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据时代的老上海，在断壁残垣中，逐渐恢复看似平静的恐怖统治秩序。人们在绝望中毫无尊严的活着。
这个昔日繁华的大上海，如今已经是个黑暗城市。
上海的十里洋场的风光不再，灯红酒绿的背后，暗藏着复杂的杀机。
1939年12月21日，人来人往的上海静安寺路上，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冲出一间名为西伯利亚的皮草店，纵身跳入防弹车内。
紧接着枪声四起，子弹只打到了车身，随即防弹车加速前进，立刻消失在街道上。
这位差点被暗杀的男子，是汪精卫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执行这场暗杀行动的是重庆国民政府中统局的女特务——郑苹如。这一年，郑苹如二十三岁，那年她刚从上海法政大学毕业。这次失败的刺杀事件被张爱玲改编成了小说《色戒》，小说中邓苹如变成了王佳芝，易先生的名字易默成则来自于丁默村和胡兰成。
郑苹如的父亲郑英伯是浙江兰溪人，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在日本郑英伯加入了孙文的革命行列，成为同盟会会员，是国民党的党国元老，父亲的革命背景，深深地影响了邓苹如。
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是日本人，有个日本名字叫做：木村花子，是日本名门闺秀。花子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国，改名为郑华君。郑华君为郑家生下了二子三女，中日混血的血缘并没有影响郑家的爱国行动。
位于上海的万宜方，是郑苹如的出生地，在当时这里是法国租界区。1918年出生的郑苹如，排行老二。在木村花子的教养下，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这位中日混血的女孩，在十九岁那年，被中统局吸收为女特务，那时她还是个大学生。流利的日语对郑苹如的特务生涯有莫大的帮助，她很快地打入了日本军官在上海的交际圈，混进日军报导部新闻检阅室任职，并成为军部电台播音员。
也是发生在十九岁那年的事，1937年7月，上海《良友画报》第130期，这位封面女郎，正是郑苹如。因为名门的身份，郑苹如不愿全名曝光，只让良友画刊为她写下：郑女士三个字。
郑苹如是位极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开始担任长片山大佐秘书，混进日本官佐之间，得取日本作战情报。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她大约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中统局的支持。
后来郑苹如被告知结束对日军情报的搜集，她的新任务，比先前更为棘手。
郑苹如曾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情报，因此政府对她极为倚重。于是，他们把制裁汉奸丁默村的重要任务交给她。
丁默村，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一个裁缝兼裱画店的家庭。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靠国民党。
1930年，丁默村被派到上海，以中学校长的公开身份，直接领导直属情报小组。
有着特务人员的冷酷特质，丁默村很快地被陈立夫所重用。1934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设“调查统计局”，丁默村由陈立夫援引任第三处处长，专管邮电检查。第二处处长戴笠掌握军警动向，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掌管党务。
1938年，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从延安叛逃武汉，陈立夫命丁默村主持“招待”。丁受重用，引起二处处长戴笠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受到追查。
后来戴笠的军警处改制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隶属国民政府。徐恩曾的党务处，改制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中统局管调查，军统管执行。而丁默村所掌管的三处解散。
战后丁默村接受审判时，在审判庭上，他曾说起这段往事：第三处取消时，我始离职，那时我因病甚烈，有胃病、肺病、心脏病，身体弱到极点不能工作，所以由汉口乘飞机到香港治病。而事实上当时，他被指贪污，失去职务仅留下军事委员会参议的空名。
抗战爆发后一年，离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丁默村在香港养病，他接到了前下属李士群的来信。丁默村与李士群惺惺相惜：他们都曾加入共产党、另外都在国民党任职期间贪污。李士群告诉他为特工服务。事实上，是成为日本汉奸，对丁默村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挣扎。
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汉奸头目李士群开始拉拢丁默村，而丁默村则欣然应允，与土肥原贤二频繁接触，大肆出卖国民党情报。日本人大为欢喜，责成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成立日本上海特工部。此后丁默村官场得意，一路蹿升。为了压制上海的抗日舆论，他接连制造了多起血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
1939年3月21号的午夜，住在越南河内高朗街72号的汪精卫夫妇早已就寝，刺者潜入楼上的寓所内，破门而入，一阵扫射后，汪精卫的侄子，也是他的贴身秘书曾仲鸣，躺在血泊中。
军统局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并没有成功，而曾仲鸣之死让汪精卫做了一个决定，他将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彻底划清界限。
事实上，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恩怨在孙中山病逝后进入白热化，两人关系始终分分合合，而没有军权的汪精卫在他和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始终败下阵来。
1939年5月6号，汪精卫搭乘日本军舰北光丸从越南河内抵达上海，汪精卫住进日本人管辖的虹口区，也就是现在上海的东体育会路7号，当时称为重光堂。
汪精卫回到上海后不久，两位汉奸特工丁默村和李士群在日本特务系统的安排下和汪精卫接上了线，两股黑暗势力正积极地勾结策动一起大阴谋。汪伪集团开始和重庆国府的特务机关正式交锋。和汪伪集团接触时，丁默村的特工总部才刚成立两个多月。
位于上海市万航渡路上的逸夫技术职业学校是一所新建的校园，寂静的校区内，完全看不出这里是汪伪特工的所在地。
汪伪政权建立前后，丁默村的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的极思菲尔路76号，占地超过十亩，简称七十六号。
根据数据显示，整个七十六号主要是由丁默村所设计，大门是牌楼式的建筑，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用来安装机关枪。
在大门的东侧，有二十多间相对应的平房。做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在大门的西侧，有一栋楼房是电讯室。电讯室旁的那栋建筑是看守所，看守所旁花园，有一栋三开间的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作为现场指导和监视使用。日本的上海特务总部部分人员进驻在这里。
七十六号的主要建筑位于正中央，是栋三楼洋房。这栋主建筑的二楼是丁默村和李士群的办公室兼寝室。
三楼有两个房间，是所谓的犯人优待室。后来郑苹如被抓后，就是被关在这里。
整个七十六号，是个被隔离的世界，再加上丁默村和李士群特有的恐怖手法，这里是汪伪特工的杀人魔窟（仅在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竟然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七十六号的嚣张行径引起国府中统局和军统局的一阵恐慌，在计划杀汪精卫不成后，国府的特务机关转向首号特务头子——丁默村。
接触过丁默村的日本人犬养健这样描述他：长相平凡，五尺身材，有肺病锢疾，脸色苍白，少言寡欢。有病吸鸦片，喜壮阳药，好女色。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堂兄弟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郑英伯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江苏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郑苹如在明光中学读书时，丁默村曾当过这个中学的校长，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
1939年，郑苹如奉命诱杀丁默村。为了削减丁默村的疑虑，郑苹如设计了“不期而遇”的场景。她盯上行踪神秘的丁默村，在驶往外滩方向的电车上，两人有了“巧遇”。郑苹如与丁默村有过“师生之谊”，两人早就有过一些交往。郑苹如在电车上亲热地打招呼，两人相谈甚欢，情意若隐若现。分手时，丁默村给郑苹如留下了电话号码。此后，两人频频约会。
好吸鸦片的丁默村几乎是烟不离手，特务的基本训练，养成他多疑的性格。阴险狡诈的丁默村当时虽才三十七岁，但因吸食鸦片过度，外表看起来，比他原有的年纪要衰老的多。年方二十三岁的郑苹如，正值花样年华，但为了拿取汪伪政府的情报，并卸下丁默村的心防，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
郑苹如的美貌，果然让丁默村动了心。不久后，郑苹如成了丁默村的私人秘书，轻易地进出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根据犬养健的回忆录里，有一段有关郑苹如和丁默村的描述：
一脚踏入七十六号杀人魔窟，郑苹如心里清楚的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她决定将自己的身体，推向致命的枪口。
丁默村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村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
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
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村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此时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托出“刺丁”计划时，正中李士群心意，为防事迹泄漏，他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上海的外国租界区，街上弥漫着圣诞节的过节气氛。
丁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丁说要去虹口，郑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让丁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村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村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村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协助”成分，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功败垂成。
眼看丁默村冲出皮草店，郑苹如故做镇定，她不疾不徐地走出皮草店，但她意识到，似乎她的身份已经曝光。
刺杀事件当晚，丁默村匆忙地跑进一场日军所主持的宴会。那天晚上，他迟到了一个小时。
刺杀失败本应撤离，但郑苹如却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于是她继续与丁默村虚与委蛇，郑苹如打了电话给丁默村，试探他是否知情。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但她哪知丁默村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
三天后，当郑苹如驱车到76号要见丁默村时，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住，她被关进76号的囚室。但不论丁默村如何逼供，郑苹如始终不承认自己和中统局有关，她神情自若地面对一切。
郑苹如被俘的消息，很快地传进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的耳里，一心想取代丁默村的李士群正等待着丁默村垮台的时机。在一个餐会上，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技巧地让丁默村的太太赵慧敏知道了郑苹如色诱、行刺丁默村的消息。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派了佘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丁默村再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村与李士群都不知道。
汪伪政府的首脑人物恼羞成怒，对重庆当局不择手段暗杀己方大员非常恐惧恼恨，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
1940年2月，汪伪政权下达了对郑苹如秘密执行枪决的命令。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由林之江担任行刑官，押着她到沪西中山路附近的荒郊旷地上执行。解押她上车时，讹骗她是解赴南京，不久即可开释。等到抵达中山路附近的荒郊要她下车时，郑苹如已经知道这里将是她的殒命之地。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了一口气，对林之江说：“白日青天，红颜薄命。你我有数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为晚。若君无意，则有死而已。唯勿枪击我面，坏我容貌。”
林之江对此一代红颜，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前。枪声起伏，郑苹如连中三枪，两枪击中后脑，一枪击中胸部，血溅荒郊，一位温婉娴淑的女子就此殒命，年仅23岁。
根据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在其回忆录《人鬼之间》中的记载：周佛海返回重庆被拘押期间，曾与沈醉详细谈起关于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和一个女特务的事情，沈醉因不了解情况摸不着头脑，当天就返回军统局查实这件事情，但很多人只知道有其事，却不了解当事人情况。因周佛海认定这个女特务是重庆方面的特工，沈醉即安排军统人事处详细调查。后查明如下：
该女子（郑苹如）确系为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工作人员，利用美色引诱丁默村，并发展到同居，后来在皮草店刺杀丁默村失败，随即被汪伪政府特务机关逮捕杀害。但该女子非正式特工人员，仅为一外围“交通”（志愿招募人员），死后故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记录，问其当时参加刺杀丁默村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因为“感觉刺激、有挑战性”——就去做了这件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沈醉曾报戴笠，追认郑苹如为正式特工人员，并向其家庭发放了抚恤金。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特务下毒毒死。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日本。不久汪伪政府倒台，丁默村再度投靠重庆的国民政府。战后，丁默村在1947年7月5日，以通谋敌国的汉奸罪名被处死。
汪伪政府曾以郑苹如为人质，要挟其父亲，希望他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郑英伯以自己有病在身毅然拒绝。郑英伯听闻女儿死讯后一恸成疾，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
“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哥哥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
对爱情郑苹如不是没有想象。事实上，在大学时期，早已有了意中人。郑苹如的男朋友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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