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假如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会想什么？我会为什么高兴，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哭泣？抛开治疗，精神病院到底是安居所还是恐怖的精神围墙？
诗人食指在北京第三福利院里最害怕的事，是一支烟熄掉了。这个简单细节背后通往一个巨大的黑暗。终于有人写出了他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世界。他庄严而努力地保存着心里混乱的微光，一个脆弱的人格被粗糙的生活摩擦，血淋淋地，发着尖锐的叫声。这些痛苦与我们熟知的爱恨、企图都没关系，如果非说是欲望，那就是一个诗人仅剩的欲望——在无比黑暗的生活里抓住破碎的单词，并且写出诗来，但他所做的与我们正做的何其相似：在我们生活中那些令人恐惧、逃避的黑暗领域，我们都希望抓住一些破碎的东西，并且对这种无力和焦虑无比熟悉。
郭路生画像：2002年，离开福利院
作者：张爽
郭路生因去山西杏花村插队，中断了学业。1973年，郭路生被北医三院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入院就医，1975年病愈。1978年首次使用笔名食指（因为他的母亲姓石，石子的谐音）。1990年复病，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一直到2002年4月出院。
在福利院期间，郭路生每次回福利院时都说是“回家”。他利用擦楼道，洗餐具后的独处时间，在病友们午觉和晚饭后看电视的时候，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废纸上积攒诗行，他不让烟火熄灭，那是灵感的微光。
我可以简单想象出他在福利院的日常一天。
大约6:00左右，必须起床。吃完简单的早饭，可能会到户外稍微活动活动？但郭路生免了，他应该早中晚都要刷碗、擦楼道。上午至少有两个小时要和大家一起在活动室中度过吧，要吃药，还要看着病友们吃药。偶尔哪个病友会出一些小问题，或者大问题，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郭路生一定不得安宁。上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就是郭路生一天中最盼望的午饭时间，他认真吃饭，不论饭菜好吃还是不好吃，他都会细嚼慢咽。他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即使坐在饭厅的中间他也会沉默，他在酝酿心绪，或者咀嚼那些他琢磨了好些日子的文字。
大家吃完了，都去睡午觉了，郭路生开始收拾饭厅，开始给他所在的病区的病友刷碗。因为心中正在琢磨词句，刷碗的过程就变成反复思索的过程，或者什么也不想，保存住那一丝秘密的微光，那心中的一丝阳光，一会好让它照耀在灰暗的稿纸上，让诗句变得有生命力。郭路生大概会享受刷碗的过程，他将干净的碗筷整齐地放进碗橱之后，一定会愉快地用破旧不堪但却依然干净的毛巾擦干他那双强壮有力的大手。刷碗、擦手就如同一个完整仪式的序幕。此刻，郭路生要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走到值班室，让男护士给他点烟。每次干完活，他仅只被容许点一次烟。郭路生叼着这根烟，安静地走回饭厅，坐在他平时此刻坐的位置上，让最初的几口烟雾充满他的肺和他的周围。他铺开一些能够找到的废纸，从蓝白条住院服口袋中掏出一个铅笔头。第一根烟很快就吸到尽头，烟头的强烈光芒温暖着他的脸，把他微微蠕动的嘴唇照得发出些微橙色的光，他的眼中反射着这些光芒。此时，饭厅变成宁静的空荡荡的教堂。笔虽小，但很沉，诗人仍旧没决定如何表达他这些天反复琢磨的一句诗句，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他的心中或者宁静如涓涓细流，或者奔腾如江海，或者干脆心乱如麻。好不容易刚进入状态，刚要落笔，时间到了，男护士通知他必须离开饭厅，去到病人活动室去。
下午是最难熬的，活动室可能并不喧嚣，但在医生、护士、病友中，郭路生无所适从。那些诗句呢？中午就要流下笔尖的那些诗句呢？！他痛苦地想在被药物破坏的记忆中搜索到那句他终于要完成的诗行，同时，孩子般地望着窗外，期盼或许今天会有朋友来看望他，他只要接上一点朋友的烟火，肯定就能再次想起那句被丢在饭厅的诗。整个下午他都痛苦地望着窗外，这是上帝不会光顾的地方，谁来一趟都不免觉得晦气。但是前天的确有几个朋友来过，他们见到他真的很高兴，他更高兴。可外面的世界大概是属于朋友们的，福利院才属于他，福利院就是他的家，他必须这么想：“福利院才是我的家”。郭路生平静下来，他开始和病友们聊天，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都太有主见了，和他们思辨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一下午的聊天中郭路生一无所获，他盼望有人和他谈论文学，谈格律，而不是政治和时势，更不是每个病友都能胡乱想出的子虚乌有的故事。如果能到外面生活，哪怕是极简朴、粗陋的生活，不再被人看管和打搅，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天气好的时侯，下午会安排户外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等同于监狱放风。郭路生却高兴地漫步在小小的院落，这是他一天中仅可能的锻炼时间，他要充分利用。
晚饭非常简单，但依然可以刷碗，依然可以有１小时用刷碗争取到的独处时间。在饭厅，郭路生抽着烟，突然想起来一个词，他赶紧记在一张纸上，他翻看以前记下的几个词，他的脸不再是吃过药变木的那张脸，它慢慢融化了，舒展了，每根皱纹都变成了漂亮的弧线。他记下的词像一些粗糙的小珠子，但仍旧发出他迷恋的色泽，他现在打算把这些珠子穿成一个朴素的项链，献给缪斯。每个珠子都是他搜肠刮肚得来的宝贝，都不舍得丢弃，直到不得不为了让缪斯收下这朴素的瑰宝而舍弃那几粒。手中的烟就要燃到尽头，他沉浸在构思中，忘记接上下一只烟的火种，等他想起的时侯，烟已经烧到了过滤嘴，他匆忙地，笨手笨脚地赶紧掏出一只没点过的烟，对着那仅存的一丝火光猛吸几口，可是，太晚了，那一丝火没有点燃新的烟卷就暗淡下去，最后完全消失。郭路生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失落，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自己责备自己：“我怎么能让烟灭了呢，我怎么能忘记接烟呢！”唉，没有了，一个词都没有了，这些跳跃的词没有火光的陪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没烟了，这些词全都是垃圾！郭路生痛苦地坐在座位上，他彻底垮了，他开始哭泣，或者他做出了一些那些护士不能理解的事情，跺脚、咳嗽、因焦急而快要窒息地大口喘气……男护士闻声冲进，把他按到凳子上。郭路生恳求：“请给我点只烟吧。”护士回答：“你的疯病都犯了，还抽烟？！”说时迟，那时快，两名护士配合默契，一只注射器针头扎进郭路生的胳膊，同时，紧身衣套在郭路生身上。郭路生立即安静下来，他被拖进病房，迅速进入忘川。
夜里，郭路生苏醒过来，他听到老鼠啃东西的有节奏的声响，他仔细聆听，眼睛看到临床的病友在一把一把地吃一袋白砂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家属送来的糖，这个病友总怕别人偷走，就在当天深夜全吃掉。病友吃完砂糖，发现郭路生看见了他的秘密，他欣慰地抖落着塑料口袋，示意，糖全部吃光啦！病友安静下来，呼呼睡了。郭路生却再不可能入睡，这又是一个因为失去全部意义而想跳窗一了百了的无眠夜晚。但他被皮带绑在床上，他痛苦得想喊叫，可他不能喊叫。他要表现出正常人的理智，他要重新擦楼道、刷碗，重新争取膜拜缪斯的时光。
郭路生真诚地告诉大家，福利院才是他家，不会有人理解这句话。这个家多么让他无处可逃啊！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位天使爱上了疯诗人，并且担保郭路生出了福利院。天使是上帝亲自派来的。真的，她有凡人的名字，叫韩乐。
在福利院，郭路生是不是能在病房中养一些他喜爱的植物？
出院后的郭路生特别喜爱养花。
我第一次和杨健老师去拜访郭路生是在2004年的春天，那时郭路生刚好出院整整两年。但这一次去的不是百万庄他父亲的家，而是不远处更小一点的一个一居室。房间虽小，但却摆满了绿色植物。阳光从惟一的南窗照射进来，植物在地板上投下婆娑的影子，让房子充满生机。
郭路生一直和杨老师谈文革中的地下诗歌，我坐在一旁聆听，并给他们照相。可惜屋子还是挺暗的，照出的照片都显得曝光不足，几乎没有一张好的。
两年的自由时光让郭路生看上去几乎恢复了青春，他没有吃过很多精神药物的木讷，眼睛明亮得如同星星。
上帝作证：每一个生命都是顽强和正常的，即便是疯子，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个正常人。尽管郭路生承认自己是疯子，但在此我用“疯子”一词，我还是下了很大决心。
后来又去看望过几次郭路生。在一次又一次很融洽的聊天过程中郭路生都会背诵一首他新写的诗。我目睹过很多诗人念自己的诗，但郭路生从不念，刚写的，也要背诵。他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而是在急迫地热切地用眼睛、大手和全身心表达。在他家，他背诗，我就坐在他身边，强大的情感力量令我窒息，我捕捉到了他疯狂的眼神和富有表情的一双大手。并画过两次郭路生的速写。那个眼神并不是导致我在人生最凌乱无序的9年中念念不忘完成这幅画的动力。那眼神并不是我灵感的源泉，而是客观事实。我喜欢极简的作品，也喜欢心灵的写实，像怀斯那般，或者像克里木特，而那需要一种类似戏剧效果的外化能力，确切地说是需要一个象征符号。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符号。
郭路生和我面对面交流时，我从未有过要画一张他的肖像的冲动。画像的灵感只来自于一瞬间。那一瞬间我被昏暗的房间中的这个精神分裂的疯子的真诚、痛苦、平静的表达吓住了。那一刻，我盼着赶紧有人来敲门，要不我就赶紧逃跑。
其实换了哪怕一个孩子都可能不害怕，用戏剧语言描述出那一瞬间也非常苍白。
【我和郭路生在他家里从下午聊到暮色苍茫，屋子里越来越暗，郭路生没有开灯，他突然问我一个我迫切想知道，却一直不敢问的问题。】
郭路生：你知道我是怎么得的病吗？
我内心有点兴奋，一边摇头，一边表面镇定地：不知道。
【郭路生伸直胳膊，用手指了指我们所坐的沙发对面的那面墙。】
郭路生：那边有台机器，控制着我。
我抬头望望了墙，不解地：哦，是你幻想出来的吗？
郭路生：不是，就在那堵墙后面，我清清楚楚地知道，那里有一台机器操纵我。
我：别人知道吗？
郭路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我突然觉得害怕了，我想站起来开灯，但我是客人，这样做太唐突。此刻郭路生全面陷入确认那时那堵墙后面的确有台机器的疯狂中，我被他强大的暗示攫住了，觉得那台机器现在还在，而且会把我也弄疯。我不知说什么，陷入恐惧中。而此刻郭路生不再说话了。屋子里除了黑暗就是外面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我有些慌了。】
【郭路生突然站了起来。他在黑暗中显得异常巨大。】
郭路生：我出去买一斤包子，大馅包子，特别好吃，你等着。
我慌张地：我去买吧。
郭路生：你不知道在哪，我认识那家人，他们也认识我。
我：哦，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郭路生：不用，你等我一会，我马上回来。
我不情愿地：那好吧。
【郭路生匆匆离去，并且从外面撞上了房门。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无所适从。然后，突然想去卫生间。刚进卫生间，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我匆匆冲水去开门。郭路生已经等不及了，在外面嚷嚷。】
郭路生焦急地：你在里面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开门。
我狼狈地冲到房门前：来了，来了。
【我把门打开。】
郭路生：这么半天不开门，你在我家里干什么呢！
我解释：我在卫生间。
郭路生焦急地：我忘了带钱了，我去买包子。
【郭路生一边说着一边拿了钱就又走了。这回没关门。留下我，在房子里坐立不安。】
这么多年中，我都不能从墙后面的机器的强大暗示中缓过劲儿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聆听墙后的机器发出的各种令人不安的声音，这些声音中有交流电特有的那种持续尖叫，有上下左右传来的洗衣机、电冰箱、电视、音响发出的浑浊不清的变形了的噪音，有各种马达发出的启动、刹车、加速的震人心魄的轰鸣……只要我竖起耳朵，我甚至能听到钟表走动和发报的哒哒声。这些声音此起彼落日夜不停地陪伴着我，我甚至不敢在我自己的房间中说话，因为在那万种大小机器发出的声音中，我可以分辨出调制解调器正在不远处采集我发出的声音……这种强大的听力正是被郭路生墙后的机器吓出来的！
可是，就在那天，离开郭路生那间昏暗中的房间后，我慢慢兴奋起来，机器——这便是我苦苦寻找的符号。我要在画中表现一台永不消逝的，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精巧实则具有伤害力的机器。
我开始满世界寻找机器，废旧的798工厂中的重型机器不尖利；各种进口机器包括屠宰场的机器外包装都精美光纤，一点不可怕；现代流水线机器又长又拖沓，而且太大，放不进任何一堵墙中……无奈中，我拆开旧钟表，里面各种齿轮让我惊叹不已。但是如果把它放大，像机器吗？尤其是怎么让它具有恐怖气象。自从拆了钟表后，看到互相紧紧咬合的齿轮，“时间机器”就开始令我着迷起来，这个听上去并不可怕的熟词竟然出现在我梦中，那些巨型尖硬的齿轮把我吓醒了。梦醒时，我突然想起平克·佛罗伊德的音乐片《迷墙》中那个将孩子们送进流水线绞成肉馅的机器！《迷墙》这个片名简直是郭路生“墙后的机器”的同义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这幅画的名字也应该是《迷墙》。我买了两张《迷墙》的光碟，生怕其中一张是坏的。我反复看片中的那台绞孩子肉馅的机器，它冷酷、永动，甚至没有恶魔般具体的表情就摧毁了我的神经，我相信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天天看看这台人肉绞馅机，我就会像郭路生当年发现墙后的机器操控着他直至他疯掉一样被绞馅机弄疯。
我画中背景中的墙中或者墙后的那台带有坚硬齿轮驱动钢锤的机器并不可怕，它不足以让人发疯，它仅仅是一个暗示符号，它不能太直白，更不能抢夺疯子的眼神，不能抢夺大手的表情，它的力量只能和画面左前方桌子上的玫瑰香刚好配平。它没有我梦中的机器可怕，但这个机器符号的内涵却能散发出恐怖信息。
玫瑰香的美是犹豫的，它脆弱、易碎。它能和机器的力量抗衡吗？当然不能！它仍旧仅只是一个符号，它的象征源自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曾犹豫过，到底是紫葡萄还是鲜花？！我选择了我最爱吃的玫瑰香。因为她包含了巨大的情感力量，我要让她的力量大过机器。我蔑视机器。
当然还有打火机和透明的茶杯。这些内容也很重要，缺一不可。在福利院与郭路生相濡以沫的是香烟和茶。他们是眼神、大手、机器、玫瑰香的不可缺少的伙伴。
画中，疯诗人身上穿的原本是一件深蓝色的棉坎肩，但那不足以表现出郭路生离开福利院之后，他恢复了的美好体貌，我改为绿色。
2002年4月，54岁的郭路生离开了居住12年的福利院。而我正是在此之后和他聊天、听他背诗、被他吓坏的。我用9年画完了《2002年，离开福利院》，中间画画，停停，终于在2013年3月完成。画完之后，我和朋友们说我画完了一张比燕京神学院壁画更用心的画。然后，我开始在网上寻找郭路生，我看见他的头发全白了！
2013年3-5月
题图：张爽作品，郭路生画像《2002年，离开福利院》
附记：
2013年6月9日我请老鄂、李南、田晓青、孙名来画室看画。老鄂第一个到，他鼓励我说画画得挺好的，他还谈到我写的文章，说事实上，福利院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苦得多。我写得太轻了。
老鄂谈起他和一些朋友见过郭路生的医生。医生明确告诉大家，在中国治疗精神分裂的方法是给病人吃药，这些药物能让病人的脑力和生命力一点点降低，直到最后死亡。生命力顽强的能坚持十几年。老鄂说，郭路生不但属于生命极其顽强的病人，而且他的脑子、身体没有全部被毁掉还能清晰地思考非常复杂的问题，还能有大量准确的记忆，这纯属人类奇迹。
老鄂说他亲眼看见郭路生的病友们每天是多么期待医院吃药的时间到来，他们对药物产生了依赖，大把的药片发到手，他们就一股脑地赶紧吃下去，然后表现出明显的心满意足，或者说是安全感。医院做到了让病人对药物非常依赖。
老鄂说，事实上郭路生非常害怕回到福利院。尤其是2002年出院之后，他对福利院的恐惧感有增无减。郭路生在福利院期间是原单位负责医药费，但是如果在他退休之前，只要出院，他就没有了这个待遇，很可能连工资都没有了。估计现在郭路生应该有很少的退休金。
郭路生在福利院期间，一些朋友自发组织起“郭路生基金会”，该会的所有捐款都由老鄂负责掌管，有些朋友提出每次去到福利院看望郭路生的所有费用应该由基金会开支，老鄂坚持不动那笔捐款，他认为应该谁去看望郭路生谁自己出资。在郭路生出院后的第二年（应该是2003年），老鄂将基金会全部获得的捐款如数交给了郭路生本人（大约几千元）。自此，基金会好像再无人捐款了。
老鄂说，福利院在中国是介乎精神病院和医院之间的一种机构，福利院和监狱一样，要靠在福利院住院的人挣一些钱。第三福利院有个很大的果园。平时像郭路生这样的病人除了刷碗、擦地之外，还要到果园里劳动。有时是拔草，有时是剪枝。老鄂和朋友们去看望郭路生的时候，有时就是到福利院后面的果园中去找正在干活的郭路生。体力劳动对病人很重要，老鄂反倒觉得这样是很人道的，总比只呆在一个封闭的活动室要好多了。但是，劳动对一个诗人来说是非常粗糙和艰苦的吧。好在郭路生在此之前当过知识青年，这些工作应该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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