。
有一种人，好像不需刻意的，于其才情，于其情趣，潇洒自如地就做到很多事情，蔡澜就是这种人，耍太极般的，三两拨千金，不见费劲，饮食、旅游、咸鱼酱及爆爆茶等杂货店生意，样样皆玩得称心如意，闲时学计算机、学写书法、画画，高兴起来，就画到领带上。什么都学得快，因他“当成生活的怡情，像养鸟种花，就学得快”。
男人对吃、喝、玩、乐，如小孩般地沉迷，不过，源自真心的喜欢及不倦的好奇心，不管他人怎看，但求无愧于心，摸出自己一套理念，才算是精于吃喝玩乐。于蔡澜看来，“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也不必给别人脸色看”，非常优皮，他属于自己，但从不勉强他人，“我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人生意义，蔡澜终究有其答案：吃喝玩乐，“是最有学术性”，而“热爱生命，对什么东西都好奇，拼命问，问得多了，了解了，脑中产生大量的吗啡，兴奋了，手舞脚蹈了，那就自然醉，不喝酒也行，又达到另一种境界”。
其他代表香港性格的人
董桥
董桥的书籍，精制的烫金的硬皮的封面上，印上如诗的书名，现时斤斤计较的香港出版业，唯有董桥，能做到。董桥文风优雅，富有绅士味道，情趣盎然。曾于英国伦敦大学做过研究，文中古今中外人文逸事皆写得挥洒自如，多年来，于文坛巍然不倒。在旧书店时常可掠到他身影，梳理整洁，一身中式服装打扮，收藏研究的:古书、古画、古董，皆和文人艺术有关，董桥的气质灵性时能透纸而来，已不能仅以优皮来形容他，或许，令人着迷的，就是他那旧派文人的从容及情趣。
李国宝
出身于名门望族，“富不过三代”的咒语没降临他家身上，是后人都争气之由。李国宝的东亚银行近年越战越勇。少时，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学，同时也考到会计师资格。曾为了创兴银行后人廖小姐而闹得沸沸扬扬。重点在于李国宝的约会发生于欧洲巴黎，鞋子就摆在二人下榻的高级酒店房间外，那对鞋子是特意订做，内侧烙印他名字，他的专门鞋模，就摆在欧洲专为贵族名人造鞋的老师傅鞋店里，以便下次订做。李国宝深知如何才是贵族享受，凭放在门外的鞋子已可窥见一二了。
最不能代表香港性格的人
邓永锵 是“上海滩”老板，他和上流社会几乎是形影不离。记得他是口叼雪茄，满脸红光，身旁是低调的英国籍妻子。他出身于香港名门望族，爷爷是人称“二少”的大慈善家邓肇坚，爷爷之后，身为长孙的他，广为人知。早年放荡不羁，娶明星老婆，继而离婚，占去不少报纸头条版面；为赌而失去英国大宅，曾两度破产。然而，这无损于他东山再起，1991年，他在中环旧中国银行大厦开办著名会所中国会，会费高昂，但据闻会所的吃喝玩乐的玩意是不惜工本，因此，吸引不少达官贵人。
他懂得享受，但品味不浮夸，曾担任古巴驻香港名誉领事，取得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御用雪茄Cohiba的代理权，不仅是为了生意，是为了示范才算抽上好的雪茄。开办中式服饰店“上海滩”，他就是活宣传，穿上那件中式外衣，型格就跑出来。不过，邓永锵是脱离于香港的，香港只是他事业的一个桥梁，本土文化色彩，在他身上，始终沾不到边 。
榜样：杂家
香港的精英阶层会把精力投身到任何领域，他们觉得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和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就有了诸如“太平绅士”这种民间监督荣誉称号。由于大多数人仍旧受到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很方便地获得全世界任何自由发表的信息和言论，使得他们的生活充实而有使命感。一通百通的个案举不胜举。
衰样：适应能力差
大家都是华人血统，却因为政治环境不同而产生许多差异。香港毕竟地少人多，要朝内陆发展必然要接受不同文化熏陶下的政策的不同。不能因为部分政策优悦，例如免税条例、选举法等，而自认为对其他地区就有指手画脚的资格。是否离开香港这片羊水之地，一个个插满高度营养管子的人，便失去生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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